第一节　分期回顾

关于宋词的发展分期，自宋人以来，已从不同的角度作过多种探讨。这里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加以介绍。通过对前人分期之回顾，事实上也就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宋词的发展。

一、前人的探讨

关于宋词发展分期的最早说法，是南宋时期汪莘提出的“宋词三变”说。他在《方壶诗余·自序》中写道：

唐宋以来，词人多矣……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直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1)

按：汪莘（1155—1227）之为词，与苏、辛一派相近。这里所谓“三变”之说，虽然只是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不是全面客观地考察宋词流变，但他从与艳词相对的一个侧面揭示了宋词的发展变化，对后人考察宋词的发展分期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代词论繁盛，对宋词的发展变化，多有分期划派之说。因为人们喜欢以唐诗宋词相提并论，而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又早已得到广泛认可，所以清人往往以词比诗，主张词亦有初、盛、中、晚。尤侗《词苑丛谈序》云：

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

这里提到的宋词名家有所偏失，但其比附唐诗，四个阶段的划分还是清楚的。与尤侗同时代的刘体仁在其词话《七颂堂词绎》中写道：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成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

所谓“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就是说，他是以初、盛、中、晚的分期框架论词之一体在唐宋元明历代的演进，而不仅仅是论宋词的发展。张其锦《梅边吹笛谱跋》又将慢词与小令分开来论述。论慢词则谓北宋为初唐，南渡为盛唐，宋末为中唐，金元为晚唐。其论小令，则撇开初、盛、中、晚之说，而与诗史相比附：

小令：唐如汉；五代如魏晋；北宋欧、苏以上如齐、梁；周、柳以下如陈、隋；南渡如唐，虽才力有余，而古气无矣。

与张其锦的比况方式相通的，还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

以词较诗，唐犹汉魏，五代犹两晋六朝，两宋犹三唐，元明犹两宋，国朝词亦犹国朝之诗也。

以词史比诗史，陈廷焯的说法更切当些。

着眼于词的发展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中的说法更具有词史意义：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因为只是评价东坡词而不是纵观整个宋词的发展，所以只说到前之柳永与后之稼轩，但纪昀及其他四库馆臣抛开初、盛、中、晚的空泛套话，以宋词名家的词史地位来比况唐诗名家的诗史地位，思路甚新而富于启发意义。

二、胡适三期说

20世纪的词学研究，因为词史类著作的增多与系统意识的增强，大都会涉及宋词的发展与分期问题。1926年，胡适在其《词选·自序》中提出了他的词史观。(2)他说：

我以为词的历史有三个大时期：

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

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

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1650—1800），为模仿填词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

这就是胡适的词学观。在此基础上，他又把第一个时期的唐宋词分为“三个段落”：

（1）歌者的词

（2）诗人的词

（3）词匠的词

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

胡适对词这种文体并没有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他自具有学术的敏感，这使他能够在短时间的接触濡染中就提出一些颇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而且他又非常自信。他在表述了自己的词史观之后说：“这是我对于词的历史的见解，也就是我选词的标准。我的去取也许有不能尽满人意之处，也许有不能尽满我自己意见之处。但我自信我对于词的四百年历史的见地是根本不错的。”是的，胡适把唐宋词分成这样三个段落，以及他对每个段落词的特点的概括，都具有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特点，而且具有启发与认知意义。但当他再进一步分说时，就暴露出他浮光掠影、主观率意的缺点了。比如他说苏、辛等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又如说姜夔、吴文英等人“不是词人，不是诗人，只可叫做‘词匠’”;又说“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却要作词，所以只好作‘咏物’的词。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班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似此则不免口滑，不仅有失公允，从治学态度来说也显得不够严肃了。

三、六期说

更多的词史或词学著作倾向于把宋词的发展分为六期，大致为北宋三期、南宋三期。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年开明书店初版）可以作为这种分期观的代表。在该书第三章“宋词作风的时间分剖”里，作者以“宋词的自然趋变，同时大作家的影响与时代的转变”作为考察与分期的依据，把宋词分为六期，并作了概括说明。摘引如下：

第一期　由宋初一直到仁宗天圣、庆历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代表作家为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

第二期　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是花之怒放时期，是创造时期，同时也是北宋词最灿烂、最绚丽的时期。代表作家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

第三期　由哲宗末年，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以前止，是“柳永时期”的总集结时期。代表作家为周邦彦、宋徽宗赵佶和李清照。

第四期　约自宣和以后起，直至南渡后庆元间，约七十余年当中。是传统下来的词学史中一个桠枝旁干的怒出，是由苏轼到辛弃疾的一个最光辉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大词派：一派为放达颓废的词人，以朱敦儒为最杰出；还有一派是愤怒的词人和热烈的志士，以辛弃疾为最伟大。

第五期　由嘉泰、开禧间起，是苏辛一派词的终了，姜夔时期的开始。代表作家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

第六期　为南宋末期，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代表作家为王沂孙、张炎、周密。

这种六期分法，打破了胡适“三段说”的粗糙把握；对宋词的发展作了近距离考察，因而也更接近词史的客观面貌。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龙榆生《中国韵文史》等，也都采用六期分法，只是在各期名目及代表性词人等方面略有出入而已。把他们的主要观点梳理出来，可以列为下表：(3)

以上的几种分期，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削足适履、剪裁词史以就其主观给定的发展模式的倾向。比如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词史，都把晏殊、欧阳修放在“宋初词坛”来论述，而把柳永放在第二个时期，而事实上是柳永比他们二人都要年长。词学界考证柳永生年有971年、980年、984年、987年诸说，(4)即使我们按照唐圭璋先生的考证定其生年为987年，那他也比晏殊（991—1055）略长，而和比他晚生20年的欧阳修（1007—1072）相比则差不多分属两代人了。而且我们还知道柳永景祐元年（1034年）方及第，(5)而“及第已老”，那么他致力于词的创作应远在这之前。甚至是当欧阳修以荻杆画地学字的时候，晏殊还在秘阁读书的时候，柳永就已经是伶工歌妓追逐的著名词人了。可是就在人们已知柳永生年早于晏殊和欧阳修之后，却仍然坚持把晏、欧放在宋初词坛，把柳永放在晏、欧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就因为晏、欧是继承南唐冯延巳词风且以小令创作为主的，而柳永在词调的创制、题材的开拓等方面多有创辟，而且又是以长调创作为主的，所以按照先小令后长调的惯性思维，仿佛就该晏、欧在前，柳永在后。同样，把基本同时的周邦彦与秦观、贺铸分开而划入后一时期，把姜夔与辛弃疾等分开而划入南宋后期，似乎也不是因为时代、年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更符合周邦彦结北开南的词史地位，符合姜夔统领南宋后期一个被人为地勾勒出来的格律词派的情形，即符合一个人们主观给定的词史框架的缘故。人们似乎只能适应一个单纯的、清一色的共时性词坛，而不能接受同时词坛上小令与慢词共生、婉约与豪放并存的局面。事实上，各类词史所勾勒、展示出来的词史面貌，与宋词当初的原生状态相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提纯或被简化了。当我们追索词史发展脉络的时候，我们总想通过挖掘、勾勒形成一条不断不复、不枝不蔓的词史线索来，而事实上词史却是按照“复调”法则组织起来的一个五音繁会的乐章，一个被时代因素和词人个性率意点染出来的五彩斑斓的画卷。

四、王兆鹏新六期说

因为有鉴于以上的一些偏失，王兆鹏在他的《唐宋词史论》中提出了宋词六段分期的“修正版”。他对以往词史分期的重大调整，在于淡化了分体别派的意识，而充分注重词人群体的共时性原则。按照这种原则，柳永和晏、欧就同在一段，周邦彦与苏、黄同在一段，一向被单独描述的李清照也与叶梦得、朱敦儒、李纲、张元幹等同在一段，姜夔也与辛弃疾被划归同一段落。他把这种分期方法称之为“代群分期法”。于是形成了如下的“宋词代群分期表”：(6)

这是对过去流行百年之久的宋词分期的一种突破与超越。讲词史而注重词人年代，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柳永、姜夔之“代群”变动，也只是回归历史本然之必然。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在强化时间概念的同时也强化了“群”的概念，为了使这些词风各呈异彩的词人有一个归属感，他又概括出六个“词人群”的名目。本来，所谓“代群分期法”，强调的是同代之群，所以，把叶梦得等人称之为“南渡词人群”是可以的，但把浪迹四海的柳永（尽管他也做过屯田员外郎）与晏、欧等人并称为“台阁词人群”，就显然并不妥当了。因为文学史研究中早就形成了与“流派”宛转关生的“群体”概念，而要把这些政治倾向、人生姿态、创作风度各不相同的词人概括成一个群体名目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要下一点功夫，在柳永与晏、欧之间，在姜夔与辛弃疾之间，找出一些相近相通因素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必要的。换个角度说，在同一时代的词坛上，既有柳永这样致力于通俗的慢词创作的市井词人，也有晏、欧这样位居宰辅而染指小词创作的台阁词人，正可以见出当日词坛的多姿多彩，有什么不好呢？另外，因为把北宋三期压缩成了两期，而南宋又多出来一个“江湖词人群”来，故孙惟信、黄升等人亦有幸成为一个代群的代表性词人，无论从创作成就还是从声名影响来看，似乎与其他各期的代表词人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