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解“自主、平等”的基础

1876年2月，朝鲜与日本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以下，简称修好条规）。⁽⁵⁴⁾其间的条约交涉，在朝鲜方面的接见大臣申櫶（1811—1884）、接见副官尹滋承，与日本方面的全权大臣黑田清隆（1840—1900）、副全权大臣井上馨（1835—1915）间进行。朝鲜方面的译官是玄昔运与吴庆锡。⁽⁵⁵⁾姜玮等人也作为随员加入其间。⁽⁵⁶⁾这样一来，朝鲜政府便将对日开国作为方针，以修复“旧好、交邻”为目标，开始条约交涉。其时，“旧好、交邻”的修复，归根结底是为了缔结不曾有过的“近代”条约，这于朝鲜政府而言，想必也是早有觉悟与预料的。下面，将围绕与公法的关系，讨论交涉的过程。

2月11日第1次会商之时，黑田质疑申櫶“是否被赋予全权，拥有专行之权”。其内涵，在于希望以公法为基准，进行交涉。申回复，“朝鲜本无全权，并不知全权为何”。会商初日，朝鲜政府并未授予申全权。之后黑田一再要求。终于在几天后的19日（第4次会商前日），朝鲜政府授予了申全权。这意味着接受了公法的标准。数日间，朝鲜方面参考研究了与全权相关的文献。其中应该也包含《万国公法》。《万国公法》第3卷第1章的题名为“论通使之权”，其中第8节“全权之凭Full Power”中有“商议立约，全权之据”。

翌日的第2次会商，黑田提出，“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拥有平等之权。本条约草案乃基于国际间通义（rights、权利）所起草”，将自主、平等这一公法原则写入条约草案。并未预料到这一点的尹滋承，反问条约为何。⁽⁵⁷⁾黑田说明道，“所谓条约就是开放港口，进行两国间的贸易”。申再次反问，“继续300年间的通商，不曾有条约的必要”。黑田回答“今日世界各国通商，缔结条约。日本国也与各国缔结了许多条约，进行通商”。对此，申力言无法按照日本与各国之例。黑田无视于此，胁迫“没有全权，无法审议条约”。如此一来双方的谈判便中断了，但申要求向日本方面递交条约草案，且关于条约缔结，要求给予延期时间，以便进京与政府协商，黑田接受了这一点。

到13日，玄昔运与吴庆锡完成了条约草案的汉文翻译工作。在同日进行的第3次会商期间，围绕这一条约草案进行了协商。黑田要求申櫶速速将条约草案递交政府，决定修好通商的方针以便回复。同时，日本更是威胁有增派军队的打算，此外还追查过起往的文约问题。申对此进行抗议，“实是太缺诚信礼教，续修旧好无需称兵”。第3次会商就如此结束了。

14日，高宗与包括议政府在内的重臣讨论了对日方针，但并未得出结论，而是决定根据申櫶的详细汇报再定方针。朴珪寿虽然批评“日本称以修好，而带来兵船，其情叵测矣”，但仍暗示应与其修好合作。⁽⁵⁸⁾同日，申櫶回京向国王呈交了报告书。应该注意的是其中记录的“日本全权曰，两国之间阻隔，即条例不明故也。不可不讲定约条，以为永久不渝之章程，则两国必无更阻之端。而此皆万国公法之不可废者也”。⁽⁵⁹⁾这正是黑田在第2次会商时的发言。然而在日本方面却并没有“国际间的通义”（黑田）、“万国交际普通之例”（井上）等涉及万国公法的记录。那么下面的推定就成立了。当时，申櫶知道万国公法，而以高宗为首的政府官僚之间，也了解万国公法的用语。

15日，朝鲜政府开始了条约草案汉文译本的审议与修改删定，完成了反提案。⁽⁶⁰⁾到18日，朝鲜政府指示接见副官尹修好条规正在审议中，但原则上同意了修好通商。⁽⁶¹⁾19日，朝鲜政府告“以委任便宜随事裁断之意，请知委于接见大官”，也就是说给予了接见大官申以“随事裁断”之全权。⁽⁶²⁾20日朝鲜方送交了反提案，朝日两方对此进行了逐条审议。如此经过同日的第4次会商，双方于27日签订了修好条规。

朝鲜政府的反提案，“别无可论”地承认了日本方面条约草案的第1款，“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里反复言及，表明朝鲜方面了解这一含义。那么，朝鲜方是以什么为基础了解的呢？可从反提案得知，其一是清国与各国间的条约文件。还有一个只是推测，就是《万国公法》。其中出现了“自主、平行”语词。如前所述，没有用平等一语。如此说来，可以推断很有可能是用平等的意思来了解平行。因此，可以推测朝鲜政府承认没有必要修正草案中的“平等之权”。

朝鲜政府还获取了清国与各国间的条约文件。⁽⁶³⁾在反提案完成时，参考了这些条约。实际上，日本方面条约草案的前言（头辞）中，用了“大日本国皇帝陛下”、“朝鲜国王殿下”这类不平等的尊号。朝鲜政府对此反驳“修好条规册子头辞，只举国号，而不必称以两国君上位号之意”。要求删去“皇帝陛下、国王殿下”。为此朝鲜政府参考了“中国现行英国条款头辞”。此头辞中提议“只大清国特简大学士某，大英国特简伯爵某云云。今者只称国号，有何不可乎”，要求省去两国元首的尊号而只用国号。

例中的“中国现行英国条款”指的是1858年6月缔结的清英天津条约。此条约的前文以“大清皇帝、大英君主”开始，实际上使用了两国元首的尊号。⁽⁶⁴⁾但是其后有“大清国特简东阁大学士”、“大英国特简（中略）伯爵”，记录了两国缔约人的名称。朝鲜政府以此例为参照，要求日本方面仅用国号，这在某种意义上多少有些强制的含义。当然，日本方面接受了这一要求。其理由一定是因为，既然标榜“自主、平等”，就不得不承认其要求的稳妥与正当。此外，还有别的例子，就是在日清修好条规的前文中有“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等，只用国号。这或许也影响了日本方面的理解。

清英天津条约中值得关注的是，其第3款中“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的文字。其与“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相似。这也一定对朝鲜方面关于“自主、平等”的理解有一臂之力。当然，天津条约之外，清国与别国缔结的一系列条约中也使用了“自主、平等”与“平行、均”等字样。可以推断在完成反提案时，朝鲜政府为求准确参考了清国条约文件。

当时朝鲜方面在反提案中使用了“平等”等词。日本方面的条约草案第2款中，有“日本国朝廷，自修好之日以十五月后，派出使臣，到朝鲜国京城（汉城），须得亲接秉权大臣，商议交际事务”，“朝鲜国朝廷，随时派出使臣，到日本国东京，须得亲接外务省贵官，商议交际事务。此使臣或留滞东京，或随事务整理”。此条规定了两国使臣—公使的驻京事务。对此朝鲜方面反问“何必使臣之留滞于京城乎”，拒绝日本公使驻京。但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反驳，这一否决被暂且撤回了。⁽⁶⁵⁾朝鲜方面还反对“秉权大臣”与“外务省贵官”之间职位的差别，认为“恐非平等之礼也”，提出“彼使见我大臣，则我使亦见彼大臣”的修正意见。其结果，便是朝日修好条规的第2款中，这被修改为“得亲接礼曹判书”、“得亲接外务卿”这样的对等职位。

朝鲜政府如此重视与日本间的平等关系。“旧好、交邻”的关系，也就是通信使关系这一传统可以视为其背景。通信使关系，围绕着形式上的地位高低，有着相互竞争，但实际上是平等或是与之相近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朝鲜方面理解“平等”的传统基础。

当然，修好条规中也包含了不平等的款项。比如第4款中“朝鲜国釜山草梁项，立有日本公馆，（中略）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承认日本可在釜山开设领事馆并进行通商。“新立条款”也就是缔结通商条约之时，两国间的不平等增大了。特别是第10款中，关于两国间“犯罪交涉”，规定“皆归日本官审断”，“均归朝鲜官查辨”。根据这一条款，确认了日本方面在朝鲜的开埠地与居留地拥有领事裁判权，由此可知其不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