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比幸福

为什么铜牌选手比银牌选手更快乐？

康奈尔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曾经和两个学生做了一项研究：请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评价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各项比赛中获得奖牌的选手在冲过终点时和在领奖台上的情绪表现，给选手的表情打分，满分为10分，表情越开心，分数越高。结果他们发现，在比赛结果刚刚宣布时，银牌选手的平均得分只有4.8分，而铜牌选手的得分高达7.1分。在颁奖仪式上，铜牌选手的快乐表情有所收敛，但仍有5.7分，而银牌选手变得更不开心，表情变成了4.3分。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铜牌选手与银牌选手的开心程度的差异在统计水平上十分显著。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人们的开心程度应该与其成绩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表现得好，成绩优越，我们会很开心；反之则不开心。按照这种逻辑，银牌选手应该比铜牌选手开心，因为他的成绩只是在一人之下，却在其他人之上。

根据吉洛维奇的研究，产生这种意外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人的反事实思维不一样。所有人都在用反事实思维进行思考。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基于与现实相反的条件或可能性进行推理的一种思维过程，或者是对事实的一种替换想象。人们通常是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过的事进行否定，进而建构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即“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银牌选手的反事实思维肯定是往上比较，因为对于银牌选手而言，奖牌已经到手，他只要再努力一下，就一定可以获得金牌，所以，往上比较的反事实思维很自然。铜牌选手更可能有往下比较的反事实思维，因为他差一点儿就可能是第四名，得不到奖牌，因此，往下比较的反事实思维更自然些。比较的方向不同，人的情绪受到的影响也就不同。

十几年后，我的好朋友——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大卫·松本（David Matsumoto）教授和美国《世界柔道杂志》（The World of Judo Magazine）的编辑鲍勃·威林厄姆（Bob Willingham）对2004年雅典夏季奥运会上获得柔道比赛金牌、银牌和铜牌选手的面部表情进行了计算机分析，分析结果再次验证了吉洛维奇的发现。更有趣的是，银牌选手不但表现得不开心，甚至还流露了悲伤、轻蔑和冷漠等负面的情绪反应。当然，这些银牌选手在领奖台上还是会露出笑脸，只不过他们的微笑大部分是伪装的、礼节性的。

再举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傅园慧的案例。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傅园慧在发现自己夺得1 000米仰泳铜牌后开心地说：“啊？第三啊？噢，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当她在2017年的游泳世锦赛上获得50米仰泳银牌后，她难过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由此可见，银牌选手确实不如铜牌选手开心。

生活中的反事实思维

上述研究生动地说明：一个人的成就、获得和收益到底有多大，与其幸福没有完全的正比关系，但是这和他的认识、判断密切相关。

当我们往上比较的时候，我们很难感受到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而当我们往下比较时，我们反而会知足常乐。这就意味着，真正影响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的，是我们的预期和比较。

生活中，我们经常有与别人比较的冲动，我们感觉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比较的结果。当其他人聪明、灵巧、成绩好的时候，我们就显得愚昧、笨拙、成绩糟糕。当你刚刚为5万元的年终奖兴高采烈，却发现你的同事比你多拿了5 000元时，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开心。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意无意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呢？

在进化史上，远古人类为了规避风险、活得更久并成功繁衍，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就是从属于某一集体。他们通过不断将自己和部族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保护自己不被集体排斥：我这样做是否合适？我是否达到了别人的预期？我的贡献够大吗？别人喜欢我吗？……直到今天，人类大脑依然沿用过往的模式，通过跟其他人比较来向自己发出“受欢迎”或“被排斥”的信号。

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主要原因。每个人都有了解自我、评价自我的冲动，但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会把他人当作比较的尺度，在比较中获得意义。另外，我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不一定是那些比我们优越很多的人，往往还是自己周边的人。也就是说，虽然某富豪可能会给自己定一个亿的“小目标”，但我们不会和他比，而如果自己身边的某人比自己每个月多赚2 000元，估计有些人就会不乐意了。

我们是如何进行社会比较的呢？社会比较可以细分为上行比较、平行比较和下行比较。上行比较，顾名思义，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指标上把自己与比自己强的人做比较，我们平时说的“攀比”就是一种上行比较。在财富、成绩、声望上和那些比我们强的人比较，往往会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但也不排除对有些人来说，上行比较是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愈战愈勇的动力。下行比较就是选择不如自己的个体进行逆向比较，这样通常会让自己感觉更好。

由此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对比效应。在现实中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在职场上看到竞争者衣着光鲜、信心满满、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产生自卑情绪，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反之，当我们面对一个唯唯诺诺、不善言辞的竞争者时，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增强信心，提高对自己的评价。另外一种是同化效应。对于一些有上进心、有抱负的人，当向他们展示更加优秀的个体榜样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技能水平和能力做出更高的评价。

社会比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这样的比较往往不准确。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别人的成功、幸福、财富状况，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不准确的。比如，请判断，一个出了车祸被撞断腿的人与一个买彩票中了100万元大奖的人，三个月后谁更幸福？多数人凭直觉会认为中了彩票的人肯定更幸福，实际上，心理学研究发现，二者在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人有非常严重的适应倾向。一个人中了大奖，刚开始固然会很开心，但是很快他就会陷入财务的烦恼，要面对缴税、朋友找他借钱、投资可能失败等问题。特别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奖者因为突然中奖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反而比未中奖者的更大些。研究发现，除了至亲之人亡故，一般来讲，人类所有的不幸遭遇，包括挫折和失败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三个月之后都有可能消失。

第二，我们在比较时有很多非理性的习惯。比如，你是否愿意和李嘉诚交换生命？因为李嘉诚是亿万富翁，很多人容易被这样的光环吸引，会不假思索地答应。但他们忘了，李嘉诚已经是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而他们的生命如此年轻，这样的交换不值得。这种比较容易受鲜明形象影响的习惯性思维偏差，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教授称为代表性思维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被对方有代表性的特征迷惑，我们比较的不是真实的整体结果。

第三，比较会对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在很多国家，富裕的人通过把自己跟那些较穷的人进行比较而获得满足感。但是我们发现，中产阶级和穷人往往更愿意与比自己收入更高、事业更成功、社会地位更优越的人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跟社会等级比自己高的人进行比较。

身处地区的贫富分化越严重，人们越容易感到不满足。我们很容易和住在附近的比我们过得好的人进行社会比较，这会让我们的自尊心和幸福感都受到伤害。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一个到处都是面积为200平方米的房子的社区，而你的房子有300平方米，那你显然会比同样住在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但周围的房子都是400平方米的人更快乐一些。

此外，媒体对富人生活方式的宣扬或者我们看到别人炫富，都会加深我们“相对贫穷”的感觉，从而降低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如何正确地与别人比？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然而社会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比较，即使我们自己不去比，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也经常会下意识地拿我们和其他人对比，所以才会出现“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老公”这样的“新物种”。

既然社会比较难以避免，你可以试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做出改变。

为了提升自己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我们可以选择向下比较，也可以避免比较。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自己在特定领域的能力和表现比较差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在这个领域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

如果比较的目的是给自己增加行动的力量，那么上行比较可以让我们产生积极的能量，从而提高得更快，进步得更明显。通过让自己相信自己是精英或者上层的一部分，强调自己和比较对象的相似性，我们会感觉舒适、快乐和被接受。

有研究发现，虽然癌症患者一般喜欢下行比较，但他们也希望获得比自己幸运的其他康复者的信息，从而让自己产生希望。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食的人也经常进行向上的社会比较。在冰箱上贴一张比自己瘦的人的照片，不仅能提醒自己留意当前体重，还使自己有了奋斗的目标、行动的灵感。所以向下的社会比较可能让我们感觉更好，而向上的社会比较更能激励我们努力行动。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更愿意从财富角度去衡量幸福。但人类的成功和幸福其实有着多元化的指标，幸福不光是财富，还包括愉悦的体验、满意的关系、爱的感受、生活的意义等多种要素。当我们在比较中减少对财务状况或者社会地位的关注时，我们就容易在其他方面找到自己的优势并感到满足。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竞技比赛中成绩的高低和职场上收入的多少还算有比较客观的衡量标准，但现实生活中，谁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谁的孩子聪明一些，谁的成就大一些，这些都是复杂的、综合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客观衡量标准。当我们因为比较而感到不幸福时，不妨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拥有什么，我们有哪些别人没有的特长，我们有哪些别人不具备的优势。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追求、目标和偏好等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生活体验，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比如，虽然我们的钱不如有些人多，职务不如有些人高，但是我们可能有更健康的身体、更美满的家庭、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更高的颜值，甚至可能就是更年轻。多元化的比较体系，相对而言更容易让我们感到幸福、满足。

因此，我特别提倡人们拥有精神追求。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精神追求可以给我们无限的精神财富。它不是简单的否定事实的阿Q精神，而是追求灵性、悟性、善意等感性境界的提升。不妨多一些对自己所拥有的生活的感激，少一些因比别人缺少某物而产生的焦虑，如此才能离幸福更近。

心理学家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和约翰·帕克（John Parker）于1984年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叫作“大鱼小池塘效应”（Big-Fish-Little-Pond Eectt），大鱼指的是那些特别优秀的人，小池塘就是和优秀的人相比较差的群体。

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为例。如果他们将自己与那些学习成绩更好的人进行比较，那么他们就会有相对较低的和学业有关的自我评价；如果他们将自己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进行比较，他们的自我满足感就会提高很多。这就像一条大鱼在小池塘里显得很大，而在大海里反而显不出什么优势。

研究发现，这种“大鱼小池塘效应”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马什教授等人在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并发现，在能力相差无几的学生中，在学生平均能力较高的学校里学习的那部分人，其学业的自我概念评价低一些；反之则更高。

在中国，也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俗语。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你是一条优质的大鱼，那么你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投向小池塘的怀抱，这样你会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不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具体怎么选，又要回到第一个方面——根据你的目的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