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一）运输成本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自空间经济学者提出“冰山运输成本”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如何降低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展开了研究。一部分学者提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正是制造业的投入（Macpterson，2008；Ramasamy和Yeung，2010），两者之间的地理距离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制造业无法有效利用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相互吸引而集聚在一起，最终极大地降低了服务对象的运输成本。对于这种观点，Kolko（2007）运用美国的行业样本数据从经验上间接地给出了证据，即随着运输成本的上升，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在一起的趋势更强。Markusen和Strand（2007）也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运输成本是决定两种产业集聚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运输成本的存在促使服务业集聚发展，这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分工与合作，有利于服务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国内学者关于运输成本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正在兴起。胡鞍钢、刘生龙（2009）基于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证明了交通运输的正外部性，举例来说，交通运输的发展增强了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部分劳动力自发地从低工资水平区域流向高工资水平区域，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显然提升了社会的福利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运输成本的下降能够促进劳动力的流动，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使得市场在地理空间上进行扩展，这时，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便会产生。更重要的是，夏杰长等（2010）提出中国势必会迎来服务经济时代⁽¹⁾，服务业将会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想象，运输成本外部性的有效发挥将会对服务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另外，宣烨（2013）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情况较东部地区处于劣势，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带来了高额的运输成本，西部地区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来降低运输成本。与之相反的是，胡宗彪（2014）在异质性企业的内生技术选择视角下对中国的不同生产率服务业出口企业进行了研究，总结出运输成本的下降并不会提升服务业的生产率。究其原因是国内服务部门的开放度仍然比较低，由政府规制等壁垒带来的服务贸易成本依旧居高不下，运输成本的下降幅度未达到发挥效应的最低水平。不仅如此，运输成本还会因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而被抬高（白重恩等，2004；胡向婷和张璐，2005），服务业的发展将会再次受阻。

（二）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由Tobler（1970）的地理学第一定律⁽²⁾可知，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如洲、国家、省等空间单元内收集到的数据一般具有空间相关性（邱瑾、戚振江，2012）。鉴于此，从空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越来越引起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相关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对服务业展开了研究，但相对集中在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和区位选择等宏观层面。例如，Eswaran和Kotwal（200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在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增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加快地区科技创新等方面起着“催化剂”作用，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将会大大提升区域内部的经济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集聚加快了高新技术的到来进而激发地区经济增长潜力，而经济的增长又会更多地依赖高新技术，这又会引起服务业的集聚（Wood，2006；Aslesen和Isaksen，2007）。众所周知，不同于农业品和工业品，服务业具有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的同一性。据此，服务业集聚需要考虑诸如经济、信息、人文和空间等区位因素（李文秀、谭力文，2008；方远平等，2008；陈建军等，2009），且不同的区位因素侧重会带来差异化的服务业集聚。

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为深入考察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例如，王琢卓（2013）运用中国2003—2011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测度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范围，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溢出范围是200千米，这与余泳泽等（2016）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席强敏和李国平（2015）认为在生产性服务业不断集聚的这一背景之下，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合理分工来协调地区之间的发展，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外溢效应。

总的来看，“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且，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值的不断上升，运输成本在服务业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试图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从理论上探讨运输成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降低运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路径；第二，运用空间计量学的方法分别测算中国整体GDP和服务业GDP的空间效应，以丰富前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