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同年８月２５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明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和１７日，中共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方针，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蒋介石于１０月２２日亲自飞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失了近３个师的主力部队，２名师长阵亡，７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蒋介石趁机取消了东北军３个师的编制。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对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的做法十分不满，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联系。１９３６年春，西北军和红军首先商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准备共同抗日。同年２月，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的协议。３月，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晤，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双方加强联系，但对中共抗日反蒋主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４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在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意识，应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谈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抗日准备工作。这样，红军与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甘肃会宁会师，中国革命的主力转移到了西北。这时，日本策动伪蒙军向察绥疯狂进攻，傅作义率部抵抗，绥远抗战爆发，西北成了抗日的前哨阵地。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联共抗日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他们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矛盾日益尖锐，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这时，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２６０个团约３０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１００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６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３０万国民党军对付３万红军，不要３个月，便可大功告成。

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国民党中央与爱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各界爱国民众与蒋介石反动政策的矛盾等等，都在这里汇集。西北成了多种力量与矛盾的聚集地，成了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是：共同抗日、挽救危亡，还是发动内战、自相残杀？

蒋介石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称要在３个月内把陕北“共匪”全部消灭，要张、杨做好“剿共”准备。对此，张学良公开提出异议，建议停止内战，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抗日。

１０月２７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迅速结束绥东战争，“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一、除抗日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１２月７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介石“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痛切地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蒋介石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勃然大怒，骂张学良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３小时。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到蒋的训斥。当晚，张、杨经过一番苦思，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

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１２日拂晓，东北军与第１７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同时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人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要员，并控制了机场、火车站。东北军驻兰州的第５１军于学忠也按张学良的密令，在兰州采取行动与西安相呼应，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后，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并电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后的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惊动了全国，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而孔祥熙、宋美龄等则主张和平解决。

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来到西安。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依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共同作战抗日，和平解决的方针。

１２月２２日，宋美龄、宋子文等抵西安。三方于１２月２３日上午，开始正式谈判，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谈判的结果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被释放。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扣押，蒋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实际上改变十年来的内战政策，开始与共产党谈判。

此后，全国范围的“剿共”和国民党军阀的内部混战基本停止，国内形势迅速出现巨大变化。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对内政策方面表示放弃对中共的武力“围剿”，代之以“和平统一”；在对外政策方面结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妥协。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也做出了重大让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四项保证：（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２）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３）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４）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

国共双方政策的变化，成为两党继十年内战之后重新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尽管在两党关系以及红军改编等重大问题上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以国共内战结束为标志，全国各党派和人民团体表示了一致团结对外的态度，从而宣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