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五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面积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１／１１；耕地面积３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１／４；人口７６２０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１／６，超过日本全国人口，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７０００万。

华北物产丰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

早在１９３３年７月６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交《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同年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当时世界舆论称它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谴责。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１９３５年１月４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望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通过一系列的密谋策划，日军从１９３５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

５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两汉奸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６月９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６月１０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７月６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应钦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通过《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５月３１日，４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以“关东旅行团”的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６月２３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在北平谈判。６月２７日，中方代表、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２９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这样，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后来，察北６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

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分离出去，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司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１０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

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上演。

１０月２２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

１１月２５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１２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制造的这一系列侵略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