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现状

基督纪元1947年人类处于何处，这个问题无疑涉及世界各地的这整整一代人。但是，如果就此问题进行一个世界范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答案一定歧见纷出。人多无疑意见多，但我们也必须同时询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问题要问谁？比如，现在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58岁的英国中产阶级，显然，他的国籍、他的社会环境和他的年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看待世界全景的观点。事实上，如同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或多或少也是历史相关性的奴隶。他能宣称拥有的唯一个人优势就是他碰巧是个历史学家，所以他至少能意识到他自己是一片有感知的漂浮物，漂浮在时间之流的漩涡表面。认识到这一点，他就知道自己对流逝场景的瞬间观看和碎片观看，其实是对那位测量者手中海图的讽刺。唯有上帝知道真正的全景图画。我们单个人不过是黑暗中的射手。

这个作者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年前，1897年伦敦的一个午后。他和父亲坐在舰队街的一个窗户旁，看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骑兵部队的队列行进，他们前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钻石大庆。他还记得自己看到宏大的“殖民地”军队——当时英国还这样称呼它们——那些不熟悉的独特军装时的兴奋：耷拉的帽子替代了铜盔，灰色的束腰外衣代替了红色军装。对于一个英国儿童来说，这个景象让人有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新生活的感觉。一位哲学家或许会沉思：哪里有生长，哪里就可能有衰败。一位诗人看到这景象，事实上也会被吸引，并表达一种类似的暗示。然而，1897年在伦敦观看这些海外军队队列行进的英国人群中，很少有人会是吉卜林[23]《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中的那种感受。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太阳正处于顶点，并认为它会永远如此，甚至用不着他们说那句约书亚曾在一个著名场合说出过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口令。

《约书亚书》第10章的作者至少意识到了时间的静止不动是一件异常之事。“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都没有这样的一天，这一天主在侧耳倾听一个人的声音。”然而，1897年的中产阶级英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科学时代的威尔斯式的理性主义者，却把他们想象的奇迹视为必然了。他们看到这一点时，对他们而言，历史已经结束。对外关系而言，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标志着结束；内政而言，其标志是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就帝国事务而言，则是1859年对印度暴动的平定。他们大有理由来庆祝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永恒的幸运状态，历史的结束将这幸运授予他们。“在可喜悦之处，幸福降临到我这一代；是的，我有丰厚的遗产！”

从公元1947年这个已经有利的历史观察点来看，这种世纪末中产阶级英国人的错觉显得非常愚蠢，然而当时其他国家的西方中产阶级都是这种感觉。比如，在美国北方，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随着在西部的胜利和内战中北方的打赢，历史已经走向结束；在德国，或者至少是在普鲁士，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随着打败法国和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同样的永恒圆满也达到了。对于五十年前西方中产阶级的这三部分人来说，上帝的创造工作已经完成。“啊，观看着它是何等美好！”然而，即使是在1897年，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人主宰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但他们在数量上只是这一代人中极小的部分。海外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不这样看，尽管他们可能无力，不能清晰地表达。

比如在美国南方，以及在法国，1897年有许多人赞同他们最近的征服者，历史已经走到结束，死者中间再也出不了邦联私党，阿尔萨斯—洛林也再不能恢复。然而，这种让优胜者如此满足的终结之感，却没有温暖一个战败民族的心灵。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噩梦。奥地利人仍然因他们1866年的战败而剧痛。要不是在一个帝国内——这个帝国的疆域由俾斯麦完整保留下来——潜在民族性开始活跃的话，他们也会是这同样的噩梦感觉，奥地利人会觉得历史又一次地动了起来，而且可能会有比克尼格雷茨战役更糟的打击在等着他们。此时的英国自由派的确在自由地谈论——得到了允许——对奥匈臣属国和巴尔干地区将要进行的解放。然而，尽管有着地方自治的幽灵和“印度骚乱”的冲击，但他们却没有想到，在东南欧，他们正遭遇政治清算进程的第一批征兆，而且它们正在传播，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会传到印度和爱尔兰，并会不受抵抗地传遍全世界，除了哈布斯堡王朝外，还会瓦解其他的帝国。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尽管此时尚未显现出来，但已经有一些民族和阶级如法国人和美国南方人一样，对最近这一把历史之牌非常不满，他们很不愿意承认游戏已经结束。那些被征服的民族，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总共有千百万！他们之中包括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广大人口，从华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波兰人和芬兰人决定要赢得自己的国家独立，俄罗斯农民决定要赢得对更多土地的拥有——1860年改革给予他们的是那么微小的一块；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梦想有一天能够通过议会制度来统治自己的国家——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像他们这样的人早就如此做了；年轻而又弱小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已经因糟糕的生活条件转向了革命思想，虽然这生活条件可能比19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工人们的还好一点。当然，英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在工厂采取的行动、工会和选票（迪斯雷利在1867年给予他们选举权），从19世纪开始已经明显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们在1897年不能也没有回顾1834年的《济贫法》，而中产阶级却回顾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历史的最终之语是智慧和慈爱的。他们并不革命，而是站在宪法的尺度上，决心让历史的车轮转动起来。对于欧洲大陆工人阶级而言，他们是能够走极端的，如同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种不祥的电闪中表现的那样。

说到底，想要变化的深切愿望，决心用这种或那种手段带来变化，这在失败者以及那些贫困的阶级和那些被击败或未解放的民族中间并不令人吃惊。然而，有一点很奇怪，如同1914年一样，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们还会把事情搞乱（如同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样，他们事实上并无多少可去获取，但有很多会失去），他们有意要再次打开并未安全关严的历史之书。

甚至早在1897年，一位社会地震学家就能够探测到那些地下的运动，他把他的耳朵贴近地面，深入解释那些隆起和爆发，它们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中历史强大破坏力行进的重新开始。今天，在1947年，五十年前在火山口旁无忧闲坐着的西方中产阶级，正在遭受的类似于此前的一场磨难——100年到150年之前的那场磨难——曾由世界主宰的战车强加给了英国工人阶级。这就是今天中产阶级的处境，不仅是在德国、法国、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而且某种程度也是在瑞士和瑞典，甚至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现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西方中产阶级的未来都成了问题，而结果并不仅仅是直接受影响的那很小一部分人关心的——西方中产阶级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他们是活跃因子，在近代已经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创造了现代世界。创造物能够活过它的创造者吗？如果西方中产阶级垮掉，它会在自己的崩溃中带倒人类之屋吗？不管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很明显：这部分关键少数人的危机，不可避免也是世界其他部分的危机。

遭受挫折和“迎难而上”从来都是对人的一种考验，但在平静日子的全盛之时逆境不期而至，这就更是严峻的考验了，人们原来昏庸地以为全盛日子会持续终生。在这样的困境中，与命运搏斗者就可能想到去寻找怪物和替罪羊，以推卸自己的责任。然而，在逆境中“推卸责任”反而更加危险，倒不如鼓励自己成功终将到来。在1947年这个分裂的世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朝对方使用这种隐伏的计谋。任何时候只要情况变得扭曲而难以措手，我们就倾向于指控敌人在我们这边播种了有害之物，而这也就是间接地指责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耕作之责。当然，这样做已不新鲜。在共产主义远未出现的多少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如同共产主义在20世纪一样，迟至16世纪时，伊斯兰教仍在西方心灵中激起了同样激烈的反应，本质上这是同样的原因。如同共产主义，伊斯兰教也是一种反西方运动，与此同时也是一种西方信仰的异端版本；如同共产主义，它也挥舞一把精神之剑，对此物质的武器无法对抗。

今天西方对于共产主义的害怕，并不是我们面对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时感觉的那种军事侵略的害怕。无论如何，美国以其工业潜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和对原子弹技术的垄断，使苏联的军事进攻现在对它无能为力。对于莫斯科而言，如果想这样做也纯粹是自杀，并无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想做这种蠢事。让美国如此跳脚的共产主义武器（相当奇怪，较之防御较差的西欧国家，美国倒是对这种威胁回应得更为神经质），就是宣传的精神引擎。共产主义的宣传知道如何去展示和夸大我们西方文明中丑陋的一面，知道如何将共产主义展示为西方男女中那些不满者所渴望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既非共产主义者亦非资本主义者，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西方人的大多数人，在争取他们的信仰上，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竞争者。这些人现在生活在这两种竞争意识形态对立城堡之间那片不稳定的无主之地上。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人和西方人都处在被今天共产主义攻陷的危险之中，就如同他们400年前攻陷了土耳其一样。尽管如同资本主义者一样，共产主义者也处于被对方攻陷的类似危险之中——这方面有一些轰动的例子——相互竞争的巫医害怕自己的药，也害怕对方的药，但这个事实无法缓解局势的紧张。

对手以暴露我们的缺陷来威胁我们，而不是强力掩盖我们的长处，这个事实证明他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根本上不是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事实上，这来自晚近以来西方人在技术上控制非人类自然力量的巨大增长——西方人在专门技术方面的惊人进展。正是这些使我们的父辈变得自欺欺人。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已经安然终结。通过这些机械装置上的巨大成就，西方中产阶级得到了三个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积累起来的动力又让世界主宰之车带着复仇之心重新转动了。我们西方的技术已经名副其实地统一了整个世界——地球上全部可居住和可穿越的表面。它激发了战争和阶级这两个东西——它们是文明的先天疾病——使它们成为绝命之症。三重预计之外的收获向我们提出了一种确实强大的挑战。

5000或6000年之前，当最早的文明超越原始人类的生活水准而出现时，战争和阶级就一直跟随我们，并且总被人们深深地抱怨。现代西方历史学家所知的20个左右的文明，除了我们自己的，其他的看来都已死亡或是垂死。当我们对这些或是濒临死亡或是已经死掉的情况进行诊断时，总会发现致死的原因不是战争就是阶级，或者是这二者的某种混合。迄今为止，这两种足够危险的灾祸在一块儿已经杀死了人类社会晚近进化出来的这20个代表中的19个。然而，到目前为止，在这些蹂躏的致命打击下还有一种可挽救的底线：它们虽然能够毁灭个体人类，但却不能摧毁人类本身。文明来了又走，但文明（大写的“文明”）却每次都前仆后继，用新的文明标本让自己再次展现出来。尽管战争和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蹂躏，但它们尚不是什么都吞噬。当它们击碎一个社会的上层时，它们通常阻止不了或多或少未受损害的社会底层幸存下来，并在阳光、空气的沐浴下，绽放春日之花。过去的情况是，当一个社会在世界某地崩溃时，它并不必然拖曳其他社会和它一起倒下。公元前7世纪时，中国的早期文明崩溃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同时代处在旧世界另一端的希腊文明继续上升至其顶点。当希腊—罗马文明最终因战争和阶级这双重疾病在基督纪年的第5、6和7世纪进程中死去时，也没有阻止这300年中一个新的文明成功地在远东诞生。

为什么文明不能在一条痛苦、衰落但并非彻底灭亡的路上失败一次又一次，蹒跚前行呢？毕竟最初的几千年它一直这样走着，答案就藏在现代西方中产阶级晚近的技术发明之中。利用自然力量的那些小玩艺并未改变人类的本性。战争和阶级是人性的丑恶一面——或者说是神学家们所说的原罪——在我们称为文明的社会制度中的社会反射。个体人类之罪的社会效应并不因晚近以来我们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而消除，但也不会不受这种进步的影响。它们非但没被消除，而且如人类生命的其他部分一样，在物质潜能方面受到极大鼓舞。阶级现在已能够不可挽回地分裂社会，战争则能够消灭整个人类。此前仅仅是可耻和痛苦的战争，现在则变得无法忍受和致命。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西方化世界中，就面对一种替代的选择。过去其他社会中的统治因素总是能够逃避这种替代选择，这必定给他们自己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并未付出结束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历史的极端代价。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种我们前人从未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痛苦中消除战争和阶级，而且是现在就消除它们。如果我们畏缩或者失败，让它们战胜了人类，那么这一次将是决定性和最后的。

西方头脑早已知晓了战争的新属性。我们知道原子弹和我们许多其他新的致命武器在另一场战争中能够彻底摧毁的不仅是交战对方，而且是整个人类。不过，阶级之恶又如何因技术而得到增加呢？技术不是早已明显提升了生活的最低水准——至少在那些特别有效率或特别幸运、能够得到大自然厚赠，并且避免了战争蹂躏的国家不是如此吗？我们能不期待这种最低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至那么高的一个程度，使人类中的大部分能够享受它吗？这样，即使更有特权的少数人仍然有着更多的富裕，但也就不再是导致强烈妒忌和不满的一个原因。这种推论思路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去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人并不是单靠面包来活着的。不管物质生活的最低生活水平有多高，这并不能替代一个人精神上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由于西方人晚近的这些技术发明，世界财富在特权少数人与贫困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已经从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转变为一种不可忍受的不义。

当我们从审美角度欣赏大金字塔的惊人石艺和建筑，或者是图坦卡蒙[24]墓中室内用品和珠宝的精美绝伦，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冲突：一方面是我们对人类艺术有如此成就的骄傲与愉悦，另一方面则是对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人类代价的道德谴责。多数人被不义地强加上苦难劳作，来为少数人的专享愉悦制作这文明的精美花朵，这些少数人却不劳而获。在晚近这5000、6000年中，这些文明的主子夺走了他们那些奴隶在社会共同劳动果实中的份额，其冷酷无情如同我们从蜜蜂那里夺走它们的蜜。这种不义行为的道德丑恶玷污了这些艺术成果的精美。然而，直到今天，文明的少数特权享有者仍有一套平淡无奇的常识性说辞为自己辩护。

他们会这样辩解：这是一种选择，或者是文明的果实供给少数人，或者是压根儿没有果实。我们掌控自然的技术进步严重受限。我们能够支配的人力和劳动都不充足，只能够生产出很少量的舒适。如果我仅仅因为你也不能全部得到它们就自己也拒绝，那我们就只有关门大吉，让人类本性中最精美的一种天赋锈蚀，用一块餐巾埋葬。是的，那样做无疑不符合我的利益，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也肯定不符合你们的；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独享对舒适的这种垄断，我的享受至少部分是代理的；以你们作为代价让我得到放纵，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为了全人类所有后代的受托者。这样的辩解似是而非。在我们这个技术正在发展的西方世界中，晚至18世纪算起，在最近这150年中[25]，我们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已使这样一种辩解在今天无效。在一个已经发现了阿玛耳忒亚（Amalthea）丰饶角之奥秘的社会中，世界财富分配上惯常的丑恶不公不再是一种现实的不可避免，而是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暴行。

所以，困扰和摧毁了其他文明的这些问题现在摆在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中。在一个由两个超级强大的国家分割的世界中，我们发明了原子武器。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对立是如此极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水火不容。在这么一个危险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手中就握有生存或死亡的选择，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人类。我们该沿着什么道路来寻找拯救之法呢？如同每每发生的情况一样，拯救或许就在于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政治学中，黄金办法就是既不放纵地方国家的主权，也不纵容中央集权的世界政府的专制；在经济学中，则是既不放纵私人企业，也不全搞社会主义。如同西欧一位中年的中产阶级观察家看待今日世界：拯救既不来自东方，亦非来自西方。

在基督纪元1947年，美国和苏联是当代人类巨大物质力量的选择性体现。“他的量带遍及天下，他的言语传至地极”，然而，在这些扩音机的喇叭口处，人们是听不到那些仍然弱小的声音的。我们的启悟可能仍然要由基督教和其他较高宗教的预言告知，拯救的言语和行动可能来自意料之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