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长征路的基本走法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走长征路。这些年，走的人越来越多。据我所知，影响比较大的，如新闻记者罗开富同志，在1984～1985 年间就走了长征路。他是完完全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包括日期和地点）徒步“克隆”走的，那时《经济日报》每天都发他的采访报道。这300 多篇报道于2001 年汇集成《红军长征追踪》上下册出版了。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走过长征路和采访过许多老红军特别是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国作家魏巍同志在考察后，写了《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据说，还有陈靖将军也走了长征路，但很遗憾我没有拜读到他的书。此外，还有我的同行——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邹嘉南同志，在2003 年3月我在遵义开会时，知道他参与拍摄电视剧也在走长征路，他写的《西行笔记》一书于2004 年10 月出版了。

许多人走长征路的情况，我不了解。2004 年10 月在江西于都参加纪念长征出发7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听了罗开富讲他走长征路的情况——白天徒步行军，再难走的路，有车也不坐；累了、病了，晚上甚至半夜困乏至极还坚持写采访报道，一篇不落下。这种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还听说有两个英国青年也在走长征路。后来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叫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从2002 年10月到2003 年7 月，用了近10 个月的时间，也是徒步走长征路。这种精神追求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学习，也值得我学习。a 我还听说有的农民、个体户或退休者也在走长征路。2004年７月，我就碰到了作为红军后代的两姐弟在沿着她们父亲的足迹走长征路。我对所有走了的或准备走的，以及有各种原因走不了但很向往的，都表示我的敬意。

既然有这么些人走了长征路，那么有不少同志就问，你走长征路有什么特点呢？我对一些同志讲过我考察长征路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体验，观察会有不同的视角，考察自然有不同的内容。

我走长征路，跟上述所讲的有些不同。这主要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同。这个不同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我是分段走的，不是专门用很长时间从长征的出发地一直不停地走到长征的终点站。2003 年初以前我在领导岗位时，如果是到长征经过的省区开会和调研的话，那么就结合工作之便，到那些地方作点长征考察。在岗位上，外出的时间有限，那时考察长征的地方很有限。2003 年初我退下来后，外出时间充裕些，走的地方也就多一些。这一年上半年结合开会，走了属于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下半年从9 月上旬到10 月下旬，用了一个半月专赴四川、甘肃、陕西走过去没有走过的长征路。这样，从1997 年9 月开始到2003 年10 月，总算断断续续地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路的全程，同时还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段。2004 年７月、11 月和12 月，结合外出活动，又顺便补走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过去没走过的小段长征路。2005 年6 月，又补走了中央红军东征到达晋西的几个县。

——我主要是以车代步，没有采取单纯徒步走路的方式。公务在身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徒步走。目前没有多少公务了，也不可能像当年红军那样去徒步走。一是毕竟年纪更大了，早已过花甲，体力、精力不允许。二是更为重要的，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要走那个路，主要是了解考察长征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影响的重要地方，召开过重要会议的旧址或遗址，走访在当地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该徒步走路的就徒步走路；不需要徒步（如单纯赶路），或不能徒步（无法行走）的，就以车代步。

——我是以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考察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路统统走一遍，安排时以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为主，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走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时，兼顾了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在走四川、甘肃和陕西时，既兼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也兼顾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

——我是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考察。我到一些省、区时，相关地方的各级党史工作者都参加走了属于他们那个地段的长征路。这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有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矫正一些史实错误。

长征路，我断断续续地走了７年，走得比较集中的、大片的，是退出领导岗位后的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