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尽量做到客观介绍“鸡鸣三省”会议的川、黔、滇三说。毫无疑问，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研究了许多文献材料。有的根据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曾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三方面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目前的材料都有不足，有的不足更明显，有的则不那么明 显。

其一，史据还不够很充分。“川、黔、滇三说”都拿不出原始的档案文献根据或与会者的明确说法。目前最权威的还是周恩来的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的不确定表述。凡所引述的领导人的直接回忆，包括陈云、杨尚昆等人的说法，没有一个指明就是某个村庄。这么多研究著述都是用的第二手间接资料，或根据相关档案、某些原始日记作的分析与推论。简言之，分析多于原始史据。不是说不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与推论，否则就没法写文章了，而是说仅凭这些材料就像有的著述明确讲的“鸡鸣三省”会址只在这里，不在别处，恐怕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目前的结论或多或少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尽管川、黔、滇三说的有的同志都向我作了论证，但我至今认为还缺乏这样服人的论 据。其二，论理还不那么全面。“川、黔、滇三说”有的文章有一个显著特点，“扬长避短”，对论证有利的一面讲得相当充足，对其不那么有利的一面或回避不谈，或语焉不 详。

先看四川的“石厢子说”。对此说有利的，一是有电报说明中央纵队在那里住过两三天，离开那里是在5 日上午，开会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二是那里确实是个庄子，中央领导人及其服务机关能住得下，也确实在那里住过。对此说不利的是，项英4 日电是在这里收到的，项英5 日电的具体时间不明，中央回电也没有说明具体地点。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认为中央回电是提出“博洛交接”的一个动因，那么在石厢子这里开会讨论“博洛交接”，理由就不那么充足 了。

关于贵州“林口迎丰说”。它能够成为一说，最重要的根据，是邓颖超1979 年对毕节代表讲的那段话。但是不利方面较多。一是邓大姐的那个话是别人转述的，也无文字根据；二是没有任何一个当时的电报说中央纵队到过林口一带，红军的其他部队到此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三是不仅没见中央纵队来此的记载，也没见其他任何有影响的回忆。从前面引述罗开富讲的情况看，从岔河去林口迎丰是根本不可能 的。

关于云南的“花房子说”。对其最有利的，是当年中央纵队的曾三、吕黎平两人的回忆，讲得很明确，尽管他们两人没有与会，但其特殊身份在那里。特别是目前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花房子说”，这个影响比较大，似带有某种权威性。但对其不利的方面，也不是没有。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央领导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不清楚，既有可能是在伍云甫日记中写的23 点30 分前到达，也不能排除在此后到达的可能性。如果是此后到达，就不是5 日而是6 日开会了。即使在此前到达，在花房子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说，时间确实仓促一些。二是何以断定项英5 日电的时间只能是离开石厢子之后，而不会在5 日凌晨或离开石厢子之前收到？目前的论证都是将此电设想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来理论的，这样在花房子或高坎开会讨论“交权”问题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对收到和讨论项英5 日电的时间作提前设定来分析，那就是另外一个结论了。如何完全排除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论 证。

通过实地考察，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与关心此问题的同志研讨。首先是通过查找原始的档案文献或其他第一手可靠资料，将这个问题努力搞清楚，为解决此党史疑团作出贡献。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了，特别是对坚持云南的花房子说的同志，可能过于苛求了。但持此说的专家们再作进一步研究，也许对我提出的那两点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这样，此说就能完全成立了。我祝愿能有这一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长期争执不休也不是最佳办法。当然，作为一个党史问题去争鸣，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新材料，就那么些东西变着法去说，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就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以为，可以仿“襄阳南阳故 事”。

这还是1998 年1 月去南阳讲学，参观卧龙岗时看到前清湖北襄阳籍人顾嘉蘅在河南南阳任知府写的一副对联产生的想法。熟悉东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今在何处？目前河南人与湖北人仍争论不休。由于历史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的变化，一说当初的南阳是今湖北襄阳，一说当初的南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诸多地方都修了纪念建筑。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尤甚，因为都将他认作本地名人。此后，两地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笔墨争论。到了清代，我们湖北籍的襄阳人顾嘉蘅，走马河南上任南阳知府。这个争论等于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依附哪一说也不是，于是作对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从思想境界还是文字功夫来说，均堪一流。当然，这副好对联不能平息这一公 案。

对于“鸡鸣三省”会址的“川、黔、滇三说”之争，能辨清楚最好。辨不清楚，能否如顾嘉蘅的对联那样去对待。“襄阳南阳故事”的名人效应，合则双赢。“鸡鸣三省”会址之争，也可以如此。目前的三地，都属“鸡鸣三省”的广义范围，三地乐于纪念，总比只一家纪念的社会效益好。无论是搞教育基地，还是绿色旅游，都可以合作研讨、共同开发。比如，那座“鸡鸣三省”大桥，三省不合作，怎么建得了？如果说，“鸡鸣三省”会址只在我省，与你们不相干，人家有积极性吗？！ 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对这样有争议的问题，都可以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共同开发再说。如果你还要“各自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也有一个前提，要承认人家也在“鸡鸣三省”大范围之内。否则，这一争论也将是无休止 的。

附记：2014 年9 月下旬，在贵阳参加党史文化研讨会期间，毕节党史研究室向我谈及鸡鸣三省会议，说在毕节林口发现了一块“三省通衢”石碑，证明这里交通发达，红军可以来此。我说：这只能说明在历史上林口的地位优势，并不能证明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到此开过“鸡鸣三省会议”。关键是要看红军行动路线到这里来过没有，怎么来的，目前红军过这里的路线还是能弄清楚的。特别是要找到中央领导人在此开过会的原始材料，而不是第二手的传闻和研究材料，那样的材料再多，也不管用。我来贵阳开会前一两个月，四川泸州党史研究室在叙永召开过纪念石厢子会议80 周年的研讨会，我没参加。据说，会上还是有不同意见，没有得出共识性的结 论。

此前，我看到《中国共产党叙永县历史》第一卷，附有当年红军经过石厢子的原始日记材料，很珍贵。特别是钱江将军的日记明确记载了1935 年2 月3日“到石相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5 日到水田附近花房子。这篇日记的价值在于，它说明石厢子是“鸡鸣三省”村庄。这对于论证石厢子是“鸡鸣三省”会议所在的村子是十分有利的，也是很有力的证据。有的学者据此作合理推断，得出石厢子就是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那个村庄。这样推断不是不可 以。

我也查阅了有关档案文献和万历年表。1935 年春节是2 月4 日。按照前面郑绍林老人讲的红军是腊月30 日即2 月3 日下午进村的。这天是除夕，如果有“守岁”习惯，项英4 日电是注明“四日一时”，那时中央领导人应当还没有休息。2 月4 日是大年初一，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和张闻天年谱都没有具体活动的记载，这就有为开会作各种准备的时间，包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博古的交心长谈。2 月5 日项英又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就留在苏区坚守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再电中央，要求“请立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2 月5 日当天，中央书记处即以“万万火急”之电，回复项英转中央分局。按照常理，这个“万万火急”之电，应当是在石厢子开完会电复项英后再去云南花房子。很可惜，此电没有标明是5 日的何时何地。这对于确定石厢子是“鸡鸣三省”村子来说，只距最后一步了，但这毕竟是推理。上述钱江日记所述1935 年2 月3日“到石厢子（鸡鸣三省）留驻一天”，也毕竟是孤证。研究历史同法院定案一样，尽量不作孤证定论，也不仅以推理定是非。对这一点，罗开富在1985 年2月考察这个问题时，曾表示了他个人倾向于石厢子，但他又说：中央有关部门在1984 年曾派人来调查过，没有最后肯定“鸡鸣三省会议”究竟是在哪个村庄开的。因此，对这个问题我尽管也将天平倾斜于石厢子，但还是倾向于不要匆忙定论，等待时间老人在证据完全充分的情况下来拍板。目前还是首先资源共享，合作开发，也可继续研讨，求同存异，甚至“各自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