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朝鲜事件与日英条约的修改

一、条约修改的历史

大鸟公使在汉城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我方也不断地向该国派出了军队，最后发生了牙山、丰岛的战争，在此前后，我国在外交上和军事行动上与中朝两国政府产生了诸多纷争，这也是我国政府所预料到的，但没想到其余波影响到了作为第三方居住于朝鲜的欧美各国的官民，乃至引起了种种风波。在汉城的各国公使，以日中战争的爆发将会妨碍仁川港的安宁为由，提出了仁川港保持中立地位的主张。他们见到驻屯在仁川的我国军队住宿在外国侨民区内的日本人家中，便不断地抱怨诉苦。在我陆军架设连接汉城和仁川之间的军用电线需穿过外国侨民区的时候，他们便要求我军撤离该地区。其他细小的摩擦就不及一一列举了。一开始我国的方针就是日中之间的纷争不要越出两国的范围，就在日中两国努力博取欧美各国同情之际，我国官民的行为，却使他们处在了与我们对立一面，成了我们的敌人，这实为最不可取的下策。因此，对于上述这些与外国人之间的纷争，只要不损伤到我国的威信，纵令要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委屈一下自己的意志，我也总是尽可能地以妥协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幸好驻扎在该地的我国军人，均能遵守纪律，未闻有违法的行为，但他们毕竟是严阵以待、只待一声令下就开赴战场的军人，对于不习惯见到这一场景的人来说，难免觉得有杀气腾腾之象，不敢靠近。而且，居住在汉城和仁川之间的我国人民，如今自己的身后有了强大的后援，也不免有了些趾高气扬的感觉，任何事情都觉得自是他非，出现了一些骄慢狂妄、欺凌他人的举动。他们见到政府对欧美各国的官民采取了温和的措施，内心反而觉得不快，也不排除有些轻举妄动之辈企图做出些胡乱的行为，从而耽误了国家的大事，此时我常常抱有千里长堤也会溃于蚁穴的危机感。

如上所述，我国与侨居在朝鲜的一般外国人之间存在着纠葛和矛盾，这类问题在日英两国之间显得尤为尖锐。自朝鲜事件一发生，英国官民，尤其是居住在东亚各地的英国官民，比起对日本来，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同情。驻汉城的英国总领事，带着妻女出外散步时，自己闯入了我兵营中哨兵警戒的范围，结果反而责备我哨兵对其无礼，结果在驻汉城的两国外交代表引发了争议（这件事，好像在当时的伦敦也激起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哗然，驻英国公使青木来电禀报此事说：“在朝鲜的英国领事事件，望尽快做出使英国人感到满意的处理，不然恐怕会产生相当危险的结果。”但是我要求青木公使向英方详细阐明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是非曲直。此后英国政府自己也查明了此事的真相，不得不更换了驻朝鲜的领事，并在暗中向我方表示了歉意）。此外，此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有的说，英国远东舰队的多艘军舰时常跟踪我国的舰队，将侦探到的情报暗中通报给中国，舰队司令弗里曼德尔于某日拂晓时分在大洋中与我舰队不期而遇的时候，竟鸣放礼炮，以这样的方式将我舰队所在的位置告知了中国舰队；有的说，在日中两国政府宣布开战、英国政府发表保持中立的声明之后，弗里曼德尔致函我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事先警告说，英国商船受英国军舰的保护，日本军舰若对其搜查，将会产生不测之变，应尽可能避免这样的纠纷。总之，英国试图阻碍我方作为交战国的权利（关于这件事，我立即电令我驻英国的青木公使，指示他责问英国外交大臣，英国既已表示恪守中立，为何其舰队司令会做出妨碍我交战国权利的举动？这到底是否英国政府的旨意？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这完全是出于弗里曼德尔的误解，并向我方表示了道歉。据说后来英国海军大臣紧急致电弗里曼德尔，对他进行了训诫）。上述事件其虚实究竟如何，且其到底是出于他们的故意抑或乃是无意之为，已经不必穿凿探究了。但是由于这类的流言传说，在日英两国之间产生了相当不快的感觉，却是事实，而且这些事情虽然多为细枝末节的琐事，可处理不当，一点星火往往就会燎原，导致重大的事件无端发生，甚至有可能使正在伦敦进行的修订日英条约的事业归为泡影。

当然，原本日本帝国与欧美各国商议修改现行条约的事业，和现在我撰写到的朝鲜事件，可谓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所有与各国外交的关系，都互相联系，相当的敏感，只要触及这边的一点点指端，就立即会影响到其他的关系，甚至在遥远的一隅也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说到朝鲜问题一时间如何严重影响到日英条约的修订事业，我这边恐怕不得不要脱离正文岔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但即便如此也要对此详加叙述。说及修改条约的大业，乃是关系到明治维新以来国家的夙愿，倘若这一大业不能完成，那么维新的鸿业也等于还有一半未竟，这是长久以来我国朝野的一致意见。因此1880年，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伯爵第一次制定了条约修正案与缔约的各国展开了谈判，虽然绞尽脑汁、长期不懈地一再努力，不幸还是在半途遭到了失败。此后继任的历代当局者，都在井上方案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并与各国的代表多次协商，即便才华如大隈[27]伯爵者，纵横捭阖，顶住了当时舆论的逆流，力图要实现这一夙愿，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