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毛贼、捻匪[25]和天津事件

在长毛贼之乱的时代，李鸿章已是曾国藩手下的将帅，以上海为指挥总部。在恢复江苏的战役中，他是一位功勋卓著者。不过他的功劳，与同僚的曾国荃、左宗棠之辈相比，运气实在要好得多。因为上海一地乃有外国人的租界，长毛贼的足迹一直未曾涉入，恰在此时，江苏的富豪望族为避贼乱纷纷逃至上海，众人集聚，他因此获得了筹措军资粮饷的便利，加之此时恰好租界上的外国人出于自卫正在招募义勇军，他不仅将其置于自己的麾下，而且遇见了著名的英国将领戈登，使他的洋枪队成了自己的爪牙。尽管他讨伐长毛贼的功绩显著，但曾国荃直接攻陷了当时长毛贼的根据地南京，左宗棠则转战于当时匪贼最为猖獗的江西、浙西一带，平定了当地的叛乱，当贼军在福建再度兴起时，他又迅速将其歼灭。与曾国荃、左宗棠的战功相比，其难易之别，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在日后平定兴起于山东省的捻匪的时候，人们往往都将功劳归于他一个人，而实际上他在取代曾国藩领受了讨贼的命令后，他依然是利用了曾国藩遗留下的计策，待贼军陷于困境后一举将其歼灭的，他应该与曾分享军功。这与左宗棠单军匹马独自讨伐了回匪的功劳相比，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曾国藩担忧捻匪常以骑兵袭击，正苦心制定计谋，欲以黄河之水强力加以堵截，待捻匪的势头渐趋衰败时再一举将其歼灭，正在此时，北京政府以曾国藩奏功迟缓为由，改任李鸿章为平匪首脑，而在此时，曾国藩的计谋已经奏效，李鸿章趁机追击，一举摧毁了捻匪，大获全胜）。因此，与他显赫的功绩相比，他所付出的辛劳相对是比较少的。这在同样建立功业的他的同僚中，也不免有些訾言。当然，他的功绩也并非不足以使他获得今日的资望和权势，这也是毋庸赘言的。并且他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之际，也遇到了不可思议的好运。

曾国藩在担任直隶总督的最后阶段，天津市内发生了世称为天津事件的乱民骚动，民众袭击破坏了欧人开办的耶稣教堂，并趁势杀害了法国领事，英、美、俄三国侨民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于是上述四国的政府训令各自的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担当这一外交折冲的曾国藩，不仅一开始就认定本国乱民之举乃是不当行为，并且意识到滋生以四大强国为敌手的外交事端，于国家利益不利，于是千方百计想以妥协了结此事，首先逮捕了乱民的首领并处以严刑。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也不乏前例。蒙昧且不负责任的舆论对其痛加指责，一时谤议汹涌，批评如潮，北京政府内部也有御史之辈频频抨击曾国藩媚外辱国，及至对其提出了弹劾，遂起用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此后欧美诸国也不再追责，因为恰好此时爆发了普法战争，这敌对的两个大国自不待言，就是其他的国家此时也无暇对中国政府交涉此事，一十分棘手的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获得了解决。于是，身处众矢之的的曾国藩换成了李鸿章之后，却成了交口赞誉的对象，他被众人称为具有无比外交才干的美誉，大概就始于此时。他在好运连连屡建功勋之际，也绝不会放弃扩张自己势力的机会。他以自己的任地乃是北京的关隘为理由，将他家乡安徽的兵勇也就是淮军调集至天津，并且大力扩充北洋舰队，还将学过欧洲新式学问的青年才俊集聚在自己的麾下，并派遣至中外各个要地，一时权倾朝野，也无怪乎仅仅识得一些皮相的外国人把他称为中国无与伦比的一大政治家了。但是他的政敌的强大更甚于他的同伴的强大。割据于各省的宿将、老臣们，时常嫉妒他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见到他贸然起用新人、创办模仿欧美的新式事业，内心十分不悦，特别是在北京政府中颇受今日皇帝恩宠的翁同龢、李鸿藻之辈的顽固保守派，常常蔑视他、敌视他。因此，此次朝鲜事件刚刚发生、朝鲜国王向中国请求援兵的时候，他请求北京政府直接将他部下的军队派到该国去，北京政府未能洞见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在采纳他建议的同时，也将处理此事的全权交给了他，暗中期待他的成功。然而此后，随着时局逐渐艰难，对他的责难之声顿时甚嚣尘上，尤其是他提议向朝鲜继续增兵的时机，正是英国公使欧格纳向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游说之时，欧格纳认为继续增派大兵将加速日中两国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