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常设仲裁法院的条约解释

PCA自1902年受理案件，共审理案件近220起，其中，审结案件90起（包括1928年之前国家间争端案件16起，国家与非国家主体间争端案件1起；1996年之后国家间争端案件14起，其他争端案件60起），在审案件129起（3起国家间争端案件，95起外国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案件，50起其他案件）。⁽⁹⁹⁾

PCA根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而成立，其初衷是通过仲裁解决国家间争端，因而将条约解释列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法律问题。该公约（1899年）第16条规定：“对于有关的法律性质的问题，特别是国际条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各缔约国认为仲裁是解决外交途径未能解决的争端的最有效，同时也是最公平的方法。”⁽¹⁰⁰⁾1902年至1928年期间，PCA受理解决国家间争端案件不少涉及条约解释。比如，“日本房屋税案”（1896年通商条约解释）⁽¹⁰¹⁾，“马斯喀特帆船案”（1844年友好通商条约解释）⁽¹⁰²⁾，“格里斯巴丹那划界案”（1661年边界条约解释）⁽¹⁰³⁾，“北大西洋沿岸渔业案”（1818年条约等解释）⁽¹⁰⁴⁾，“帝汶岛边界案”（1904年荷葡公约解释）⁽¹⁰⁵⁾，“帕尔马斯岛案”《蒙斯特条约》等解释）⁽¹⁰⁶⁾。但是，这些案件有关条约解释的内容十分有限，并且，除个别案件，几乎没有表述任何具体的解释规则，更没有提及相关习惯国际法。ILC关于VCLT的评注仅援引这一时期PCA的一起仲裁裁决。⁽¹⁰⁷⁾由于这一阶段PCA审理的案件带有一般国际法的特点，拟选择纳入第三篇有关章节研究。

近二十年来，根据已披露的PCA有关国家间争端的仲裁裁决，⁽¹⁰⁸⁾也有适用VCLT的条约解释规则的案件，比如，“关于依据《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第9条获得信息的争端案”（OSPAR公约解释）⁽¹⁰⁹⁾，“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解释）⁽¹¹⁰⁾，“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UNCLOS解释）⁽¹¹¹⁾，在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管辖权的所谓初步裁决中⁽¹¹²⁾，仲裁庭也提及在实体法律问题的裁决时，将适用VCLT第31条第3款解释涉案《生物多样化公约》及UNCLOS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条款。该案最终裁决⁽¹¹³⁾声称适用VCLT规则解释有关条约⁽¹¹⁴⁾，但是，该裁决不仅选择性地解释UNCLOS部分条款，而且在关键的解释时严重违背在ICJ等国际裁判机构的实践中普遍适用的VCLT规则，肆意割裂或无视必要的上下文⁽¹¹⁵⁾。同时期，PCA仲裁的其他案件也涉及条约解释。比如，“能源宪章条约案”。⁽¹¹⁶⁾PCA近二十年的仲裁拟分类（海洋权益争端、投资争端等）纳入第三篇有关章节研究。

总体上，PCA有关条约解释的实践及其对相关国际法的发展都比较有限。究其缘故，其一，PCA运行初期，案件有限，即便是涉案条约解释，裁决也比较简要；1996年该仲裁机构恢复运行以来，涉案条约解释虽不乏援引VCLT，但均未展开较系统的解释，也未突出VCLT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其二，PCA仲裁庭的组成因个案而异，仲裁庭之间缺少对于条约解释规则的认知一贯性，加之多数案件裁决尚未披露，限制了对其条约解释的整体了解和分析。其三，类似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的条约解释有悖国际法的普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