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震惊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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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北京高层也在急切地寻找答案。

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文章开头便提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1977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其实，包括了众多中国领导人在内，也并不清楚中国更快更早一点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

同年5月，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沙尘暴，干燥的长风卷裹着大西北来的黄沙，肆虐天空，皇城的琉璃瓦上铺撒了厚厚一层沙尘。昏暗的街灯之下，成千上万着装单调的行人，或低头步履匆匆，或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希望能快一点到达目的地。

也就在此时，一批批高级领导人从北京出发，飞往各自的目的地：欧洲和港澳。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领代表团一行二十多人，乘专机从法国开始考察，走访5个国家。他们被后人称为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先遣队”。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考察组，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带队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组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

如果说，前两路人马是向“西”考察，还有一路则向“东”考察。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考察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

三拨人马考察的地区不同，但目标一致。中国人要亲眼到外面的世界去认真地看一看，找到迅速致富之路。

谷牧一行欧洲出访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专门找他们谈话，提醒他们在访问中，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¹⁾

对谷牧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考察海外。他并不像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有着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他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山沟里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者。

尽管缺少海外经历，缺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感性认识，但谷牧并非那种道德高尚、富于献身精神却保守古板、视野狭小、缺乏现代意识的官员。戴着眼镜的谷牧，气度儒雅，谈吐不凡。谷牧的儿子、剧作家刘会远评价其父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²⁾

也因为是个“明白人”，第一次出国的谷牧被中西方之间的落差所震动。在回忆录里，他用“紧迫感”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代表团来到了德国，看到一个年产5 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 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却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他们在法国得知，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 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 000名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西方国家高效的劳动生产率让代表团成员个个震惊。

“当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我们大体上平均高出10倍，他们的工资也比我们高10倍以上，我们曾议论过，总说我们的报酬低，其实，咱们的效率也是低啊。当时他们已经实行了5天工作制，当时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5天工作制啊。”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波回忆说。⁽³⁾

流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德国人却能让这条河年货运量占当时德国运货量的20%，德国总统很自豪地说，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当即坦率承认：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⁴⁾

考察中，有一样东西让考察团印象深刻，那就是日后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电子计算机。

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回忆道：“一些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厂，如核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下铁道等，普遍地使用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些较小的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和大商店，也不同程度地使用电子技术。例如我们在法国看到一个8万千瓦的水电站，就是由电子计算机按编好的程序自动控制、指挥生产，夜间、假日全电站不用留人值班，这比起我们国内真是先进得太多了。”⁽⁵⁾

还有，四通八达的时速百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也大大地拓宽了考察团成员的视野。

“看完了这些国家，我大开了眼界，很难想象，首先一出去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我们当时国内一公里都没有！”多年后，杨波回忆起来仍然是感慨不已。⁽⁶⁾

王全国多年后直言道：“原来我们没有出去看，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以为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的。一看，西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单举一个例子，那时他们就有计算机了，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出去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啊！国内的原有认识和在外面看到的反差非常之大。”⁽⁷⁾

考察回来后，王全国回到广东，向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汇报后，引起高度重视，便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向三千多位处级干部作报告，介绍出访的所见所闻。讲的人越讲越激动，听的人越听越激动，思考也就愈发深入——广东的人口、面积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多、还要大，但经济却落后得很多年！⁽⁸⁾

欧洲之行让考察团所有成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

激动和震惊之余是反思，带着苦涩的反思。后来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也随谷牧出访西欧五国，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考察，他曾疑惑地问驻这些国家的中国外交官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回答说知道。他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些情况呢，外交官回答说，那谁敢呀，我们出门都必须是两个人一同出去，平时也是不能随便看电视的。⁽⁹⁾

欧洲考察团成员多是省部级干部，个个中山装，西欧五国都以极大的热情接待来自古老而遥远、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客人，总理、总统，甚至丹麦女王都出面会见考察团成员。在联邦德国，很多企业都期待考察团去，邀请太多，最后用军用直升机载着考察团飞行访问，这样一个上午可以访问3家企业。在36天的考察中，走访了25个城市，八十多个矿山、农场、港口、学校和居民区。

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豪爽地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对谷牧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什么这些老外如此热情、积极，出手阔绰？

中国这些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也看出来了，欧洲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

用专业术语说，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在拍打中国的大门。

这一切也让代表团成员有了信心。他们也听说了，西欧国家都是在二次大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杨波回忆道。⁽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