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词组。尤其是到了60年代，整个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有了一种恐慌症。因为“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那么单干户、个体贩卖、包产到户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集市贸易、讲求利润、自主经营也属于“资本主义”。

比如当年在中国农村，农民养几只鸡，自留地里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在山区，让土特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让农民运进城里去销售是资本主义。更荒唐的是在广东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⁹⁾

那时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继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荒唐的“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理论达到顶峰。

曾有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老头，到深圳中英街对面中方辖区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老头得意地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这下子让革命群众警惕起来，把他抓起来，大会批斗。有人怒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老头老实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话音刚落，全场大笑。⁽¹⁰⁾

荒谬在笑声中，但荒谬也在人们内心深处，人们说话行事时总是有着一根警戒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