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成功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
近年西方世界乱象频发，2016年以来尤甚。特别是“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引发巨大争议，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不断坐大；西方国家经历的恐怖袭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福利危机等使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总之，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短短数十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给西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善谋敢断，从反腐倡廉到深化改革全面发力，治国理政呈现出全新格局，整个国家的政治定力牢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且是全球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2016年，法国益普索公司（Ipsos）的一项民调显示，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率高达89%，远远高于美国的36%和法国的13%。
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什么面对全球化，西方出现了混乱乃至大乱，而中国实现了大治？
1. 源于中西方对全球化不同的认知和战略
欧美长期以来不遗余力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主张经济去管制化，以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为动力，甚至在不少领域内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为了推行有利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新自由主义还楔入了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赢得“冷战”胜利的西方国家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也必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即西方的政治模式代表了“历史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不少西方国家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但西方资本向海外扩张的同时，西方国家内部却出现了产业空洞化、去工业化、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这些国家没有建立真正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全球化的好处大都为极少数富裕阶层所垄断，而全球化的代价却由普通百姓来承受，结果是贫困人口飙升、贫富差距剧增、社会分化对立情绪蔓延。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计算，2014年美国民众实际收入的中位数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今天平均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与此同时，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却与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
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被西方资本控制，甚至百姓财富也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而接受了西方“输出民主”的国家，要么沦为西方的附庸，要么政治生态急剧恶化，陷入内乱甚至战争。西方国家强行干预中东政治进程，破坏了地区稳定，如今也不得不为此埋单：不断升级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正是地区国家长期得不到善治、不稳定因素积累并外溢的结果。
中国积极稳健地融入全球化，但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国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大势，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但同时也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会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会带来灾难。邓小平在1989年曾深刻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21]
因此，中国不仅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要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和弊端，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了战略定力，探索和坚持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让不同阶层人群共享全球化的成果，国家因此全面崛起，并且蓄积起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经济政治能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中国开始引领一轮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全球化。
2. 源于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2]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这个进程的受益者；而西方的制度安排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首先，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和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而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力量。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不同政党代表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并常常陷入政党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之中，国家发展容易失去方向。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领导、规范和协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这使中国得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社会对抗、法条主义等诸多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不少挑战，唯有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好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作用。
其次，在经济制度安排方面：新自由主义为了维护资本力量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极力反对国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弱化了起稳定作用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导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百姓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这个模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奇迹。这种制度安排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方法和措施，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再次，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条件下，西方社会多元利益相对趋于平衡，社会运行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走衰，福利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各族裔群体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深化乃至激化，而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府在层出不穷的危机面前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尚不均衡的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住房自有率和社会治安水平高于西方国家。这得益于中国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是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活力，但某些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规范这些趋势，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大局。
3. 源于中西方国家治理中三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差异
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上，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背后是国家治理中三种力量——政治、社会、资本——对比关系的巨大差异。
在许多西方国家，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以美国为例，根据2010年和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企业、机构和个人对竞选活动的捐款不再设上限。这种资本力量独大的状况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社会力量也被资本力量渗透。如所谓拥有“第四权力”的各种媒体，由于背后都有垄断资本控制，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根本不可能真正反映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其直接结果就是西方民主变成了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民主，民众的利益不得不让位于垄断资本的利益，从而导致贫富差距剧增，多数百姓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真正获益。在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力量过大，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无法得到有效制衡；在选票压力下，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也不具备整合社会的能力与改革创新的能力。当前欧洲面临的政治困境正是社会力量过大、难以形成改革合力造成的。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力量保持了自己独立于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特性，在保持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某种平衡的同时，保持了自己规范并引领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能力。这是中国得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成功崛起的关键所在，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良多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全面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中国之治的背后是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归依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的背后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红色基因，也有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大量借鉴。从中长期前景来看，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最大意义不仅是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也是中国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社会所提供的有益经验和宝贵智慧。
（张维为）
中国政治思想的政道传统
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论“政体”问题的思想者为数不多。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更为津津乐道，常用“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方式进行表述。“政道”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治国的理念和目标，就是考察治理的实际效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无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人物讨论“政道”。他们从实现治理目标、达到良好治理效果的角度出发，探索治国的理念和模式，评价当时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至于具体的治理方法，一般则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选择。比如有的时候强调法治，有的时候强调无为而治，等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更是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智慧。
这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与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有关。在疆域广阔、各地差别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政体”模式，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并围绕这个目标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形成了一整套国家治理的理念，比如仁政、德治等。与之相适应，再设计比较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比如科举、官僚层级制度等。虽然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理念和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具体制度，而不是相反。
中西方不同的政治观念也表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民主被理解为某种程序民主，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多党制下的政党竞选制度。民主成为一套制度性程序，一种选择执政力量的方法。而中国则更为关注实质民主。所谓实质民主，就是首先看这种民主能否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否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实现良政善治。良政善治的追求是“政道”传统的一种体现。
邓小平同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3]这里把人民团结和人民生活改善均作为评价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不容乐观。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现分裂与冲突。这说明西方民主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那些学习了西方民主的“颜色革命”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质量也很糟糕，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了全面内战、分崩离析的悲惨境地。
从实质民主、良政善治的目标出发，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程序，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种智慧。中国强调实质民主，大胆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思想传统的体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24]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制度保证，也将丰富世界政治文明形态，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总之，中国人秉持实事求是理念，强调从内容与结果的结合上来讨论治理问题，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良政善治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片面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政治话语来说是一种范式转变。至今还有西方政治学者认为程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形式民主就等于实质民主，这并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的政治思想认为实现民主的途径应由不同国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政治分成两大类，那么，良政与劣政可能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分类。“政道”思想体现了中国人考察政治运行的智慧，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价值，中国人应该也能够为人类制度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张维为）
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公共性和平等性
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科技各方面都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成为动荡世界中一方相对稳定繁荣的乐土，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有了更多的自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过去习惯于对中国制度指手画脚的西方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但是依然会有人说：这是成败论英雄嘛。他们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目前主要表现为更好的治理结果、更强的国家能力和更高的制度效率，但是这些都只能说明中国制度的“强”，而不能说明中国制度的“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的确，强大本身并不能证明正义。但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绝不仅仅是依靠其强大和效率证明的，虽然强大和效率本身就是一个优秀制度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纵向地比还是横向地比，中国当代制度都堪称人类政治制度的优秀结晶。纵向地看，中国的制度是在继承2000年传统政治智慧基础上、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和40年改革开放实践而集大成者；横向地看，中国当代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从不故步自封，而是吸收借鉴了苏联、美欧、亚太各国制度的诸多优点。人类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制度敢称具备了这两条。因而，中国的制度也具有高度的正义性特征，这些特征一直存在，只是随着中国的成功和强大而更清晰地显示出来，更容易被人们所察觉。
在这诸多正义性特征之中，我认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公平”二字。
所谓“公”，是指中国制度的公共性。人类所有前现代制度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大多数文明所建立的制度都是由某一部落、民族、宗教、教派、地区、种姓或阶层统治并为其私利服务的。只有中国早自秦汉就建立了原则上代表天下百姓的国家，并且经由举荐到科举，逐渐建立了通过客观标准选择统治者的官僚制度。这一创造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远比“四大发明”更为重大，西方世界直到18世纪才认识到其意义，19世纪晚期才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18世纪之前，西方甚至连像样的政治制度都没有。从古典到近代，西方文明中出现过的政治制度史与中国蔚为大观的“三通”“六典”之类的制度史巨著相比，可谓寒酸逼仄。此外，只有中国文化产生了“天下为公”这样的政治理想，虽然由于长期存在着皇权、父权和夫权，中国古代制度并未真正成为一个公共性制度，但是这种理想始终推动着中国制度传统在世俗、理性的轨道上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继承了2000年的传统精髓，另一方面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人民性制度。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和能动性一直驱动着这个人民性制度与时俱进，保持着一种运动状态。虽然在历史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也遭到法条主义者的批评，但是新中国的制度避免了苏联式的官僚僵化，防止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一新“私有”集团的出现和固化，保障了制度的公共性。相反，西方自由宪政在设计上就是为了让资本能够有效地俘获国家，本质上就是私有性的制度。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世袭式”制度，美国学者福山近年来也多次论及以“再世袭化”为特征的西方政治衰朽。说白了，西方国家本质上依然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封建制度。相比起来，今天中国的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能够保障公共性的制度。
所谓“平”，是指中国制度的平等性。美国《独立宣言》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西方人之所以在18世纪末纷纷以平等为革命的口号，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当时最缺乏平等。欧洲长期处于贵族政治之中，人的平等无从谈起。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无非用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了基于血缘的不平等，用资本特权代替了封建贵族特权。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由。自由听起来很美，却天生是平等的反对派。基于自由的制度必然演变成少数人的盛宴和多数人的灾难。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关注长期被掩盖的平等问题，甚至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制度未来可能的崩溃就是由于不平等。
中华文明在大型古代文明中唯一建立了平等的身份。秦末农民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直到18世纪欧洲人的脑子中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在印度等国家，可能到今天这仍然是个幻想。中国人创造的以知识为客观选择统治者标准的制度，令知识的每一次扩散（如造纸术和活字印刷）都带来了平等的大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国，根本性地取消了各民族、各阶级的不平等。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使人向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平等意味着实质的民主，意味着社会的流动，意味着根本性的正义。
公共性和平等性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但维护和发展这种公共性和平等性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挑战。当前的反腐、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是这个正确方向上的有力措施。过去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特权、腐败和不平等现象需要大力治理。中国制度的优势并非注定的天然优势，它们既是前人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需要当代共产党人坚决保卫、努力发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垂范制度榜样。
（范勇鹏）
中国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每一次党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都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我曾就当时选举产生的中共领导班子的组成，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谈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能力差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五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25]
七年过去了，我的这些话无须修改，因为它准确概述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令人感慨万千的是：七年时间飞逝而过，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产生的一流领导人及其团队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产生的平庸领导人导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走衰。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虽然我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如果你把习近平主席和美国特朗普总统、法国马克龙总统、英国特蕾莎·梅首相放在一起，那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问我谁更值得信任，我会说习近平。”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领导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须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真才实干者极少。
此外，西方国家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能力差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就把国库败了个精光。
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国家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6]在选贤任能的论述中，邓小平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7]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这套制度安排意味着，高级干部的晋升必须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虽然这种制度安排还有不足之处，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竞争。过去数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续走衰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8]“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29]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这种集古今优势和中外长处为一体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制度保证。
写到此，我不由想起了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选举政治提出过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广场上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百倍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柏拉图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宪政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
西方自由派曾创造出一种“制度万能论”的话语：只要制度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选个傻瓜治国也没有关系。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和中国模式的迅速崛起，这种“制度万能论”不攻自破，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会接受了。美国选出了能力差的小布什当总统，美国的国运就连续八年走衰。美国再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其国运还将继续走衰。
中国人经过百折不挠的探索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今天可以为许多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也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反思一下自己制度中的种种问题。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代，正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
（张维为）
社会主义在中国何以成功
中共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这个概念是有一个背景的，即世界上存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照抄别国经验，此之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提法内涵十分丰富，比如，主要矛盾的界定和中共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已经不同了。从国际上看，也体现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在中国了，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被实践证明成功了。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大多失败了。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生存和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空想，但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却像空想般严格，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实现了这种成功，而且第一次实际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成功。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过去常说，西欧、北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方面更成功，也就是说，通过合法斗争，社会主义一样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中生长出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而不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首先，西欧、北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国家体系范围内是无法自足的，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以全球政治经济的等级制为前提的，需要充沛的资源和财政能力来供养，需要不断向外转嫁矛盾才能获得暂时的稳定。其次，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形式，资本的力量一定会尽一切努力追求对国家制度的俘获。议会政治、多党竞争、大众选举、多元主义文化，都是服务于金钱掌握权力这一最高目标。所以表面上呈现出部分社会主义色彩的所谓“福利国家”，最后必然会走向“福利资本主义”。它和社会主义本意是相对的，这种以个体和部分群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国家制度，最终一定会走向反对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解体状态，资本最终会控制一切。所以说，在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主义也没有成功，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主义被当作幌子，现在随着西方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内部共识的解体，这种制度已经走向失败。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何以能够成功？我们的答案就是两个词：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继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原因。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1. 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问题，这些年政治学界讲得比较多，但是多从国内治理的方面来看，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国际制度竞争和国内权力博弈两个层次来看。首先，从国际制度竞争来看，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普遍性现象。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中总在讨论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有着类似的问题，资本具有超越国界的冲动和需要，但一国是不能建成资本主义的。根据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发展过程里并没有出现普遍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通过欧洲的战争和国家能力的竞争，这种国家模式不断被模仿和扩散，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作为一种和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首先要赢得国家能力的竞争，才有足够能力证明自己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
其次，从国内权力博弈来看，资本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不仅仅是通过国家之间竞争来获取利润，它最强大的力量在于从内部进行国家俘获和收买。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最大威胁也是来自资本内部的俘获，以及资本全球性对国家地方性的压制。因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如何保证公共性权力在与资本的俘获力的搏斗中取胜，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挑战。因而国家能力问题，自然包含了国家如何维持公共性的问题。只有强大的公共性的国家能力才能够克服资本力量。
2. 制度基础
前面讲的国家能力，它来自什么？显然不能是来自暴力或者是对社会的压制，而是来自国家制度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共性、客观性等正当性特征（西方政治学所强调的“程序”无法提供正当性）。
（1）平等性。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平等身份的国家，并且这种平等性不断上升。秦汉逐步走出贵族政治，初步实现了人的身份的平等，而这一点在西方是在近代才实现。东汉初年，我们建立了按户数比例推举孝廉制度，而美国按照人口比例推举众议员是到1787年才第一次确定下来。宋代的平等产生了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商业文化。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土地占有和性别的不平等，被中国共产党消除了。今天中国从纵向和横向上看都是社会平等的最高阶段。
（2）公共性。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部落性”，即国家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宗教、教派、种族、阶级、地区或者民族）掌握国家公器而实现对所有人的统治。即便是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仍然具有这种“部落性”。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带来了国家公共性的进步，但最大问题是没有办法克服资本俘获国家问题，只不过是用阶级性代替了其他“部落性”因素。而中国历史上，国家在秦汉之后就至少在理想上代表了天下所有人，并逐渐通过中性的官僚机器，建立起初步具有公共性的国家。自元、清以至民国，公共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倒退或反复，民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国民党难以克服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代言人的本质，违背了中国数千年来“天下为公”的普遍愿望。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建立了真正公共性的国家制度，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础。
（3）客观性。前面讲了官僚制度在维持国家公共性中的作用，但是官僚制度本身有两大问题：一是会被某种“私”的力量所俘获（历史上最常见的是资本的俘获，但是资本俘获官僚制度仍然会遇到阻力，所以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定是要对官僚制度加以严格约束的。比如1883年《彭德尔顿法》以来，副部级以上官员是不受文官制度约束的）；二是官僚制度天生易于陷入保守和僵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就只有靠客观性选择统治集团成员来解决，通过不断将“非世袭性”的精英人员填充到官僚机器中来避免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俘获。人类政治最难的问题就是“谁来统治”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但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超越暴力阶段，于是普遍产生了靠血缘来维系权力传承和分配的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个巨大进步，即将权力资源转化为金钱，由不流血的财富竞争来解决选择统治者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仍然不是公共性的，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专制。
中国从汉代的“选＋举”到隋唐的科举再到明清的八股，实际上是将权力资源转化成“知识”，通过一种纯粹客观的标准较好地解决了选择统治者的问题，实现了在人类历史上独有的以客观性保障公共性的国家制度。新中国通过人民及其先锋队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将这种客观性进一步提升，通过人民直接“接管”知识而推翻了传统社会的地主阶级和精英主义色彩，再通过对人民的教育创造了人民掌握公共性权力的国家机器。（李中清教授对150年来中国精英教育的研究发现，1953—1993年，工农子弟大量进入精英教育领域，他称之为一场“无声的革命”。[30]）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是极高的智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制度同时使用技术手段和政治手段解决了国家公共性的问题，无疑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制度实践的最高智慧。
3. 代表人民性的，具有主动性、责任感和领导力的先锋队群体
前述官僚制度的第二个缺陷——易于保守和僵化，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它也是人类任何制度形式都面临的一个永恒难题。再好的制度，都会停滞、僵化下去，形成固化的利益。历史上，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家国情怀是克服官僚制度僵化的精神动力，每当精神衰落，官僚制度自身就丧失自我调适能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有声的革命”、土地革命、“无声的革命”等，打破了财富和权力封闭性，才真正打破了治乱循环的周期律。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谈到“历史周期律”时，所讲的“民主”显然不是今天所常用的以竞争性选举程序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而是体现“人民性”的实质民主。
这种人民性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永远保证的，它需要一种信仰动力，需要一种自我革新、自我批判的主动精神，需要一种认清历史趋势、承担历史责任的领导力。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革命先锋和职业官僚的矛盾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的先锋队组织一直保持着信仰、活力、责任感和领导力，因而能够成为“死”的制度中一种“活”的力量源泉，不断突破制度僵化的趋势，打破利益集团的固化，推动制度不断往前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的根本保证。
（范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