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圣起源：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看来淡淡一句话，其实却是以庄严叙述口吻展示的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命题。这是服饰起源的中国文化意味的表达，发生学意义上的明确认定。且在历史上形成了覆盖时空的影响。它的内蕴是丰厚博大的，可分多层来解析。

1.提出黄帝始制衣裳说

后世解《周易》者多以黄帝垂衣为无为而治的象征来解读此意。例如：

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之以为帝王。

——荀子：王霸篇

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

——王充：论衡·自然

（黄帝、尧舜）作衣裳而披之于身，垂绢为衣，其色玄而象道；裂幅为裳，其色而象事，法乾坤以示民，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贵贱，莫不各安其分也。

——丘濬：大明衍义补·卷九十·冕服之章

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对“垂衣裳”一语作灵活性的解释。其实在荀子这里只是一种宣扬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性的引申与拓展。宋儒多援此说。但理解文本不能本末倒置，只从后人引申意义上着眼而抛掉了原创者叙说的本意。《集解》引《九家易》曰：“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易学家高亨以为垂当借为缀，缝也。《说文》：“缀，合箸也。”箸，附也，合箸即联合二物使相附箸，是缀即缝义。缀衣裳谓缝制衣裳也。垂缀乃一声之转。历代不少学者亦从不同层面延展这一思路给予论说。如：“黄帝始去皮服布。”[1]“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2]

作为中华服饰起源论，有不少资料亦可作为佐证。《路史》（后纪卷五）有：“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世本·作》篇进而举出黄帝的臣子胡曹和伯余是最初制作衣服的人；特别是从考古材料来看，在已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物中，有为数众多的石制、陶制纺轮，有一些陶器底部印着麻布纹，这些恰恰都和黄帝创制衣服的年代是相符的。

当然，本文的论述着重点并不在于是否应由历史研究或实证确认这一命题，虽说这一命题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文献价值，更不去论说黄帝此人到底是人是神这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周易·系辞》的描述似乎隐隐地暗示着，远古的中华先民有意无意地在服饰起源的文化观念上找到了崇高的皈依处，是将源于图腾崇拜的服饰观念创造性地向社会权力转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这里，相对于神幻境界颇为奇异的图腾形象，黄帝尧舜虽不无传说虚构，但总体上仍是历史性的人物，由他们创造服饰，自会因圣贤崇拜并因服饰认同而产生亲切感和自豪感，不仅仅是外在形象上的相似或异质同构。

当然，在理性的时代，将服饰的创造制作与古之英明君主挂钩，如同人们将智慧故事和所喜爱的作家联系起来一样，增添它的神圣感和可信度，有说起此物大有来头的感觉，给人一种庄严郑重的氛围感。先秦时代人们在这方面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如墨子《辞过》中说：“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人以为不中人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西方文化也是这样，如《圣经》所指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初始的衣裙，便是在辞别伊甸园之际由耶和华所创造并赠送的。

关键在于，在《周易》的叙述中，“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取，就是取意、效法和仿照。这里不只是泛泛地谈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是具体细致地谈到了他们衣裳款式的建构是受到《周易》卦象形式的启发。事实上我们看看图5-1，便知乾坤两卦象上下相叠，便成为服饰的基础形态。

是我们强作解扭曲古意吗？非也。在《周易·系辞》中谈到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创造都受到不同卦象结构的启示，这是《周易》的叙述立场与观点。《周易》中自信肯定的叙述还不少，可以作为类比例证。如：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事实上《周易》中类似举例就有十多处。从卦形来看，一般都比较吻合。物的创造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新结构的设计与落实。将卦像结构运用到生活生产实践层面，从而制作出异质同构的实物来，这是创造发明的根本路径。如“离”卦（）网状的结构不难催生结绳为网罟的灵感；豫卦（）与两扇门对开而居中插一门闩如此形似；大壮卦（）与方形宫室而屋顶斜向两边以流水的格局异质而同构；夬卦（）与在一块木条或甲骨上刻出而凹陷出一点一划的痕迹相仿……它以同样的思维模式反复指出黄帝尧舜创造多种生活生产工具的灵感源于卦象的特殊结构。而其中最重要的衣裳创制，则是受易象乾卦和坤卦的启发和影响。《集解》引《九家易》曰：“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说衣裳起源于乾坤卦象，自然是指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像卦象那样，不是自然而然的披挂，而是有意识的人为创造。只需要简单地将乾坤两卦重叠起来，便可看出上衣下裳的轮廓模样来。须知任何物件的制作事先要有蓝图，即形式上的构思与创建。古今易学家都没有想到，服饰之制还真有可能是从乾坤卦体上生发出灵感的异质同构创造！当年我初作此判断时，除细读文本外，就是依据卦象直觉。今读先师辛介夫著作，知其亦作这般理解：

黄帝以上，人们只取以羽毛、皮、革、树皮、树叶等物以御寒暑，无所谓仪容。黄帝始制衣裳，取法乾坤，乾在上，坤在下，乾长坤短，故衣取乾象，裳取坤象；尧舜又取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服，而衣裳文彩大备。天下揖让有礼而大治。

——辛介夫：周易解读[3]

2.指出尧舜与黄帝并列的服饰创造业绩与意图

《周易》系辞中只简要地说黄帝尧舜创造衣服却无具体的分述，我们在更多的文献中只找到了黄帝创制衣服的依据，那么尧舜创造了服饰的什么呢？他们对于服饰做了哪些贡献才取得了和黄帝相提并论的位置呢？

打开记载唐尧虞舜夏禹事迹的书《虞书·益稷》，便见虞舜一段自述：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即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并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由此便有了古今公认的舜作十二章纹的说法。其实从史传的尧舜相继和这里的尧舜并提，我们可以得出尧舜同作十二章纹的答案。如此理解并非轻率，《后汉书·舆服志》将垂衣裳与作十二章纹浑然一体而同归于黄帝与尧舜名下，不仅是有案可稽的史证，而且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暗示和启发。事实上任何创举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有着相当长的不断完善过程。很显然，《周易》意在传导一个观念，即服饰的体制为人文始祖所创造，其细部的绘饰点缀亦是圣明的人君所发明。当然，和黄帝创造服饰的命题一样，重要的不是真的考证出服饰或十二章纹由唐尧虞舜或其他著名的人物创造发明的，而是以他们在历史上显赫的地位和美好的名声，历史文献将此归属于他们名下便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味和格局。从上一章论述便可看出，十二章纹施之于冕服，在创制者那里便赋予了它明确而固定的文化内蕴，是明显有着文化垂教的设想和功能。在常规下，天子之服以绘绣的方式用日月以下的十二章，诸侯则自龙衮以下至于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不难看出，服饰章纹数量随着官位下移而依次递减，其意义就不只是一般所认为的表示身份等级，最起码还有着梳理社会秩序、熏陶理想文化人格、强化历史责任等文化意识的积淀，因而尧舜在这里有了与黄帝相提并论的辉煌地位。

在古代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从天子到臣民颇为看重服饰之中的图案，或重教化，或重等级，或重自炫，或兼而有之，我们在《周易》和《虞书》中找到了最早的文化依据。实际上这种服饰文化观今也有之，只不过于古为烈罢了。仔细想想便不难理解。例如今天全世界军警等职业服装不同的肩饰、领饰等附件也是同样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蕴，绝不会只是有着形式美的观赏价值。

3.再说十二章纹饰图案绘绣

易学家从来不谈这个问题，服饰专家谈它却不曾和《周易》联系起来。现在可以看出，十二章纹无一不是“取诸乾坤”。浅层次说，日月星辰取诸乾的系列意象，而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则是取诸坤的系列意象，而龙属亦乾亦坤的神奇意象，介乎二者之间。深层次说，日月星辰等十二章纹或取其高远，或取其深邃，或取其威猛，或取其稳静，或取其刚直决断，或取其优美文丽……无一不是从乾坤二卦或自强不息或厚德载物之神韵上派生演化而来。从上章论述亦可看出，如果不从文化源头去探寻服装纹饰图案的积淀，我们如何去感知此中的独特滋味呢？

4.它将服饰与治天下联系了起来

强化了服饰的梳理性别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而点示出古代社会服饰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中国人特殊的服饰治世的文化观念就是从中生发而来。

正是《周易》不仅将服饰起源追溯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黄帝及完美的古代君主尧舜的身上，而且直截了当地将它与“天下治”联系起来，这种强调、认定和渲染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便笼罩中国服饰境界的博大时空。于是，服饰本身就具备了神圣感和崇高性。我们知道，服饰自古以来在中国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穿着问题，而是被作为一个既定的基本国策。作为惯例，历史上每至改朝换代，都要来一次服饰改制，“改正朔，易服色”，似要在刷新天下之初先刷新人们的衣着。同时，历史上不断有天子督阵朝廷操作的种种服饰故事。

于是，我们就知道并且理解，不仅在夏商周到“中华民国”这一有着相当长度的历史时期内，服饰制度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典章之一、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而且在任何一个朝代，服饰哪一方面的改革都须触动国家最高负责人才行，都须国君直接或间接出面支持才可能成功或见效。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辛亥革命的中山装，再到历史新时期的西服；从清政府血腥镇压推行的服饰改制到“中华民国”顺应民心的废除裹脚陋俗，我们看到有称孤道寡的皇帝对于服装颜色款式等的垄断，看到多少倾国权臣以服饰暗含美梦终以僭越之罪毁家灭族，看到历代皇家以赏赐黄马褂之类作为吸引臣民卖身卖命的有效法宝，看到古来更有不少人刚烈愚直不惜以身殉服。

很显然，在整体的民族心态上，特别是征服汉民族又向其文化认同的统治阶级，一旦将服饰放在“天下治”的重要位置上，那负面作用也就很突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一件大事便是易服色，正衣冠，改发型，把老百姓的外表变一变，以示与前代或异域划清界限，以正观瞻。为达这一目的，往往不惜血腥镇压。这就是将治天下和服饰的关系连接紧密导致了这种现象。虽说，《周易》的上述命题并不必然导致那些令人遗憾的结局，但人们对于一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心态作追本溯源的探寻时，如同对于生命体作遗传基因的分析化验，往往会产生惊心动魄的感受和沉重悲怆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