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专著《成都尊经书院史》的姊妹篇。在前书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四川存古学堂以及四川国学院的相关资料，但并未将其纳入自己的写作计划。《成都尊经书院史》出版后，社会反响比较好，还获得成都市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而言，这自然是非常大的激励，增添了我从事学术工作的信心。在这过程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老专家谢桃坊先生也一再鼓励我应一鼓作气继续相关研究，他建议关注四川国学院的历史。

不过，对此，我颇有顾虑。因为以我当时的理解，四川国学院由于和存古学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来评价不高，其色调是灰暗的，仿佛还散发着陈腐的气息，因而长期乏人问津。《四川大学史稿》中“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一条也印证了我的看法，它说：该校“把存古学堂那套封建气味极浓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是我校五大专门学堂中，科类、校名变更最晚的一个，可见其守旧程度。”“国专被称为‘封建堡垒’，主要是针对教师而言。”对这样一个评价偏负面的所在，我内心是抗拒的，我依然倾向于寻找一个像尊经书院那样熠熠闪光的研究点。

所以，当谢先生再次提及这个话题时，我道出了自己的困惑。他摇着头说：“历史研究重在对那一段历史的考察，即便是一个落后的对象，能把它的情况呈现出来，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啊！”谢先生是四川国学运动研究的开拓者，他撰写的《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年）是目前为止该领域仅有的专著，先生对于四川国学院是非常熟悉的，因而他这番话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找来相关书籍、资料一探究竟。渐渐地，我意识到这项研究的意义所在。四川国学院成立于1912年（民国元年），是由四川军政府设立的“全省国学机关”，其宗旨在于“提倡国学，发扬国粹”。组成人员多为老派学人，包括吴之英、刘师培、谢无量、廖平、楼黎然、曾学传等。成立后不久，它合并了由前清存古学堂更名而来的国学馆，继续招生办学。而当时，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已经颁布《大学令》，明确废除经学科。这无疑令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导致发展困难重重、步履蹒跚，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它从未停止办学，直到1927年（民国十六年），与其他四所专门学校联合组成公立四川大学，前后持续15年，历时之长，在同时代同类教育机构中极为罕见。

正因为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独特的道路选择，它长期以来被视作“封建堡垒”，少人问津。但是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四川国学院还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面相：它是20世纪初，自国学运动兴起以后，以政府之力设立的第一所大型国学机构，集教学研究功能于一体，在国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它也是民国初年全国第一所大型学术机构，国学院确立的六项工作任务，涵盖编辑杂志、审定乡土志、续修通志、搜辑乡贤遗书、校订国学参考书、编纂本省光复史等方面，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其研究工作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在全省开展文献文物的收集整理行动，有力推动了蜀学的复兴。其创办的《四川国学杂志》还是近代四川第一份由高等教育机构出版的学术刊物。另外，在教学方面，他们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不断调整变革，学校数次更名，反复修改学制、科目、课程设置等内容，最后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教育体系的一员，培养的学生如向宗鲁、彭云生、杨雁南、蒙文通、李源澄等，都成为蜀学的中坚力量。四川也由此成为那时的国学重镇之一。这些复杂的面相吸引我去进一步追寻历史的真相。

由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寥寥，继续深入探索的工作就有点拓荒的味道了。不过幸运的是国学院的档案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存放在四川大学档案馆。这套档案共81卷，成为这次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这也是本次研究的特点所在，依托全套档案开展工作，力求通过这些第一手资料重返历史现场。但由于档案资料的特殊性，所有现代工具都与之无缘，只能采用手抄的方式进行收集，这是以档案作为资料进行研究时不得不面对的痛苦。但我别无选择。另外，这批档案虽不涉密，但它属于四川大学的内部资料，没有公开的义务，这也令我颇为紧张。幸而负责这部分档案的陈涛科长、陈玉峰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理解和支持，破例向我这个外单位人员开放了档案资源。为了能集中时间收集资料，我把一年的教学工作集中在一个学期里完成了，空出的这学期我就天天到档案馆“上班”，他们不下班，我不离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暑去冬来。笔写完了一支又一支，笔记本抄满了一本又一本。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时光，但也不乏乐趣，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抄写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时国学院负责人极为强烈的档案保存意识，比如档案23卷、24卷收录的是1914年3月至1917年12月国学学校所有的校告，包括放假、考试安排，学生获奖、受处罚等信息一应俱全。而他们在财务方面的档案又堪称完整详尽的范例，以1915年为例，有38卷《本校1911—1915年度预决算》、41卷《1915年各月收支款表》、62卷《请领、报销1915年经费》、67卷《伪省政机关1915年有关财务的来文》，对这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极其详实的记载，实际上除个别年份外，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卷宗。

为避免遗漏，我还前往成都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调阅资料，不过收获寥寥，这也确认了四川大学保存的这套资料的唯一性、珍贵性，它是真实再现四川地区清末民初教育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之后，我又奔赴成都市图书馆查阅《四川国学杂志》，它们也是百年前的物品了，封面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每次翻开它们，我都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恍惚，怀疑自己会不会是这百年来第一个闯入者？

收集资料的过程在旁人看来，也许单调、枯燥、乏味，不过一路走来会发现其中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特别是一些偶然意外的发现所带来的惊喜往往令人难以忘怀。这次我便有这样的幸运。记得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网上漫无目的地翻看老旧报刊，突然一张照片映入眼帘：成都南门外之国学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觉心跳加速，由于时代久远，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国学院”还有照片传世。这张印在1925年《上海画报》上的照片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张该院外景图，虽然略显模糊，但大门前那片荷塘还是让人浮想联翩，似乎依稀可见当年的盛景。后来，我又在张远东、熊泽文编著的《经学大师廖平》一书中找到几张照片，其中1918年同学们与校长廖平在国学院花厅前的合影最为珍贵，时廖平68岁，学生中有蒙文通、彭云生、廖宗泽等。另外，国学院院员释圆乘的生平一直是个谜，谢桃坊先生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然而无论是当时的档案还是时人的论述、回忆录中均不见相关介绍，最后终于在张志哲主编的《中华佛教人物大辞典》中查到相关资料，才弥补了这项空缺，得以在文中对之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每每有这些新发现，都令人兴奋、激动不已，疲劳顿时一扫而光，心中唯有暗暗感激老天对我的眷顾。这次除了抄录的档案、拍摄的照片、收集的当时的报刊以及相关的书籍、论文外，我还摘录了近10万字的资料，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

正是在这批材料的基础上，本书对四川国学院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论述，包括国学院的创办演变过程；它与国粹运动的关系；它为适应“壬子癸丑学制”所作的努力与变更；它如何开展国学教学工作；它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作为；院内师生的基本情况等，并进而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四川国学院是20世纪初中国第一座由政府兴办的大型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它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国学运动初期相关领域的集大成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它推动了国学、蜀学的发展；在教育方面，它完成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体制的接轨，为实现新学制下传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历史首先应求真，这是最重要的。本次研究依然以史料见长，在研究中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史实，对每一个写入书中的内容都进行了认真核实，有时即便是一个很小的细节，都经过对所见材料反复的对比确认。同时，还特别看重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力求精益求精、不留遗憾，不过难免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唯恳请各位尊敬的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2018年6月28日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