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青岛艺海》是我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青岛与京剧》是由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京剧花脸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作序，《青岛与曲艺》则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作序。无独有偶，原任青岛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蔡晓滨，在读了我的这部书稿后，当即写了篇两千多字的书评：《涓滴成海，蔚为大观——写在吕铭康新作<青岛艺海>出版之际》，我为之深为感动和感激。记得1984年初夏，我借调到青岛日报社做文化记者，我们在军政文教部是同事，他对我是很了解的。于是，就把蔡晓滨的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序言。这样，我的这三本书都是名家作序，为此深感荣幸之至。

我祖籍广东新会，1943年10月生于上海，1950年7岁时随家人来青岛定居，现在可以说是个“老青岛”了。这几十年来，我接触过的许多人和事，至今还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我一生的愿望是做个教师，而最酷爱的是写作，更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参与办报做个文化记者。

我七八岁时就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京剧，看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马连良等“四大须生”和不少名家的戏，听了不少他们的唱片，因此就能够无师自通地学唱京剧花脸，直到1956年13岁读初二时，被学校推荐参加青岛市少年儿童文艺会演，才有幸得到教授京剧的内行老师启蒙，又承蒙著名票友琴师刘鸿伟（也是著名鼓师）伴奏，我获得了表演一等奖。由于通过收音机听到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的相声，我又对相声产生了浓厚兴趣。电影，也是我儿时的最爱，当时出刊的《电影故事》杂志我每期必看，甚至在家里走廊上临摹正在上映的电影海报，请人把玻璃裁成64开，白天用毛笔在玻璃上写上片名，画上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厂标，晚上用手电筒照这些玻璃，将画面投影在对面墙上“放映”。我还非常喜爱看街头艺人撂地鬻艺，什么“武老二”（山东快书）、鼓书、古彩戏法、魔术、杂技等，场场不漏。艺人们知道我是囊空如洗的孩子，从不问我要钱，他们要的是“人气”。1956年，我在青岛有幸亲眼看过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于是我学说他们的《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并把爱好的京剧融入其中，高中起就开始登台表演相声。我那时好奇心很强，爱好比较广泛，什么事都喜欢穷根究底弄个明白。万万没想到，这竟都有助于我的写作或讲课（语文、写作、影视编导），以及主持电台或电视节目，策划组织一些京剧、曲艺演出活动，并且从1998年起，我就一直担任一年一届的青岛国际沙滩节开幕式艺术总监、总撰稿和主持人，迄今已有22年了。近年，我还参与组建了青岛市相声艺术研究会，被聘为总顾问。我由于爱好写作，从1965年起，就始终不断地读书学习，笔耕不辍，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500万字的散文、随笔、时评、儿歌、文艺评论、文化名人专访和文史研究等文章，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缘分》和《求乐》，还主编了《2000青岛儿童文学选》（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和《新世纪艺术散文选粹》《2003青岛儿童文学选粹》《青岛新童谣选》《行走在市北》（一、二集）等一些图书。至今我还继续协助青岛电视台和市北区档案局参与青岛文史纪录片的拍摄。但我朝思暮想的，还是要真正圆我的文化记者梦。

我于196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一家民办成人业余学校，做语文教师，月薪30.5元。当时，我除留出了必要的饭费和房租外，一气订了《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文汇报》《电影艺术》《戏剧报》《萌芽》等报刊，并且还买了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艺海拾贝》、邓拓（马南邨）的《燕山夜话》、王朝闻的美学文艺论著，以及京剧、相声剧本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圆自己的文化记者梦。当时我经常投稿，到了1965年才总算在本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玩物丧志”的杂文，我用这3块钱的稿费买了本《朗诵诗选》，还特地在扉页上写下“稿费纪念”。后来，我被借调到市南区宣传部门担任大门前的宣传栏主编。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我，利用这个机会于1973年在中山路、德县路口，用12个玻璃橱窗开办并主编了“市南街头诗画”，吸引了许多文学爱好者投稿，其中的很多人现在已成为著名作家、诗人、专家、学者和著名企业家，他们称之为“荒漠中的绿洲”，而我这其实也是为了圆梦。在这期间，我创作了许多儿歌在全国不少报刊发表。改革开放后，我逐渐放弃了儿歌创作，主要写散文、随笔、时评、文化名人专访和文艺评论。1979年，我撰写了文艺评论《“伤痕文学”与文学伤痕》，在当年的8月号《海鸥》（《青岛文学》）发表，影响较大，在2008年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许多学者对我当年这篇文章给予好评。1981年，在青岛电影公司做宣传工作的文友赵曰茂，请我协助他主编《青岛电影》月刊，这正是圆梦的机缘，于是我就采写了不少文化名人专访与影评。后来，《青岛日报》请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专门采写名人专访。当时，我在工厂做基建工作，经常有机会出差到北京、济南等地，便借机挤出时间采访了许多文化名人，在《青岛日报》以及全国各地报刊发表。1984年，我先借调到《青岛日报》做文化记者，随后就正式调入青岛市经委负责成人干部高等教育的教务工作，同时兼着报社的采访工作。1993年，青岛广播电台实行直播，请我担任戏曲节目主持人，我一干就是15年。其间电视台也请我做了5年的电视专题片编导。1999年至2000年，因我接近退休可不坐班，《老年生活报》就聘我为副刊主编，于是我除了组稿编稿外，还采写了不少文化名人专访，终于有机会圆梦。

对此，我有几点感受：

一是持之以恒，厚积薄发。我本身爱好确实比较广泛，尤其酷爱文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我采写名人专访时没有记者证，全靠自己的腿和嘴来疏通与他们的关系。记得1981年8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青岛演出，我当时正在业余参与主编《青岛电影》月刊，一看到他们的节目单，就兴奋地说：“这次来了俩‘列宁’! ”因为我1957年看过《戏剧报》月刊，其中介绍了当时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带枪的人》，对由著名演员刁光覃扮演的列宁特别感兴趣，尤其对画页中的列宁剧照感触良深。他这次来青岛，是担任话剧《日出》的导演。同时，他们另一组是演出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主演是周正。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我国曾拍摄过电影《以革命的名义》，片中的列宁正是由周正扮演的，之前我还通过收音机多次听过他的朗诵。于是，我就先后分别采访了他们。由于我一直难忘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为列宁配音的白景晟，为此，我又找到并采访了他，写成《我国艺坛上的三位“列宁”》，在当时的北京《戏剧电影报》发表，随后全国几乎所有的文摘类报刊都纷纷予以转载。白景晟时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专教“世界电影史”，我到北京出差常常去向他求教，学习到不少电影知识。再就是经北京的电影名家介绍，采访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起初说近日太忙，希望我过些天再来采访。我急中生智说：“谢导，您是否注意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评论？”他听后一愣，忙问怎么回事。我就拿出随记本念给他听，大意是：我们的文学艺术要坚持民族化。我接着说：“您50年代初就参演过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后来您还主演了电影《林家铺子》得了奖，《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您当年执导的电影《洪湖赤卫队》。这些年，您又导演了农村片《甜蜜的事业》和老舍的京味电影《茶馆》，这些电影正说明您始终是坚持民族化啊！”谢添听后嘘了口长气：“看来，你对我已经很了解了！”于是热情地邀请我次日下午到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住家采访。因我知道他祖籍广东番禺，与我是广东同乡，为了拉近关系，所以采访时我们完全用粤语交流。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后来还互相通过信件。他还主动为我推荐文化名人供我采访，并赠送他擅长的“倒笔书法”条幅。1983年，我再次与谢添约好见面，因那时只有电话座机，联系极为不便。我到北影后，传达室人员告诉我，谢添因事突然外出不便见面，但他已为我约好谢芳了。尽管这事有点突如其来，但我已成竹在胸。当我见到谢芳时就先入为主地说：“您挺不幸的！”她顿时很惊异。随之我慢慢解释道：“您主演的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都曾被禁演，最早拍的《青春之歌》也曾被批判。但您还是不屈不挠，现在又拍了《第二次握手》《泪痕》等，真是令人敬佩！”这么一来，我们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得知谢芳第一次“触电”是在青岛的仰口拍《青春之歌》，我们更亲近了许多，以至于我们2005年为央视在青岛录制《青岛与电影》电视节目时，她对我记忆犹新，那时已经时隔22年了。

二是做好功课，有的放矢。我在采访前总是要做准备。比如1984年我奉命采访相声大师侯宝林。那时根本没有电脑、百度之类工具，要提前了解采访对象是相当困难的。我就先到书店买到介绍侯宝林身世的小册子和他刚刚出版的《相声溯源》，认真阅读并略作笔记。从中我得知他虽身世悲惨，却相当注重学习文化知识，他认为相声讲究雅俗共赏，是讽刺与幽默的艺术，最反对低俗与媚俗。于是，我就抓住这几点进行采访，并以自己曾经学说过他的相声为引子，引起他对我的好感。这招果然奏效，我们还成了“忘年交”。此后赴京出差，我就经常到他住家采访，受到热情接待，他有问必答。我与他的儿子侯耀文也成了朋友。还有京剧大师袁世海，最擅长架子花脸，1998年7月来青岛时，我到他下榻的宾馆采访。为了引起他的兴趣，我开头就提及从小就非常崇拜他老人家，我1956年13岁时登台，清唱的就是他的《黑旋风李逵》“负荆请罪”唱段。他马上让我一展歌喉。我班门弄斧清唱了一段后，他赞扬我难能可贵，还认真地告诉我，现在他的最后一句唱法略有改动。于是，我们的距离明显拉近，采访起来自然得心应手。2000年，我出差到北京，希望能够登门拜访，袁世海详细告诉我他的住址。在整整一个上午的采访时，他把电话线都拔了，怕影响我们交谈……

三是将心比心，增进感情。这几十年来，我采访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名人，与其中的很多人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一些老艺术家。我们的采访是将心比心，实话实说，天长日久，情深意切。他们为了方便我采访，主动引荐我结交一些文化名人。比如，1982年，王晓棠从同行处听说我来北京，就让她的丈夫言小朋冒着严寒到阜外招待所（阜成门外）找我，而我是住在复外招待所（复兴门外），两个招待所名音同字不同，却相距甚远，他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我。我为此感到深深歉疚。还有著名反派影星陈述，我们认识是在1981年，当时他来青岛拍摄电影《诱捕之后》。他爽直的性格给我以好感。后来他把另一位影星程之介绍给我，我们对京剧花脸有共同的爱好，并且有了合作创作电视剧《裘盛戎》的意向……

显而易见，我撰写《青岛与京剧》《青岛与曲艺》以及这本《青岛艺海》，也正是为了圆我的文化记者梦。

2007年，青岛有关宣传文化部门决定让我写《青岛与京剧》，是源于我主持了青岛广播电台15年的直播京剧节目，获过全国和省市的不少奖项，并且这30余年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与京剧有关的文章。2017年，我又一鼓作气完成了《青岛与曲艺》。考虑到这两本书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相隔了十年，我今年76周岁了，还有几个“十年”？于是，我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写成了《青岛艺海》。其间，我克服了视力不佳的困难（右眼于2007年7月视网膜脱落，及时做了修补手术，这些年双眼又先后做了清除白内障手术），现在的视力已基本恢复，又幸亏我从2000年起，就一直是使用电脑娴熟写作，戴上老花镜，采用特大显示屏，用200%的视图，还不算太费气力。而且，图片大都是我自行扫描和制作。为此，确实由衷感谢高科技。然而，修改清样就感到了格外困难。尽管如此，我依然不甘示弱，乐此不疲，坚持老而弥坚老有所为。

《青岛艺海》这本书，顾名思义，就是回忆老青岛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逸闻逸事，也有老青岛的一些风土民情，其中绝大部分出自我的亲身经历和直接采访，加上几十年的积累，把海纳百川丰富多彩的老青岛艺术介绍给社会和后人，力争图文并茂，以飨读者。

在此，我深切感谢原任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青岛出版社总编辑刘咏和本书责任编辑董建国，感谢青岛市文联党组书记魏胜吉，感谢原任青岛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蔡晓滨。我写成这本书得益于他们的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同时，还要向广大读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请不吝指正。

吕铭康

2019年10月10日于青岛夹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