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起所有的船？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一直都处于激烈争论当中。但总体而言，现实证据似乎表明，即使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也几乎没有对所涉及人群的工资或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争论之所以一直持续，主要是因为想要说清楚这件事往往并不容易。各国都会限制移民，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允许移民进入。而移民也会用脚投票，自然倾向于前往有更好选择的国家。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果我们用城市的本地人工资与城市中移民工资的比例作图，我们会画出一条优美的往上延伸的线：移民越多，工资就越高。对于支持移民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象。

想要找出移民对当地人工资的真正影响，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并非直接因为追求城市工资而出现的移民变化。甚至这样还不够，因为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也会用脚投票。比如，可能是移民的涌入将许多本地工人挤出城市，才让留下来的本地工人的工资没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选择留在移民定居城市的当地人的工资，我们就会完全忽视那些离去者的痛苦。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移民吸引企业进驻某座城市，但代价却是牺牲其他城市的利益，我们可能也看不到这些其他城市的工人所付出的代价。

戴维·卡德（David Card）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一次巧妙尝试。1980年4月2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讲话，放开对马列尔港的控制，允许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古巴。演讲之后，人们反应迅速，从4月底开始就有人离开。从4月到9月期间，共有12.5万名古巴人抵达美国的迈阿密，其中大部分人没有或只接受过极少的教育。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永久定居在迈阿密，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增长了7%。

那么工资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为了找出答案，卡德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双差法”的分析方法。他将移民到达前后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情况，与美国其他4个“相似”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对比。他希望了解，当“马列尔人”出现时，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工作机会的增加是否落后于其他4个城市的居民。

卡德发现，不论是在移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几年后，这一对比都没有什么不同。“马列尔人”的到来没有影响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卡德还特地研究了在“马列尔偷渡事件”之前就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他们和新来的古巴移民最为相似，因此也最有可能受到移民涌入的影响，但其结果仍然没有差异。

这项研究对于找到移民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非常重要。迈阿密被移民选中，不是因为就业机会，而只是因为这里是离古巴人最近的登陆点。偷渡事件是突发的意外，迈阿密的工人和企业在短期内都没有机会对此做出反应（工人离开，企业进入）。不论是方法还是结论，卡德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第一次证明了供需模型无法直接适用于移民问题。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也饱受争议，经历了多轮的驳斥和对反驳的反驳。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能够引发这么多轮的交锋和热切关注。乔治·鲍尔斯（George Borjas）长期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他是一位直言不讳地支持排斥低技能移民政策的经济学家。鲍尔斯重新分析了“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经过，包括选择更多城市进行比较，并特别关注非西班牙裔的高中辍学男性，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群体。鲍尔斯发现在这个人群样本中，相比其他对照城市，在偷渡者抵达后，迈阿密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但之后的重新分析显示，当纳入西班牙裔高中辍学者（看上去应该是最能与古巴移民进行比较的人，却出于某种原因被鲍尔斯忽略了）和妇女（同样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被鲍尔斯忽略了）的数据后，鲍尔斯的研究结果被推翻了。此外，通过和在偷渡事件发生前，与迈阿密拥有相似的工资和就业情况的其他城市对比，研究发现工资或就业并没有受到移民的影响。尽管如此，鲍尔斯仍然坚持己见，围绕“马列尔偷渡事件”的争论仍在继续。

如果你拿不准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没关系，你并不孤单。坦白地说，争论双方没人因此改变看法，而且他们的想法似乎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将移民政策的未来和30年前发生在一个城市的事件挂钩都是不合理的。

幸运的是，受卡德研究的启发，许多学者试图发现类似的场景，即移民或难民在没有任何提前警告，也没有限制目的地的情况下前往某方。一项研究分析了1962年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后，将拥有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遣返法国的情况。另一项研究则着眼于苏联在1990年取消移民限制后，在4年内令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了12%所造成的影响。还有一项研究则考察了大迁徙时代（1910—1930年），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大规模移民事件中，研究人员都没有发现当地人口受到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有些时候移民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欧洲移民抵达美国后，提升了本地人的总体就业水平，使本地人有更多机会成为领班或经理，同时促进了工业生产。

最近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涌入西欧，这也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说明移民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将丹麦作为对象。从许多方面来讲，丹麦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其中之一是丹麦保存了该国所有人的详细记录。从历史上看，难民常常被送往不同的城市，他们的个人喜好或者找工作的能力很少被考虑。需要考虑的只是公共住房是否足够，还有行政能力是否能够帮助难民安顿下来。1994—1998年，来自波斯尼亚、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伊朗、越南、斯里兰卡和黎巴嫩等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丹麦，分布在丹麦各地。随着1998年行政安置政策的废止，移民最常前往的便是其同族人居住的地方，比如首批伊拉克移民多少出于偶然选定的定居处，成了伊拉克新移民的目的地。丹麦的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接收了更多移民，究其原因，无非是在1994—1998年，这些地区有余力安置移民。

这项研究与历史上的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将这些城市中受突发移民潮影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变化，与其他城市的相比，并没有发现任何移民造成负面影响的证据。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低技术移民通常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但是目前的政治辩论极其热衷使用夸张的辞藻，也不管真实情况是否支持其论点，让人很难了解辩论参与者的政治观点。那么，在哪里可以听到平和理性的声音呢？如果读者对于在经济学界建立共识的技巧感兴趣，不妨阅读（免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该机构称得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学术机构）编撰的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第267页。美国国家科学院会不时召集专家小组，就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科学的共识。在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专家小组里，有一些人是移民政策的支持者，也有一些人是怀疑者（乔治·鲍尔斯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需要确保报告的内容包括好的、坏的和难听的内容，他们的表述往往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你能够从一群经济学家身上得到的最明确的那种：

“最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年以上的时间来度量时，总体而言，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1997年的发现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