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乱世前兆——朝政昏乱黎民苦

（一）荒唐皇帝

汉灵帝光和六年（183），一个看似十分平常的年份，犹如一潭湖水波澜不惊，仅仅一年后，一个激荡百年的乱世“汉末三国”即将开启。

这是一段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历史，这是一段千载流传经久不衰的传奇。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一个豪杰辈出的时代，英雄、枭雄、奸雄纷纷登场，阴谋、阳谋、权谋大行其道，庙堂之中尔虞我诈，疆场之上浴血搏杀。

百年乱世、三国纷争，烽火连年、干戈不休，却也因此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谋臣名将——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雄姿英发的周郎，鞠躬尽瘁的诸葛——他们的故事被写进小说、编入戏剧，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历代不乏歌咏三国的诗词，其间佳作不胜枚举，但鄙人以为明代大才子杨慎的《临江仙》最得其妙，本书即以此开篇，揭开三国大幕。

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自汉光武帝刘秀“光武中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汉朝复兴。继光武之后明、章二帝萧规曹随，东汉帝国达到鼎盛，出现了一个并不逊色于“文景之治”的盛世。

但犹如历史上的诸多王朝，盛世之后，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转折从汉和帝刘肇开始。这是一个年纪轻轻便体弱多病的皇帝，却有一位热衷政治工于权谋的皇后——邓皇后。汉和帝不出意料地英年早逝，邓太后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如愿以偿地成为帝国的实际主宰。太后掌权、外戚干政，一切由此而起。

汉安帝（107—125年在位），邓太后临朝，哥哥邓骘掌权

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哥哥阎显掌权

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梁太后临朝，哥哥梁冀掌权

汉灵帝（168—189年在位），窦太后临朝，父亲窦武掌权

汉灵帝之子少帝刘辩继位后，何太后临朝，哥哥何进掌权

女主当权，外戚势力把持朝政，为便于控制与长久掌权，往往喜欢迎立未成年的小皇帝。

可小皇帝终究有长大的一天，当他发觉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真龙天子，实际却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时，愤怒与不满与日俱增。皇帝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却发现外朝早已是外戚的天下，只有依靠内朝的宦官与之抗衡。

此后，外戚与宦官轮番掌权，几乎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

东汉一朝自刘秀后，仿佛陷入诅咒，继任的皇帝，很少有活过五十的，皇帝“着急”去见列祖列宗汇报工作，剩下皇后，无依无靠，只好找娘家人商量，于是乎，外戚的机会就来了。

女主临朝，外戚干政。外戚喜欢册立“少儿”皇帝，好把持大权。长大的皇帝就利用宦官夺权，同样模式的宫廷政变在洛阳宫廷反复上演。东汉帝国就在这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衰亡。

汉灵帝刘宏，也是一个被外戚迎立的皇帝。皇位本轮不到他，只是前任汉桓帝只有女儿没儿子，而汉桓帝的老婆窦太后与其父窦武为长久把持朝政，便自作主张将只有十二岁的刘宏接入宫中立为天子。

后来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提及这位仁兄，刘备与诸葛亮谈起前朝往事，每次说到汉灵帝便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儿。

夸汉灵帝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着实不少。汉灵帝得以“扬名”后世多亏了一个人——罗贯中。拜这位明代小说家所赐，汉灵帝的“光辉事迹”得以历经千年仍为人们广为“传颂”。作为历史上昏君的代表之一，汉灵帝刘宏继承了以往昏君的“光荣传统”，贪酒好色不在话下。据说他后宫佳丽三千，远超其父祖，表现出不甘人后的“奋进精神”。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创新，总能玩出新花样，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满足于美色享乐的刘宏干过的荒唐事实在太多。

刘宏治国理政乏善可陈，但纵情声色，享受荣华却很有天赋，他干过的荒唐事也个性飞扬、标新立异，“坚决不走寻常路”。

汉代公卿贵族出行多用马车，并有严格的等级限定，不同级别的人只能使用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车，车是不能乱坐的。搞错了，非同小可，要吃牢饭的。

对帝国皇帝刘宏而言，他不必担心这些，可以随心所欲。刘宏喜欢坐马车，还喜欢自驾，不用驭手。自驾马车的感觉虽好，但时间一长刘宏也玩腻了。

一天，刘宏突发奇想，将驾车的马换成驴，马车改驴车。当然他用的不是普通的黑驴，而是白驴。不久，人们就看见皇帝亲自驾着他那心爱的驴车在皇宫里四处兜风，那种“飘逸”“洒脱”，望之似神仙，真是羡煞众公卿。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很快，驴车便取代马车迅速风靡京城，成为时尚贵族男女竞相追捧的对象。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京师的驴价飞涨！一时间，平时不起眼儿的驴子成了贵宠，被洛阳城的宗室贵戚抢购一空。个别买不到的，一心急，甚至拦路抢驴。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抢驴，不抢钱也不劫色，只要驴。这帮人都疯了。

这时候要是有一辆驴车，那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曾经的贱畜如今成了“国宝”，被紧跟流行风的公子贵妇们驾着在洛阳街头招摇过市。

很快，京城的大街小巷便到处弥漫着驴车奔驰而过扬起的滚滚烟尘。有人感叹：贱畜贵宠、贤愚倒置，执政者皆如驴。

就在京城的贵胄子弟驴车玩得不亦乐乎之时，亲自引起这场流行风的汉灵帝刘宏却又对驴车失去了兴趣。看着皇帝不开心，宦官们深感自责，觉得没陪皇帝玩好，实在是失职。

为了哄皇帝开心，这些人别出心裁，将狗打扮一番，给狗戴上进贤冠，穿上朝服，佩上绶带，俨然一副士大夫的扮相，然后牵着被精心打扮的狗狗大摇大摆地去“上朝”。

当汉灵帝刘宏见到穿着朝服的狗一摇一摆走进来的滑稽相，忍不住大笑，叫道：“好一个狗官。”

皇帝和他的侍从们在拿那些只知逢迎拍马中饱私囊却从不留心国事的草包朝臣开心，也无怪乎灵帝嘲笑这些人，此时朝中百官多是只求俸禄富贵迎合外戚的奴才。市井百姓对那些占着位置却不办事的大臣也有发自内心的评价：在位者都是狗。

执政者皆如驴，在位者都是狗。一个混账皇帝加上满朝“狗”官，瞧瞧这世道，不乱才怪！

且说皇帝锦衣玉食，不愁吃穿，但并非没有遗憾，正所谓得不到的往往是最好的。贵为天子却只能每日居于深宫之中，皇宫虽好，时间长了也没什么新鲜，刘宏反倒对民间市井生活产生了兴趣。他想体味一下当布衣百姓在集市上与人讨价还价的乐趣。

为此，刘宏在宫里专门办了一个市场，一切模仿民间集市，外面有的这里都有，且更豪华更气派，布店、米店、鲜鱼店、裁缝店、珠宝店、古玩店应有尽有。

刘宏让宫女宦官扮成客商、小贩在其间“买卖”，为了演得逼真，甚至专门有人扮成市井无赖打架斗殴，他自己则一身富商装扮，游走其间，以此为乐。

刘宏整天忙“娱乐”，对朝政自然不上心。

皇帝不上心，但朝里向来不缺“热心”人，想替皇上“分忧”的大有人在。

皇帝当甩手掌柜，外戚和宦官却为争权斗得你死我活。各派势力你争我夺，轮番上台，群魔乱舞，乌烟瘴气。

（二）卖官鬻爵

皇帝荒淫，不理朝政。地方郡县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官场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大行其道，州郡刺史、太守，大都有背景有靠山，不是宦官子弟（注意不是官宦子弟），便是世家名门之后，寒门学子难有出头之日。

东汉一朝，太监仗着皇帝宠信，横行不法，招权纳贿，目空一切。帝国的法律对他们形同虚设。贪欲是无止境的，他们已不满足于京城的方寸之地，而将触角伸到了全国各地。宦官子弟（他们的亲戚）大都不学无术，却依仗背后的宦官势力，飞黄腾达，即使目不识丁的酒囊饭袋也位居显官。

这些人到地方后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弄得民不聊生。宦官子弟不但贪婪，而且凶残，比一般的贪官污吏更狠毒，抢男霸女、草菅人命，对他们而言，如同儿戏。

宦官子弟之所以无所忌惮无法无天，是因为他们有宦官集团的强硬后台，各级官署对他们无可奈何，再说他们本身就是官员，既得利益者。宦官猖獗因皇帝纵容，而皇帝纵容，是因需要他们对抗外戚及一切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外戚、宦官是不折不扣的帝国蛀虫，而汉灵帝刘宏却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因为他自己也是蛀虫之一，且是一个大蛀虫。

汉灵帝刘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比谁都贪财。

这也不奇怪，刘宏奢侈无度，后宫美女数千，日费千金，胭脂水粉、簪环首饰，处处要钱。为了后宫那数千粉黛，他也不能不拼命捞。

而刘宏如此爱财如命跟他的家教也不无关系。他的生母永乐太后（刘宏亲政后，其生母董氏被迎入皇宫，住在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因当年在封地过够了穷日子，刘宏亲政掌权后，便一再怂恿儿子，想尽办法弄钱，董太后的寝宫金银宝货堆积如山。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对财迷母子想发财都想疯了。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始疯狂搂钱。

刘宏的生财之道是卖官，且是公开的。他需要钱，很多很多钱。更多的人想做官，很大很大的官。互有需求，一拍即合。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汉灵帝以他特有的敏锐头脑发现了这个商机并抓住了。他是皇帝，官位只有他这有，天下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想买官只能到他这来，没人敢跟他竞争，刘宏完全是垄断经营，价码标多少，他说的算，反正想要的人多的是，不愁没销路。

尽管标价很高，但还是有很多人挤破头花钱来买。一些热门职位，还必须找熟人托门路，否则就是想花钱都买不到。

自从刘宏公开卖官后，前来买官的人犹如过江之鲫，大家争先恐后，只怕下手晚了，抢不到好官做。刘宏也因此大发横财。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皇帝大人“以身作则”，下面的各级官员也是本着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原则，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那些花钱买官的，之所以肯花血本，除了想做官、做大官，对钱财的渴望也是原因之一，升官发财常常是绑在一起的，有时升官就意味着发财。而这些嗜钱如命的人肯出钱买官，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会收到更大的回报，这钱花得值。

买官的上任后，往往变本加厉地搜刮地方，他们会想方设法将成本转嫁给百姓。汉灵帝看似聪明，其实很蠢，卖官的确赚钱，但他不知道，下面那些买官的捞到的更多。而天下从此吏治腐败，日甚一日，百姓不堪重负，最终毁灭的是他的朝廷，汉家天下。

卖官买官虽为清流士大夫所不齿，却在灵帝朝大行其道，没人能阻止，甚至名士如崔烈最后也心痒难耐，花钱买了一个三公，据说因为宫里有熟人，还给了一个五折的优惠价。

拜官那天，崔烈很兴奋，升官了当然高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高兴是发自肺腑的，即便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老于世故的崔烈，此时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买官的高兴，卖官的却后悔了，后悔钱卖少了。

灵帝对左右说，要是再等等，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这次亏了。他说得没错，人家灵帝卖官是明码标价的，三公的价码就是一千万，而崔烈只花了五百万，灵帝当然觉得亏了。

如愿以偿当上三公的崔烈曾问儿子，外面对他买官怎么看，他儿子说只闻到一股铜臭。崔烈闻言羞得老脸通红，恼羞成怒，举起拐杖就要打儿子。

其实，崔烈大可不必，名臣将相买官的多了，可不止他一个，血战沙场十余年平定羌乱的名将段颎、两朝名臣张温也是花钱买的三公。不过，这些人的三公当的都不长，过不了多久，灵帝就会用各种奇葩理由如天不下雨地不长草来罢免他们，再卖给别人，真是会做生意的人。

所以，崔烈、段颎、张温们也不过是来客串一把过过三公的瘾，想当主演是没门的，导演灵帝可不答应。

可怜的是百姓。所有的负担最后都“恩赐”给百姓，在那个上层贵族特权阶层把持察举（人事权）的时代，普通百姓终其一生都只能做一个布衣，但朝廷总算还是给了百姓纳税服役的权利。

世道昏乱，安居乐业是奢望，平常年份，还能勉强度日，遇上旱灾、蝗灾的荒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卖儿卖女，或成群结队到外地乞讨流浪，这些人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流民。

灵帝一朝，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各地州郡流民有增无减，国困民穷，而帝国各级部门充斥着吸食民血的贪官，指望他们赈灾抚民，还不如去求玉皇大帝。

世风日下，人心思乱。后来的黄巾军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可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大灾之后有大疫，这似乎已成规律。吃不饱肚子交不起税已经很惨，还要承受瘟疫的痛苦，怎一个惨字了得。

没钱交税自然没钱看病，得了病也只能自生自灭，等死。病饿而死的流民比比皆是，通衢大道、乡间田野到处可见倒毙的尸体。一些尸体很快会被野狗分食。苦难中的百姓期盼救苦救难的神仙。“神仙”还真的出现了。

乱世出英雄，也出混账。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天下即将大乱，隐藏在民间的各色人物不甘寂寞，一个个粉墨登场，最先出场的是一个叫张角的人。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人，而是拯救万民的“天师”。

（三）太平道——张角

张角，冀州钜鹿郡人，身世不明，估计只是一介布衣。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角得到了一本书——《太平经》。回家后张角认真研究学习，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张角似乎有所领悟，并因此创立了太平道。

张角所看的《太平经》属于道家典籍，所以他创建的太平道应属道派，当然不是正统，只是从源流上归类。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太平经》内容包罗万象，涉及阴阳五行等诸多内容。当然，张角从中悟出多少不得而知，人家学它也不是为了搞学术。

世道不平，人心思乱。社会动荡，底层民众对朝廷不满，渴望有人能解救他们，给他们带来福音。张角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带着兄弟张宝、张梁到各地传道，招收信徒。他传道的手段是利用贫苦百姓的迷信，用他所谓的道术符水给人治病。

贫苦百姓得了病无钱医治，而张角给人治病并不收钱，因此深受底层民众的欢迎。

“神水”虽说治不死人但也治不了病，好在是免费的，也吸引了不少人。张角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教收徒，十几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中原，信奉太平道的徒众也发展到数十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角的声名越来越大，他的“医术”、他的太平道在底层民众中广为传播。

神水不能治病，病死的人仍旧很多，但张角也有他的说法，这些人心不诚。何谓心诚？病好了就是心诚。

张角的太平道迅猛发展，势力越来越大，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朝廷却对此不管不问。汉灵帝忙着享乐——卖官为何？正是为此。下面的各级官吏也是报喜不报忧，报上去给皇帝添堵，反招麻烦，何必呢？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张角和他的太平道也像滚雪球一般一天天壮大。

张角可谓生逢其时：皇帝不管事，官府不作为。张角抓住时机大肆扩张，在全国各地遍设分教。

但朝廷里并非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心忧天下的人还是有的，三公之一的司徒杨赐、司徒掾刘陶就意识到了张角跟他的庞大教徒群体潜在的危险，并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取缔这个非法教派。但奏疏呈上去犹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皇帝大人整天不是忙着卖官捞钱就是在后宫与佳人嬉戏缠绵，哪有心思管这种小事。消灭张角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经过十余年的传道布教，张角的信徒遍布天下，尤其是中原，因此他觉得有必要重组太平道，张角这时已不满足于做教主了。他有着更高的追求——造反做皇帝。正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既然姓刘的能当，凭啥俺姓张的就不能当？

光和六年（183）张角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将全国三十个分教编成三十六方，一方相当于一军，大的有上万人，小的也有七八千，方的头领相当于朝廷的将军。

张角经过“推算”认定第二年甲子年（184）“大吉”，所谓择吉日都是骗人的，说穿了是他心急想当皇帝。作为有志中年，张角兄要求进步的心情那是相当迫切的。

但造反毕竟是件大事，传教多年，张角懂得舆论宣传的重要，起事之前必须造足声势，先声夺人。

凭多年经验，张角通过各级头目，将几十万信徒迅速动员起来，先是在民间大造舆论，利用广大群众对贪官污吏的愤恨与不满情绪，派人到各地宣传自己的“革命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同时还派人到京城洛阳和各地州郡官府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字，用做识别的记号，一旦打响，这些写有“甲子”字样的地方将是首批重点攻击目标。

张角发出命令后，各地头目闻风而动，其中以邺城的马元义等人最为积极。应该说，张角门徒的传教工作做得相当深入到位，连皇宫里都有他们的信徒，这些信徒的身份比较特殊——宦官。传教能传到这个份儿上着实让人感叹太平道强大的宣传策划能力。

这些人整天待在皇宫里除了休假根本不出去，但无孔不入的太平道仍排除万难，成功地将其势力打入皇宫，让这些在朝廷大权在握飞扬跋扈的宦官也成为自己的教众，将这些人发展成太平道在宫内的眼线。

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灵帝在位时期，宦官仗着皇帝撑腰手握生杀大权，十分嚣张，朝廷上下遍布其党羽亲信，想让谁升官就让谁升官，想让谁倒霉就让谁倒霉。满朝文武偶尔有对他们不满的也很快被镇压排挤。除了不怎么管事的皇帝，掌权的大太监已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

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皇帝宠信，威风八面，有权也有钱，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知足，还要蹚这股浑水，真不知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即使造反成功，张角夺位，最多也就是换个主人，待遇上很难有更大“进步”，但这些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加入，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底层百姓被豪强地主欺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聚众起事也是不得已，情有可原。可这些锦衣玉食的家伙也跟着凑热闹，纯粹是没事找事。

张角的亲信大方首领马元义为筹备来年的起事到处奔走联络。为了获取情报，联络教众，马元义多次秘密潜入洛阳，与宫中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接头，后者许诺，一旦举事，他们便在宫中行动，里应外合，一举占领皇宫。

太平道通过宫中的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皇宫是皇帝日常居住的地方，这里是帝国的心脏。朝廷有什么新动向，作为皇帝的亲信，宦官们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详细的信息，然后再通过“交通员”马元义迅速把情报传递给教主张角。

邺城到洛阳这条线，马元义已经跑过多次，轻车熟路。不过，这次他的任务不同以往，这次是来真的。马元义特意找到宫里的内线封谞、徐奉，告诉他们教主已决定来年（184年）正式起事，时间定在三月五日，让他们到时响应。到时全国各地的分教会同时起兵，共举大事。

全国各地、京城内外的教徒都在紧张地进行举事前的最后准备，张角在河北邺县秘密集结了数万教徒，作为他直接掌控的部队，准备一到日子，就揭竿而起。

自从定了日子，张角就焦急地盼着这天早日到来，同时向祖师爷（他认定的祖师爷是黄帝和老子，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意愿，人家并未接受）祷告，希望一切顺利，千万别出事。

但应了那句老话，怕什么来什么，怕出事偏偏就真的出了事。

光和七年（184）正月，出事了。

张角的一个叫唐周的大弟子突然反水，向朝廷上书告发张角、马元义，太平道要举事造反。汉灵帝看到唐周的上书，大吃一惊，急令各部立即追查，京师里各衙门闻风而动，司隶校尉开始在洛阳展开大搜捕，并很快将马元义捕获，这位太平道骨干随即被处以极刑——车裂，俗称五马分尸。

钩盾令周斌根据唐周提供的线索在京城内外到处搜捕太平道信徒。从宫廷侍卫到平民百姓，全都在被侦讯之列，仅仅一月之内，京城被捕杀者就多达一千余人。许多隐藏很深的太平道信徒都被揪出，砍了脑袋。京城天天抓人，天天杀人。与此同时，朝廷向全国衙门发出海捕文书，抓捕太平道信徒，特别严令冀州务必将张角等太平道首领捉拿归案。张角的大本营就在冀州，这里是他的主要活动区。

张角听到风声，知道大事不好，不能再按原计划行动了，于是紧急召集教中骨干开会，会上一致决定提前起事。

光和七年（184）二月，张角迅速派出使者到各地分教，传达教主紧急指令：计划有变，立即起兵。一时间，通往各地的官道上，到处是不分昼夜策马奔驰的张角信使。

接到教主指令的太平道教徒，迅速行动，一律黄巾包头，旗帜也用黄色。历史上把张角的队伍称黄巾军，当然朝廷的叫法是黄巾贼。

全国各地数十万教众同时起事，一时间，到处可见头裹黄巾的人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为了生存也纷纷加入，黄巾军犹如燎原之火，烧遍了华北平原。

张角亲率冀州黄巾军主力，从二月到四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横扫黄河北岸，攻城拔寨势不可挡。所到之处攻必取、战必克，如入无人之境。冀州黄巾军先后攻克广阳（今北京房山）、安平国（今河北衡水）、甘陵（今河北邢台）、广宗（今河北威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等冀州平原城市。

《太平经》称天神、地神、人神为三公，张角于是自封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张角的太平道势力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冀州、青州、徐州，以及长江流域靠近中原的荆州、扬州等地。原本计划“八州并举”，各州同时举事，但因突发变故，受影响，各地黄巾军准备并不充分，虽然起事初期进展顺利，但各地黄巾军起兵后，彼此缺乏联系，基本是各打各的，更谈不上统一指挥、协同作战。

张角的黄巾军战斗力其实并不强，很多人之前只是农民、流民，缺乏军事训练，武器也是逮到什么用什么，铠甲护具更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样一支缺乏训练、装备简陋的农民武装，在短时间里纵横华北竟无人能挡。

幽州刺史郭勋、广阳太守刘卫、南阳太守褚贡先后被杀，各地州郡因武备薄弱，兵力弱小，面对人多势众且士气高涨的黄巾军，无力抵抗，地方官吏望风而逃。

每当官军遇到大股黄巾，战斗经过一般是这样的：远远看到一片黄，确定是敌人后，集体向后转，所谓转身然后前进，转进是也。

黄巾军攻下城池，必先焚烧官府衙门，这个可以理解，毕竟被欺负得太久，泄愤的需要。

（四）攻打豪强地主

黄巾军所到之处，攻烧官署府库，攻打豪强地主庄园。

黄巾军因为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发展迅猛，各地豪强地主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抱头鼠窜。

黄巾军火烧官府之外，干得最多的就是攻打豪强地主庄园。黄巾军特别喜欢用火攻，每攻下一座恶霸地主的庄园，必纵火焚烧，那些吸尽民众血汗的不义之财就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大快人心。

黄巾军之所以热衷“斗地主”，是因为庄园里有大量的粮食、布匹，而这些都是从民众那里压榨得来的。

豪强地主，往往是地方恶霸，势力强大，并有私人武装——家兵。豪强地主财大气粗，有钱有粮，为保险起见，这些人大都建有城堡式的庄寨，全家老小和所有依附于地主的部曲、佃户也住在里面。

那些为富不仁的豪强恶霸更是成为黄巾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们吸尽人民的血汗，这帮混蛋、畜生，确实该死也该杀。

豪强们以为有寨墙保护，他们就安全了，可是他们错了，那些破墙，或许能挡住几个贫苦农民，但面对成千上万、人潮汹涌的黄巾军，那就仅仅是一堵破墙。

华北平原上，一座座地主庄园被愤怒的黄巾军点燃，遮天蔽日的浓烟笼罩大地。

百姓是很实在的，见黄巾军敢打恶霸地主还分粮食，于是乎，在吃饱饭的诱惑下，纷纷加入黄巾军，跟着黄巾军有饭吃，这就是很多人的朴实理想。实话实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老实的，但凡有口饱饭吃，谁也不愿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造反，这都是被逼的，追究责任，混账皇帝刘宏和他手下那些吃人饭不干人事的官僚脱不了干系。

朝廷被黄巾军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晕头转向，张角却没抓住机会，虽然接连获胜，但张角却缺乏全局观更缺少战略头脑。他在冀州起兵，朝廷没有一点准备，如果这时他能集中主力南下，趁官军兵力分散，洛阳周围的布防尚未完成，迅速渡过黄河直捣京城，东汉朝廷只能提前关门。

但张角考虑不了那么远，这位只会忽悠的仁兄脑子里根本没有战略。他只看到眼前利益，只想多占几座城池，一味地狠杀猛打，却没有一个主攻方向、作战计划，只顾攻城夺地，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在了河北平原上。

张角既不南下去攻洛阳，也没有及时抢占河北战略要地邺城，更没派兵支援颍川的另一支黄巾主力。

总之，张角的脑袋里根本就没有战略规划，他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走到哪儿抢到哪儿，虽眼下风头很盛，但失败已成定局。黄巾军虽然人多但兵力却高度分散，张角没有及时集中主力，导致各地黄巾军实际上处于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五）廷议决策

张角的愚蠢给了东汉朝廷集结兵力大举反击的机会。

事情越闹越大，地方镇不住了，只好向上反映，层层上报到朝廷，这下不爱管事的皇帝刘宏也慌了，紧急召集大臣开会，商议对策。

汉灵帝刘宏首先发问：“如今黄巾猖獗，地方征讨不力连连告急，诸位爱卿有何良策？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在座诸位都是坐食汉禄的大汉公卿，如今国家有难，众卿得替朕拿个主意才是。”

话刚出口，时为北地太守的皇甫嵩说话了：“陛下，现情况紧急，臣以为应立即解除党禁，让那些被禁锢的党人出来为国家效力（党人的问题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跟宦官们对着干的官员士大夫群体，因得罪宦官，被处罚终生不得为官）。国家连年灾荒，国库空虚，镇压黄巾需整训军队，招兵买马，请您把内库的钱拿出部分救急。还有您在西园精心喂养的那些马，该派上用场了。”

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帝陛下讲话，整个朝廷里也找不出几位。皇甫嵩之所以敢如此“放肆”那是有原因的。

说起这位皇甫将军可是大有来历，汉朝官场流行一句话：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指的是函谷关，关西也就是关中陇右一带，汉朝开国以来，名将辈出，李广、赵充国、段颎等名将都出自关西。

皇甫嵩，字义真，陇右安定朝那（今甘肃镇原）人，度辽将军皇甫规的侄子，父亲皇甫节曾任雁门太守。

皇甫嵩出身的皇甫氏是关西有名的将门之家。皇甫嵩是名副其实的将门之后，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话一点儿不假，他的叔叔皇甫规、父亲皇甫节都是沙场骁将。到了皇甫嵩这一代，依旧延续家族传统，此时汉朝最能打的将军，就是这位皇甫嵩。人家有本事，所以才这么有底气，在接下来与黄巾军对决的战场上，这位将军将充分展现他一代名将的英雄本色。

皇甫嵩从小苦学骑射，练就一身本事，以皇甫氏之背景被举“孝廉、茂才”。汉灵帝公车征为议郎，一路升至北地太守。

皇甫嵩的一番话，噎得汉灵帝刘宏哑口无言，他本想让文武大臣出力为自己分忧，没想到皇甫嵩一上来就先拿他开刀，解除党禁倒没什么，不过是让这些人重新出山为朝廷效力，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就算皇甫嵩不说，刘宏也打算这么做。让他把在西园精心喂养的马放出来作军用，也没什么，虽然有点舍不得，但为了江山社稷也只好豁出去。

只是让自己掏钱（内库是皇帝私人库藏）这一点，实在为难。爱财如命的汉灵帝，抠门小气是出了名的，让他出钱等于割他的肉。所以听到皇甫嵩让他出钱，刘宏半天没说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始终不表态，不表态也就是不同意。

汉灵帝看着下面的皇甫嵩心里恨得痒痒的，这个家伙，我让你们想主意，你倒好，先算计起我来了。有心想教训一下皇甫嵩但话又说不出口，毕竟他也知道，皇甫嵩的话是对的。更重要的是，对这位将军还不能得罪，打黄巾还要用他，把他撤了，派谁去打仗？

左右为难的汉灵帝看了看站在自己身旁的中常侍吕强，便向吕强征询意见，虽然东汉的大太监里大都是些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人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同样是太监，吕强还是比较厚道的，他同情党人。

见皇帝问自己，吕强赶忙回答：“党锢日久，人心不平，士大夫多有怨愤，且被禁锢的党人多是地方名士豪杰，若他们跟张角串通一气，非国家之福。不如赦免党人让他们为国效力。”汉灵帝听了连连点头称是。马上下令解除党禁赦免党人。

当然了，吕强虽然厚道，但让皇帝出私房钱的事也没提，在皇帝身边多年，他太了解这位仁兄了！

打仗需要军费，这个钱还是由臣民们出吧！所谓共赴国难是也。羊毛永远不会出在狗身上。从古到今，享福的永远都是权贵，倒霉的却是百姓，底层人民往往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过。

在这次最高国防会议上，汉廷做出了如下部署：

河南尹何进（外戚）被任命为大将军，加封慎侯，率领左右羽林军、五营（中央精锐部队）驻防洛阳近郊，负责保卫京师安全。

京城里兵工部门也被紧急动员抓紧时间打造兵器，多年不打仗，武库里的铠甲器仗不少都朽烂了，急需重新制作，这些都需时间。

朝廷鉴于洛阳中间为川、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在洛阳周边险关要隘设置函谷、轩辕、孟津、伊阙、广成、旋门、太谷、小平津等八关，设八校尉领兵分别驻守。

（六）洛阳八关

洛阳八关之函谷关：

汉函谷关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为洛阳西面门户，并非秦代旧关，汉函谷关东护洛都、西望长安，乃“洛阳八关”之首。

洛阳八关之轩辕关：

轩辕意指形势险要之道。轩辕关（今河南偃师轩辕山上）扼守洛阳东南门户，乃是江淮入洛必经之地，守洛阳必守轩辕。

八关之中，轩辕关尤为险要，轩辕关关城建在轩辕山上，轩辕山在洛阳东南，西接万安山，接中岳嵩山余脉，绵延向北达黄河南岸与北邙相接。由此形成洛阳东以嵩岳、轩辕为障，南以万安为屏，西扼函谷要塞，北临黄河的四塞险固的京都防御体系。轩辕山地势陡峻，山道盘旋，人称“十八盘”。

洛阳八关之孟津关：

孟津关因扼守古黄河孟津渡口而得名。孟津关北临黄河，南依邙岭，以山河为依托，便于坚守，形成以关制河、以河卫关的布局。因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洛阳八关之伊阙关：

洛阳城南有一座名山叫龙门山，伊河由南向北穿龙门而过。河东香山，河西龙门山，香山、龙门山两山对峙，伊水流经其间，望之若阙，故称伊阙。伊阙关乃洛阳南面门户。后隋炀帝杨广定都洛阳，改伊阙为龙门。

洛阳八关之广成关：

广成关因上古仙人广成子而得名。相传，黄帝时，广成子修道于汝水流域的崆峒山，乃道家创始人之一，位居道教“十二金仙”之首。崆峒山宛若海上仙岛，广成子独居山中一天然石室，潜心修道，据说他活了一千二百岁，民间将其视为仙人。广成子仙逝后，人们为纪念他，将崆峒山附近沼泽命名为“广成泽”。广成泽地域广阔，水草丛生，鸟兽成群，适合狩猎。

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辟广成泽为广成苑，作为皇家校猎场，即军事演习基地。东汉一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等都曾到广成苑游猎。

广成关位于广成苑南，汉军设此关是防备由汝水一带而来的黄巾军。

洛阳八关之旋门关（虎牢关）：

提起旋门关，知者寥寥，但若说起《三国演义》里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天下闻名的虎牢关就是旋门关。

世人更想不到的是，小说里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汜水关也在旋门关，三关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之所以出现一关三名，也不能全怪罗贯中错用了地名，只因地名换得实在太频。

得名于秦朝的虎牢关，到了汉朝属成皋县，虎牢关也就改称成皋关。隋朝成皋县改名汜水县，因而隋唐时的虎牢关也叫汜水关。

到了明清，成皋关又恢复古称改叫虎牢关，因关城在汜水以西，也叫汜水关。罗贯中写小说的时候，正是三个关名混用的当口儿，也难怪他老人家会搞错了。

洛阳八关之大谷关：

大谷关又称太谷关，是洛阳通往南阳等地的重要关口。太谷关地势险要，沟壑纵横，可以伏兵，这里也是洛阳的南面屏障之一。

洛阳八关之小平津关：

小平津关，大致位于今河南孟津花园村附近，与孟津关互为掎角之势，共扼黄河咽喉，是防守洛阳的北大门。汉朝的河南郡在今孟津偃师交界一带设平阴、平县，故称“小平津”。小平津关隘依古渡口而设，以黄河河道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七）分兵派将

此时中原各地，到处都是黄巾军。但黄巾虽多，黄巾军主力却主要集中于冀州的魏郡、豫州的颍川郡与荆州的南阳郡三处。冀州黄巾是黄巾军的主力，由张角三兄弟亲自率领，活动范围在黄河以北。颍川汝南一带的黄巾由波才等人率领，这一路是仅次于张角的主力黄巾军。南阳黄巾是三大主力中相对次要的一支，因为在东汉朝廷看来，他们对京师的威胁不大，所以并未被列入首批打击目标。

冀州黄巾是众多黄巾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但却不是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因为他们远在河北，靠近洛阳的颍川黄巾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活动区域距洛阳实在太近了。

于是，在经过对局势的全面分析后，朝廷做出决策，首先打击颍川黄巾，解除黄巾对京师的威胁。与此同时，冀州黄巾虽距京师较远，但却是“匪首”张角所在的黄巾主力，对各地黄巾影响巨大，实际是各地黄巾军的总指挥部，因此必须在第一时间予以消灭。

对南阳黄巾则暂时采取守势，视战局的发展在第二阶段再予以剿灭。

北中郎将卢植、副将宗员奉命率领中央军一部（北军五校）及部分州郡兵渡河北上进攻张角的大本营——黄巾军本部。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领中央军北军五校、三河骑士外加部分地方军从京师出发，由西向东打，围剿颍川黄巾（除了张角在河北活动，闹得最欢的就数颍川的黄巾了，所以也成为官军的重点“照顾对象”）。

作为帝国最精锐部队的中央军主力全面出击！

朱儁（音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幼年丧父，靠着母亲贩卖布匹为生。朱儁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汉代提倡孝道，长大后朱儁被推荐到县衙做了书吏。朱儁好义轻财，在家乡很有名望。

光和元年（178），朱儁被任命为交阯刺史，率军南下平叛。不久以军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及黄巾起，公卿因为他此前有军功推荐他领兵挂帅，朱儁作为朝中仅次于皇甫嵩的大将，被任命为右中郎将，参与平叛。

兵马分派完毕，各路将军领兵奔赴各自战场。

（八）汉军的战斗序列

后汉三国时代，皇帝拥有对全国军队的统帅权，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东汉将全国军队分成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大体系。

中央军最强，驻守京畿，发兵必须有皇帝的虎符，是皇帝直接可以控制的中央直属战略机动部队，也是危急时刻皇帝可以依靠的最后力量。中央军从士兵到领兵的将领都经过层层选拔精挑细选，特别是领兵的将军一般都是皇帝的亲信，不是亲信你不敢把部队交给他。

中央军的职能长期都是对内的，有时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历次的宫廷政变，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掌控了中央军，谁就掌控了朝局，稳操胜券。中央军驻防京畿——这里是帝国的心脏。中央军卫戍京师，控制京城也就差不多掌握了整个帝国（中央强盛时期）。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那些心怀野心的人都十分清楚，所以对中央军的争夺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

中央军的人数并不固定，大体维持在五万到十万之间。

同是中央军，内部也是有等级的，根据与皇帝的密切关系远近，又分为三个层次，即禁卫军、宫卫军和京师城卫军。

皇帝住的皇宫自然不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也就是闲人免进的禁地，皇宫和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的衙门可看作宫府，整个首都就是“城”。

中央军依照分区防守划出各自的防区也就是各自的等级。禁卫军的士兵级别最高，待遇也最好。这在当时是一个让人眼红心热，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士兵被称为“郎”，“郎”是对年轻威武男子的称呼，主要指武士。

在汉代成为“郎”是值得骄傲荣耀的事。成为郎不仅本人要仪表堂堂文武兼备，更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与财力支撑，有时还要花大笔的钱财打通关节才能成为一名郎官，这里也是公卿子弟最为集中的地方，因为在皇帝身边，有发展潜力。

郎官中地位最高也最荣耀的是“羽林郎”，羽林郎源于秦代的“外郎”和“骑郎”，是崇尚武功的汉武帝首创。西汉对外征战都以中央军为主，领兵的将领也多是从中央军中选拔，作为中央军精锐的羽林郎更是皇帝的宠儿，汉朝的许多名将都出身羽林郎。

东汉的羽林郎有固定编制，定员一百二十八人，每人都是全套最好的装备：优良的战马，精制的铠甲，锋利的兵器。

羽林郎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每天护卫在皇帝身边，不离左右，保护皇帝安全，羽林郎还是帝国军队高级将领的人才储备库，挑选的标准十分严格，宁缺毋滥。

羽林郎的下面是“羽林左右骑”，“羽林左骑”八百人，“羽林右骑”九百人，这些人全都是从关中、陇右与匈奴接壤的六郡子弟中选拔出来的精锐骑兵，皇帝出行时负责护卫。

再下就是“期门郎”一千五百人。期门郎主要以步兵为主，三支部队合计约三千人，虽然人数不多，却是百里挑一的精兵，不仅善战还具备一定的指挥能力，每个士兵都是储备军官，一旦需要完全可以以这些人为基干以十倍百倍的规模扩充部队。这三千人全是最忠诚的勇士，他们会为保卫皇帝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三“郎”是职业兵。

此外还有一些文职郎官如中郎、郎中，这些人是皇帝的顾问。侍郎主要侍奉皇帝起居和随时解答皇帝的咨询，比较有名的是“黄门侍郎”，即侍奉于黄门的武士，起初都是由正常男人担任，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才开始有宦官染指，简称“黄门”或“小黄门”，他们直接成为宦官集团的武装力量。

“郎”的长官是“光禄勋”，列位九卿之一，掌握几千精锐禁卫军。光禄勋的权势似乎很大，但精于政治的中国古代政治家是不会轻易把这样一支精锐部队交给一个人而不有所牵制的。比如黄门武士就只听宦官的指挥，侍郎、中郎一类战斗力有限，真正的三郎部队直接受皇帝本人指挥。

“郎”们和平时期保卫皇帝，战时也要远征，因为他们无论从装备训练还是忠诚度来说都是皇帝最信赖的部队。出征的三郎部队，领兵的大将称“中郎将”，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等名号，最著名的就是防御匈奴的“使匈奴中郎将”。

“中郎将”不属于“将军”，但等级待遇及尊贵程度，往往比杂号“将军”还要高。皇甫嵩、朱儁、卢植还有董卓这些朝廷里最能打的几个将领都是以“中郎将”的军衔率领中央军精锐出征的。

禁卫军之外，就是宫卫军，汉代称“卫士”。卫士离皇帝远多了，甚至有的一年也难见皇帝一面，这些人主要负责守卫皇宫，帝国各个重要部门例如武器库等，还有在城外守卫皇家陵寝以及皇帝的行宫。

卫士的人数，两汉各不相同。西汉时人数较多，有南宫卫士和北宫卫士两大体系。东汉卫士编制有所缩减，数量少于三郎部队。东汉的卫士有向警察转化的趋势，算是早期的武警部队。卫士的最高长官是“卫尉”，卫士之尉。“二号首长”副职是“执金吾”，专门负责京城及周边治安。卫尉也是九卿之一，虽然等级一样，但实际权力比光禄勋要高。

宫卫军之外，就是最外围负责保卫都城的京师卫戍部队。西汉称“京师南北军”，有南、北两军，以北军实力最强，东汉索性把南军裁撤专门强化北军。北军是中央军三层防御部署中最外的一层，也是人数最多的一层。以十万中央军计算，郎和卫士不超过一万，剩下九万是北军。

在中央军体系中，三郎部队是职业兵，士兵地位高待遇好，相当于现在的士官，而北军的士兵是普通的农家子弟，训练装备只是普通标准，跟特种兵装备的三郎部队不是一个层次。

在部队设置上，最高决策者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意图就在于让北军跟三郎部队互相制衡，三郎部队人数有限但都是以一当十的精兵，北军的单兵战斗力不如郎和卫士，但有人数优势，两军的战斗力大致相当。总之，一旦其中有一支部队叛变，完全可以利用另一支部队压制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外部援军。

北军士兵称“卒”，待遇装备低于卫士，卫士又低于郎。战功优异者可以依次晋升为卫士或郎。

郎—卫—士卒三级体制，也是一种竞争激励制度。功能上，如果说郎是禁卫军，卫士相当于武警，那么卒就是正规军，北军有完备的兵种，标准化的建制，成熟的训练指挥系统，除拱卫京师，战时也要出征。汉武帝首先使军队建制标准化，定制为八营，每营设校尉。其次使兵种完备化，除传统步兵、骑兵、车兵外，专门增建或强化了新兵种。下面是北军八营的简表：

中垒营——中军指挥核心部队

步兵营——传统步兵

屯骑营——传统骑兵

越骑营——轻骑兵

长水营——重骑兵

射声营——弓弩兵

虎贲营——战车部队

胡骑营——游牧民族投诚的骑兵

中垒营是中军核心，其余各营均代表一个特定兵种，军队专业化具体化，作战时便于组织协调，战斗力强大。

到了东汉，因为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北军标准配置简化为五营：

步兵营——传统步兵

屯骑营——传统骑兵兼中军指挥核心

越骑营——轻骑兵

长水营——重骑兵

射声营——弓弩兵

北军除了作战标准建制的五营之外，在洛阳各城门有城门营，设城门校尉，专责护卫京师，在洛阳南北八处关隘有守关营，设守关校尉。

根据秦汉的军衔制度，营的将官称“部尉”“都尉”或“校尉”，后来主力作战营多称“校尉”，“部尉”和“都尉”倾向指特种兵部队。

北军日常训练由校尉负责，战时设将军，由将军统领一营或数营出战，战事结束将军即行撤销，各营又重归校尉管理。从这点上说，校尉无论日常还是战时与士兵最为亲近，汉代校尉跟士兵长期驻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官兵关系，对部队的掌握远比将军要强，校尉是有实权的将校。

东汉末年的军阀，多是校尉出身，反而何进、皇甫嵩、朱儁、段颎这样战功累累的将军，被废被杀，实力脆弱。至于董重这样靠外戚身份当上的车骑将军，虽然地位崇高，但无力调动手下各营校尉，最后被轻而易举地围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集中屯驻的中央军相比，地方军的特点是驻地分散，地方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又不能威胁到中央。

汉代每郡设郡都尉，太守执掌兵权，都尉只是副手，建制为一营，但必须是小营，人数有定制，一般不超两千人，内地的一些不重要的郡往往不设营，而设坞，坞的兵员就更少。每县有县尉，县令掌兵，县尉副手，县之下有乡，乡之下有亭，都各有长尉。

东汉末年，地方混乱，为了镇压“乱民”，州刺史往往也有了兵权，同时刺史改称州牧，州牧趋向军阀化，相当于四征四镇将军级别，能编制拥有数营兵力。

除了地方军，就是边防军。这些军队主要驻守在北方边境。有的归边郡太守直辖，其中重要的战略要地如右北平郡，太守的兵力甚至过万，编制为二至四营。在特别重要的地区，朝廷还专门设有校尉，带领一营或数营兵马，如“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还有著名的“戊己校尉”，而戊己校尉动辄可以调发两三万人马，其实力已不亚于内地的大将军。

除此之外，还有属国都尉，负责统率投诚的游牧骑兵。东汉末年战事频繁，进入三国后，魏汉吴三国更是互相征伐不休。为适应战争，三国都设有“将军”统领边军，著名的“征镇安平”，以“征”字等级地位最高，军力最盛，根据方位，有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四征，其次四镇四安四平，根据情势而随时设置。其中“征”字将军以攻为主，“镇”字以防御为主，“安”字、“平”字以安抚平叛为主。边防军比地方军实力要强，且兵力集中便于调动，因此随局势演变，边防军反叛或反戈一击的事屡有发生，魏国后期数次起兵反司马都是寿春地区的镇东或征东将军所为，不过很快就被司马懿父子的中央军讨平。

在中郎将们领兵出城的同时，官职最高的何进却只待在洛阳不动窝，而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异议，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出在何进的身份上，他是皇后的哥哥，外戚。

何进，字遂高，荆州南阳郡宛县人。原本只是一个屠户，因为同父异母的妹妹何氏被选入宫，熹平五年（176）生刘辨而获封贵人，何进也因此入朝为官，被拜为郎中，接着又被提升为虎贲中郎将，之后“荣升”颍川太守。

光和三年（180）十二月五日，何贵人被立为皇后。何进被招入京城，官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何进沾了妹妹的光，从此告别屠户生涯，飞黄腾达。

次年（181）六月，朝廷追封何后之父何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母亲也被接入宫中封舞阳君，兄何苗也被征入朝廷为官。何氏备受荣宠，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大军派出去后，汉灵帝的心也踏实了一些，专等前线战报。

（九）朝廷不容忠臣

汉灵帝特别宠信大太监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人，这些寸功未立只会摇唇鼓舌的宵小却全都封侯。其中，张让和赵忠是最得宠的两个大太监。汉灵帝经常跟左右说。张常侍（指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赵忠）是我母！将太监比作父母，纵观古今中外，恐怕也只有这位汉灵帝刘宏了。

皇帝的“爹妈”，自然没人敢惹。太监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这些人权势熏天，把国家折腾得乌烟瘴气，利用皇帝的宠信收贿受贿，任命亲信，买官卖官，朝廷官员有什么事不是先请示皇帝而是先请示几位公公，谁有什么难事都找几个公公帮忙摆平，当然忙不是白帮的，那是要送钱的。经过多年的“勤奋工作努力创收”，几个大太监都成了巨富，全国巨富。

有了钱自然要提升生活品质。

首要的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太监们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繁华地段买房置地，竞相盖起豪宅。在太监们的努力下，京城的豪宅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带动了京城房地产业的发展。这些豪宅的华丽程度跟皇帝的皇宫不相上下，因为这些豪宅的主人上班的地方就是皇宫，所以全都照着皇宫的标准来。

一次，皇帝大人突然心血来潮要登上永安台看风景。这里地势较高，不仅可以俯瞰整个皇宫，还可以看到洛阳街市。这可吓坏了皇帝身边的几个太监，要是让皇帝看见自己的豪宅，那就不好玩了。

为了不让皇帝看到自家豪宅，太监们煞费苦心：“天子不能登高，登高会惊动百姓，对陛下的江山社稷不利啊。”这么荒唐的理由，但凡智商正常的都不会信，但汉灵帝属于不正常的那种，所以他信了。从这以后汉灵帝再不敢登高远望，豪宅的主人们终于安心了。

但好脾气的汉灵帝也有发火的时候，马元义被抓后，这位兄弟架不住酷刑什么都招了。中常侍封谞、徐奉勾结黄巾军的事也都被抖了出来。这下汉灵帝火了，把大小太监宦官都叫来，集中训斥。

汉灵帝指着跪在下面的黑压压的一群宦官骂道：“你们平常总说党人如何如何坏，让我下令把他们禁锢，现在黄巾作乱，党人尚能替朕分忧解难。倒是你们，深受皇恩，大难临头，却勾结反贼，你们自己说，你们该不该杀！”太监们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声也不敢吱，只是一个劲地儿磕头认罪。这事以后，太监们自知理亏，沉寂了一阵，但不久就复旧如初，因为他们知道皇帝陛下离不开他们。

风头过后，太监们又蠢蠢欲动，这次他们下手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太监中的异类吕强。既然你不跟我们同流合污，那就不能留你在世上。

赵忠等人时不时在皇帝面前说吕强的坏话，说吕强勾结党人、议论朝政。撒谎造谣无中生有是这些人最擅长的，更狠的还在后面，赵忠还揭发了吕强的一个“惊天罪行”——经常一个人背着别人读书。当然赵忠不是要夸吕强爱学习，而是因为据赵忠说吕强经常读的书是《霍光传》。

霍光在那个时代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一个绝对敏感的话题。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位前朝名臣，干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废立皇帝。

果然，皇帝一听就火了，没事读《霍光传》，还勾结朝臣，吕强你到底想干什么！汉灵帝马上派中黄门去逮捕吕强。

吕强得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妙，但他无处可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又能逃到哪去呢！吕强知道这是赵忠等人一手策划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共事多年，他太了解那些人的手段和他们的卑鄙程度了。

吕强决定自己了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吕强发出了最后的怒吼：“我死后，大乱必起，大丈夫忠心报国，岂能再受狱吏的侮辱。”吕强自杀了，这就是正直太监的下场。有时候，并不是洁身自好就能超然世外保全自己。

朝臣中虽遍布宦官们的党羽，但其中亦不乏正直敢言之士，这是截然对立的两类人，注定不可和平共处，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犹如水火，不能相容。

侍中河内人向栩早就不满宦官们的飞扬跋扈，上书皇帝，在奏章中揭发张让等太监的种种恶行。张让等人很快就得知了内情，他们本身就在皇宫，消息异常灵通，马上反击并贼喊捉贼，说向栩勾结张角，意图谋反。明明是自己勾结太平道，反而倒打一耙，而汉灵帝刘宏偏偏就信，向栩被关进黄门北寺狱，不久死于狱中，死因不明。但都知道谁是凶手。

向栩之后，郎中中山人张钧接着上书。张钧痛骂赵忠、张让等十个大太监，说张角之所以能煽动乱民造反，就是因为十常侍父兄子弟在地方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这才激起众怒，百姓有冤无处诉才铤而走险，只有把十常侍斩首示众才能平息民愤。

汉灵帝看到张钧的奏章直接拿给张让等人看，吓得这些人跪地磕头并表示愿捐钱充做军费。皇帝大人没生他们的气，反而对尽忠直言的张钧大发雷霆，很快张钧也被捕入狱，不久也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