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全球统治者：信用评级成为不可控制的力量

“在我看来，如今的世界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托马斯·弗里德曼

“当标准普尔或穆迪发声时，那并不是‘市场’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一些掌控评估过程和履历糟糕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活动会有多大的影响。”

——保罗·克鲁格曼

信用评级是全球事务中最强大的数据指标之一。它们涵盖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甚至主权国家都需要评级才能运转。虽然它们通常用字母与数据混合的字符表示，但评级与其他像指标或指数这样的测量手段并没有区别。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评级是赋予数据全球性力量中最独特的例子。此外，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评级开始成为决定国家政治、经济的数据万花筒中的焦点。利益冲突、技术统治论者的权力和市场的影响在评级中如此明显。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的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在2001年，能源巨头安然公司（Enron）破产的五天前，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仍认为它的债券信用为“投资级”。在2008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三天，其债券仍然获得了主要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甚至在其破产的当天早上，信贷分析师也认为雷曼兄弟值得投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和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在倒闭之前一直保持着优质评级，倒闭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公共紧急救助。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发现，评级机构没有动机“给那些一度增加收入，提高股价，扩增高管薪酬的证券指定更严格的信用评级”。

2011年1月，美国政府任命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称，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是“破坏金融车轮的关键齿轮”：

处于危机中心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不可能上市销售。投资者往往盲目地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迫运用评级，否则监管资本的标准就会随之改变。没有评级机构，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评级使市场猛涨，而2007年和2008年的降级对市场和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然而有趣的是，评级机构在之前就已经对其评估的不准确性做出了警告：“任何采用机构信息的用户都不应该在做投资决定时依赖信用评级或此处的任何其他评价”，世界上最大的评级机构会在它发布的所有报告底端做出这样的免责声明。

但信用评级机构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它其实是“评估企业或政府发行的债务证券（债券和其他证券）的组织，并会根据偿还债务能力对这些证券赋以‘信用评级’。”这些组织会评估债券发行人的信誉等级和投资风险，即违约或者偿付违规的可能性。它们会定期发布报告，将债券分为从AAA（顶级信用）到D（违约）的一系列等级，这为用户提供了可比风险评估，克服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足问题。由于公司（即借款人）总是比外部投资者（即放款人）拥有更多的自身财务状况信息，评级机构就会作为中介，试图通过考察借款机构的具体细节来弥补这种“不对称性”，做出呈现公司财务可信度的评估报告。风险水平决定了投资的利率，从而决定负债成本和债务人获得新投资的机会。此外，由于某些国家对限制投机级债券投资有一定的规定，评级也决定了某些机构投资者的证券组合的合格性。同样，监管机构会运用信用评级来确定保险公司所持储备是否充足。

因此，这些机构会对全球资本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将这种影响投射到全球治理中。目前，三大评级机构（即所谓的“三巨头”），美国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或S&P）、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 Ratings）控制着全球95%以上的评级市场。在华尔街崩溃的那一刻，标准普尔公司控制着大约40%的市场，穆迪控制着约39%，惠誉持有另外的约16%。由于惠誉主要在专业市场运作，穆迪和标准普尔在全球评级部门有效地形成了双头垄断。这种市场准入的倾斜分布使任何有意吸引外国投资的大公司或政府都需要通过这些机构的批准才得以运作。评级机构是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所谓的“巨头公司”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都是跨国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而且它们给出的数据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由于在全球层面上的监管缺失，这些公司能够制定自己的标准，从而决定全球经济的管理规则。

评级机构是全球治理中的“怪兽”：它们是具有公共目的的私人公司，“因此它们被称作信用评级机构（agency），而非信用评级公司（firm）”，但在所有权、雇员和收益方面，它们完全是私人化的。一些撰稿人会将评级机构的监管角色看作是正在进行的“世界政治私有化”的明显例子。因此，这些公司的私人治理功能可以被解读为权力中心转变的长期趋势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领域：私人行为者成为“真正的参与者”，而国家的权威持续下降，自主权减弱。在一些人看来，评级机构应该被“更恰当地视为准政府实体”。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评级过程产生了一种“无政府治理”的制度，使这些强有力的数据制造者成为“实际上的全球公共政策私人制定者”。无论人们赞同怎样的具体观点，它们的力量显然会削弱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实施公共政策干预的能力，这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这一章将追溯评级的历史，来说明这些数据是如何成为当代全球政治中的“全能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