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终于上了火车。

等火车开动,我长舒了口气。

车厢里都是人,身体挨着身体,连动一下都难。我和她只能在靠近厕所的地方站着,感觉双脚悬了空,活像上吊的人。

浑身是汗,心里憋闷得不行。我像跳上岸的鱼,张大了嘴,拼命将嘴边的空气抢为己有。感觉越来越无力。骨头仿佛已成羸弱的柳枝,快要撑不起身子。

一股气味飘过来了,却夹着人体的臭气,厕所的骚气。可对我已弥足珍贵,我拼命吸着。

竟没有嘈杂抱怨。除了喘气、咳嗽,车厢里静悄悄的。

可这样的安静假惺惺的,我越来越受不了。我想喊,想伸伸胳膊,踢踢腿。

我终于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大。空气有了流动,我的呼吸不再紧促。一个女人的哀求声响起:

孩子饿了,哪个好心人给他点吃的吧。

小孩子仍哭声阵阵,哭声在僵死的浊气中孤寂空凉。

给他点吃的吧。

女人的声音凄苦执拗。

一旁的月娘叹了口气:

造孽,真听不下去了。

她艰难地伸出手从包袱里抽出一个烧饼,喊道:

我这里有块饼,大家帮忙递一下吧。

一个中年汉子,把手伸了过来:

给我吧,我递给她。

可他拿了饼并未递过去,却将饼塞进了自己嘴里。饼瞬间不见了,唯见他嘴角的几粒残渣。

她气得浑身颤抖,大声骂道:

畜生,简直猪狗不如!

周围人仍无动于衷。

猪狗不如的东西,呸!

她继续骂道,人们仍静默无声。

突然,我听到两声清脆的耳光。一个年轻男子的巴掌妥妥打在了那人脸上,把整个车厢打醒了。大家开始纷纷怒骂着:

抢小孩的东西还算人么?

你还不如日本人。

白活在世上了。

打死他。

车厢里一下被填满了激愤。拳头、巴掌轮番上阵,那人被打得不住求饶。

我该死,我不该活着,下了车我就去死。

他在掌诳自己的脸。他打得认真,哭得凄惨。周围升起一股悲悯的气氛有人说:

算了,都是苦命的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做这种丢人的事呢。

有个女的说:

大姐,我这有块米糕,拿给孩子吃吧。

孩子的妈妈接了米糕,不停说着谢谢。

孩子不哭了,车厢里只有那汉子在抽泣。声音如一只只手,揪起了人们心底的哀愁。

火车终于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

火车慢悠悠的,像一根注射针一点点刺入这座城市。透过车窗,我看见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房子。

这么大的地方,我怎么找哥哥姐姐啊。我不禁担忧起来。

走出站台,月娘攥着我的手,环顾四周,不知该往哪里走。

我们徘徊了好一阵,不知不觉又回到出站口。

天渐渐暗了下来。

月娘说:

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吧。

我们走到路边,立刻被几个人力车夫包围了。

好容易摆脱了车夫的纠缠,我们便沿街寻找租房告示。就像在曲阳城一样。

野广告比比皆是,比讨饭的小孩还多,看得我眼睛生疼。月娘不识字,我就一个个读给她听。

一个扛竹扁担正在路口等活的中年男人凑了过来,指着一则告示说:

这是一个单间,做饭有公用厨房,解手有马桶,两个人够住的。就在附近。挑行李连带路一块钱,干不干?

我用手按住那张小纸片,一字一句读了出来,上面写的同他说的一致。我们便跟他去了,只经过三个路口就到了。

这是一座四层小楼,出租屋在顶层。

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太太。人长得富态,说话快,腿脚麻利,领我们上楼看了屋子。

这是用木板隔开的单间,放两张单人床就占去大半。好在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睡觉就行。最主要是租金便宜。

我不清楚上海人是不是都爱说话,乡下人是不是天然木讷。自始都是她在说,我们在听。她说起了天气,说起了菜价,又说起了女儿。

月娘不想往下听了,就打断她主动提起了房租:

太太,你这屋子是一间隔成两间的,应该收半价才对。

她瞪大了眼睛,把手放在心窝处:

人要长心呐。你去打听打听,这几个钱能打几瓶酱油。这样吧,我少用两块肥皂少收你两块。

她还是好说话,房租就这样定了下来。

晚上躺在床上,听见另一张床她舒缓的呼吸声,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哥哥姐姐在干什么?明天早上我出门倒马桶会不会碰上他们呢?

第二天一早,房东太太就来敲门要领我们办户口。

出曲阳城的路上,我们的良民证连同那些珠宝首饰让我弄丢了。

一听我们没有良民证,房东太太泄了气,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开始唠叨:

日本人不比中国人的,死板得很,不好说话的。我丑话说到前头,要是户口办不下来,你们就另找地方好了,我不会为了几个钱自找麻烦的。

在月娘的恳求下,她还是领我们去了。

办户口的是一个瘦小中年男人,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见了房东太太就开始插诨打科。两人真是棋逢对手,你一言我一句,笑骂半天也没说到正事。直到一个戴礼帽的日本人进来两人才正经起来。

日本人用生硬的中国话同他打了招呼,然后坐了下来拿起桌上的登记册翻看起来。

房东太太忙陪着笑说:

他们的良民证弄丢了,通融一下好了啦。

那男人却板起脸说:

说得轻巧,这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

那日本人抬起头,不停打量着我们。我的身子突然颤抖了一下——在曲阳的屋子里,搜查的日本兵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月娘也低下了头,像怕被人揭穿似的久久不敢抬头。

他僵硬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这笑让我更摸不着头脑。只见他站起身,在那男人耳边小声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那男人说:

算你们走运,太君不难为女人和小孩。

户口就这样解决了。

我们安顿下来后,和其他人一样,上街买菜,到厨房做饭,过起了当地人的小日子,慢慢和邻居也相熟了。

这是一个嘈杂的地方。可对于逃难的人来说,这些家长里短的喧闹是莫大的安慰。我们不再有野外的惊魂不定。

天渐渐凉了,到了晚上尤其阴冷。她加快了织毛线进度,要在冬天来临前将我的毛裤打好。

而我无所事事,不时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街景不免烦躁起来: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呀?

隔壁太太不是说了吗,上海这么大,他们在哪个学校也不清楚,要慢慢找。反正我们又不走。

我只得无奈地叹气。

以后的日子,哥哥姐姐变成了一条线,不断牵扯着我。可他们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

白天她没事就领我到人多的地方,期望能同他们在街头不期而遇。

有时我们在一个学校门口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一个个打量着进出的学生。

我们一有空就挤电车。有一次看见下车的一个背影好熟悉,我们便急忙下车。可那人不见了,车也开走了。

一碰到街头表演,我就在人脸中一张张搜寻。可那么多脸没有一张是我要的。

有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便寻声追过去,却招来别人的一顿臭骂。

晚上一个闪电照进屋子。我就想他们是不是也听到了,看到了,同我一样在被窝里发抖呢。

有时我倚着窗户看月亮,就把月亮看成镜子。我看见了镜子里的他们,他们也看见了镜子里的我。

他们成了我脑子里的想念,驻的越深,越不肯现身。

上海真大,大得他们像不在这里似的。

木板墙的另一间屋子也住了人,说话声清晰得像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听声音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两个小孩。时间一长月娘同那太太处得熟了,就对她提起哥哥姐姐,她摇摇头说:

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学校,上海的学校太多了,不好找的。

后来她在学校教书的先生碰到我们,就问了我许多话。

他对月娘说:

他该上学了。我有个同学在一所中学教书,你儿子就去他那个学校念书吧。

月娘高兴得不停点头说谢谢。可我觉得这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就万般地不情愿:

不去,我还要找哥哥姐姐呢。

你这孩子,上海这种地方,说找人就能找到?要找不到他们你就不读书了?

谁说找不到。

我知道能找到。你上了学,可以认识很多先生、同学,大家同你一起找,不是更容易找到吗。

就这样,我拗不过她进了一所中学读书,结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熟悉的人多了,我就不再感到孤单,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对哥哥姐姐的想念反倒淡薄了。

一到星期天,我常领同学到家里吃饭。

自安顿下来后,月娘每天掂量着改善伙食。她很会算计和采购,总是用最经济的价格把久违了的美味摆上餐桌。

她是个有心人,当初杨师傅在我家做大厨时,她暗中学了不少厨艺。后来逃难,她无心去做。现在我们安顿下来,她终于有时间操弄了。这天她为我和同学做了一顿狮子头。

我同学林志国吃了两碗米饭,把空碗一推说:

不能再吃了,再吃就没法吃饭了。

怎么没法吃饭?

林志国抱歉地对她笑笑:

阿姨,你不知道,学校的伙食太糟糕了,越吃越饿,还不如不吃呢。我担心吃了阿姨的饭,学校的饭更难下咽了。

听了他的话,她笑了,润白的脸上透出红晕。她知道林志国换了一种方式夸奖她,不好意思起来。

林志国是安徽人,本已蜡黄的脸泛出青色。明白人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他的文笔很好,国文课常受到老师表扬。他家里很穷,到汇钱的日子他常收不到家里的钱。

好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几个老师经常和他轮流搭伙吃饭。就是打一份饭菜,两个人分着吃。时间长了,林志国过意不去,一到吃饭时间人就没影了。

后来大家就瞧出了秘密。每到开饭时间,老师就对他提前打预防针:

林志国,今天你不许跑啊。

他就硬着头皮在老师那里蹭一顿饭。

这所学校,是几位有志青年开办的,接纳了不少贫民子弟,学费低廉。

抗战时期,除了租界,学校的课本都是经过日本人审定的。可是课堂上老师对日本人审定的内容挑着讲,对吹嘘他们的一概不讲,对书上没有的却大讲特讲。我由此知道了日本人是如何占领沈阳的,在南京是怎样屠杀我们中国人的。

这些知识让我和这片广袤土地连在了一起,随着它流泪流血。

我还知道了什么是难民。这恰是几个月前的我啊。厮杀、硝烟、尸体、哭泣我都见过了,那时只觉得我们躲不过,要忍气吞声地受着。

而现在我知道了这些都不是我们本该的命运,我们应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耳朵边常响起曲阳那个院子里匆匆的脚步声,常梦见吴掌柜被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场景。他们成了一个个光点,照耀着这片苦难的土地。

我还知道我们的政府迁往一个靠近长江的山城,我心里常默念着那个山城的名字。

一天林志国偷偷告诉我说他要走了。我吃了一惊,忙问:

你要去哪里?

大后方,就是李老师讲的那个地方。

是那个山城吗?

我极力抑制住心跳。

对,还有李老师他们,我们一块儿走。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我竟脱口而出。我知道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可我想到了月娘,我能离开她吗?我痛苦极了,常在被窝里扯着头发久久不肯放手。

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我越来越瞧不起这里的小日子。这里的一切都不懂我。我要到外面跟他们干大事。

这天晚上吃完饭,隔壁小孩子的哭闹声,让我心烦不已。我走到窗前,大口吸着外面的空气。

天空繁星点点,街巷人声嘈杂。我突然转过身说:

妈,你知道重庆吗?我想跟他们到大后方去。

她正收拾桌子,听了我的话,一下愣住了。许久她才说:

我是有感觉的。你成大人了,想做大人的事,那就去吧。

说完她便上床躺下了。

她背对着我在抽泣,我立刻觉得我是个混蛋,赶忙走了过去,紧紧搂住了她说:

我不走了。

你走吧,不用担心我。

我不走了。

这是真心话?

真心话。

我想起了这一路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唉,我是不能离开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