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好奇怪。到下午还这样炎热，空气潮湿，连炽热的太阳都像从温泉汤里刚洗澡出来，汗涔涔的。
下午是文体课，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在球场上比赛足球。承蒙老师的偏爱，让我做了前锋，可以在众同学面前风光一下。
可今天我这个主力大煞风景，球也像沾了湿气几次从我脚面滑出，飞向了错的地方；我几次射门也差之千里，招致场边同学的起哄嘲笑。
老师气急败坏地把我换下了场。
你怎么了你，没吃饱吗？
我失魂落魄站在场外，心中一头雾水。
我今天怎么了？
刘旭畅跑到我面前冲我做个鬼脸：
臭脚！
他说完就逃走了。
我心里仍不服气，心想：
臭脚？没有我，看你们能进球？
可一会儿人家就踢进了两个球。
我觉得我很阴暗。场上输了球，场下输了人。
放学了，我郁闷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今天的路格外长。
总算到家了。我远远看见家洁正同赵春意在跳皮筋。
我的身心松弛下来，木然看着她们蹦跳的身影。
看了一会儿，我索然无味。
家洁跳得心不在焉，缓慢笨拙；赵春意跳得不情不愿，仿佛是被人强迫跳的。
赵春意停下脚步说：
真没劲。不跳了，咱们做功课吧。
两人就回到各自家门口做功课。
今天只有她们俩。往常还有她和赵姨在一旁纳着鞋垫。
家洁见我回来说：
我已经吃过了，饭给你留桌上了。
阿姨呢？
和赵姨出去了。
赵春意停下手中的笔说：
她们还留了纸条呢。
我进了家门，拿起桌上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你们先吃饭，我和爸爸晚点回家。家范，你去幼稚园接弟弟。
她这个时候出去能有什么事？
奇怪的是，隔壁的赵姨也给赵忠义兄妹俩做好了饭，留了纸条，也说晚点回来。
吃完饭，我去幼稚园把家辉接回来，他就和门口的几个小孩子在操场玩耍。
屋子里热得待不住，我也把功课搬到了门口。
太阳西下，可门口没有一丝风，树叶子耷拉着，像睡着了。
赵忠义吃完饭也在门口抄写生字。
还是有种奇怪不安的念头在眼前萦绕。可能是我们都觉出了什么，一会儿就抬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的心思根本不在功课上。
赵忠义终于撂下笔说：
家范，怎么今天大人都好奇怪，都提前做好了饭，都留了纸条？
我说：
是不是工厂发料啊？
他说：
现在都下午了，工厂的料都是早上发的。
家洁说：
他们是不是到军营参加晚会去了?
赵春意说：
不会的。我刚才到小卖部买铅笔，看见赵太太坐在门口嗑瓜子。她那么爱出风头，有晚会她能不去。
我们就这样说一会儿，做一会儿功课；做一会儿功课，再说一会儿。
可抬眼间，我发现有人在围观我们，神秘兮兮议论着什么，还不断朝我们这里张望着。
聚的人的有十多个，我越来越觉出不对劲。
赵忠义又放下笔说：
他们怎么了，好像我们犯了什么事。今天你们谁在学校犯事了？
大家都说：
没有啊。
围观的人又多了一些，指指点点，像嗡嗡叫的苍蝇。
我们一个个站起身，收拾起桌上的功课准备回家。
这时王叔回来了。他刚下班，正往家走。他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了看众人，突然伸出胳膊一抱拳说：
都行行好。大人的事，跟他们没关系，都回去吧。
人们慢慢散去。
我紧张地看着王叔，连头发都竖起来了，小声问道：
王叔，出了什么事？
王叔忧伤地看着我们。他想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急了：
王叔，你快说到底怎么了？
他两眼已有了泪，长叹一声说：
孩子们，我不怕你们知道，反正你们早晚要知道。唉，出大事了。
原来父亲和赵叔被情治的人抓走了。阿姨和赵姨正为这事出去的。
我感到天旋地转。
后来才知，事情还是出在那封信上。
父亲想起了光明报，知道这是一次冒险，可又不好当面推辞，只说可以跟香港的朋友试着联系。
一次，父亲和几个同事在赵叔家喝酒。有人说起这个小岛太寂寞了，想找个老朋友说话都难。父亲说：
彼此彼此。我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上海滩的那些朋友大都去了香港。
不想，这句话被赵叔记在了心里。
当时台湾同大陆不能直接通信。他想何不让父亲找香港的朋友，给青岛老家寄一封信呢。
当初赵叔携家眷从青岛撤退时，他老家离港口只有几里路。可撤退紧迫，他没来得及向父母告别就登船到了台湾。
来台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辗转，一家人总算在眷村安顿下来。日子有了闲暇，他便不时惦记起青岛的家，想给家里报个平安。
一天晚上，他把父亲从家中叫出，向他袒露了这个想法。他只有朋友的老地址，不知能否联系得上。
其实，这只是他的托词，他并没有打算跟香港联系，想时间长了赵叔就把这件事忘了。
可赵叔听了他的话，就当真有了期待，一有机会便问起这事。父亲也总说，信发出去了，还没有回音。每次还忘不了提醒他，要是他搬家了，就联系不上了。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香港那边仍没有回音。
赵叔就有了想法，两家就有了隔阂。
有时父亲在路上看见赵叔迎面走来，可走着赵叔就拐到另一条路上；赵姨在厨房见到她，说出的话也不太中听了。
父亲为此苦闷不已。阿姨说：
这种事即便是得罪人，也不能随便答应的。
时间又一天天过去，赵叔的脸色也越发难看。
眼不见心不烦，偏偏两家天天见面。
一天晚上他对她说：
要不，跟顾德祥联系一下吧，那是家信，能有什么麻烦？你看老赵那张脸，我真不想出门看见他。
她听了他的话，半天才说出一句：
那你可要小心啊。
这样他给顾德祥去了封信，对方也很快回了信，说他愿意尽犬马之劳。
父亲立刻让赵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家里的地址。
顾德祥收到信后，没有耽误，立刻照信中的地址把信寄到了青岛赵叔的老家。不想，一个月后，信却被退了回来。信封上还盖有查无此人的印戳。
顾德祥立即来信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父亲。
赵叔蒙了。他知道地址没错，不知道为什么信会寄不到。他越想越后怕，甚至想到一家人会不会遭到不幸。
事情本可以就此为止。
可是，过了大半年，父亲突然又接到顾德祥一封信，说赵叔的家人找到了，信也寄到了，还说赵叔家里一切都好。
事情峰回路转。赵叔高兴极了，还请我们全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顾德祥是父亲的老朋友，上次信被退了回来他一直心存愧疚。
不久他腹部生了个大瘤子，住进了医院，还动了两次手术。有一次他正动着手术，腹部突然大出血，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等他出院已是两个月以后了。
他虽回了家，可身体仍很虚弱，大部分时间在家休养，公司的事他基本没能过问。
他在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对身体以外的事差不多要忘记了。
他陷入悲观中，甚至害怕随时死去。
可是他在旺角看了一位老中医，吃了几服中药后，身体竟奇迹般恢复了。不久，他就回公司上班了。
有一天，他在一个商业酒会上遇见了一个远洋运输公司的谢董事长，他在上海时的老相识。随谢董事长参加酒会的还有他公司的马经理。巧的是，马经理是青岛人。
他立刻想起了那封被退回的信。
他把马经理拉到一边，将这封信的原委说了一遍。
不成想马经理的家跟赵叔的老家只隔几里地。而且他一个外甥女就嫁到了赵叔村里。
顾德祥喜出望外，当即将这件事拜托给他。他也爽快应允下来。
马经理回到家立即给他弟弟写了封信，还一并寄去那封被退回的信。
他弟弟接到信后，当天就赶着马车去了赵叔的村，找到了外甥女。外甥女一看到信就蒙了：
这不是上回那封信吗。
原来，她丈夫是赵叔父亲的侄儿，是赵叔的叔伯兄弟。
上次的信赵叔提供的地址没错，信也寄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人就要往家里送了。
巧的是村委会的会计正是外甥女的丈夫。他见是从海外寄给自己大伯的信，就留了心眼，将信偷偷截下。
等他回家拆开信，才知这是台湾的叔伯兄弟给大伯的信。他顿时被惊出一身冷汗。
他把这事悄悄告诉了老婆，问这事该咋办？
老婆听了，就怪他惹事，不该把这封信带回家，引火烧身。
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将信退回，让这位远在台湾的兄弟就此断了联系家里的念头。
第二天，他就到乡里邮局将这封信退回了顾德祥。
这次，信又到了马经理外甥女手中。
她对舅舅讲了上封信的事，说上次已将叔伯兄弟在台湾的情况告诉了大伯。
她让舅舅转告，赵叔的父母及几个兄弟姐妹都很好，并未受到他的连累，都分到了地，粮食都够吃。还特意嘱咐，以后别再跟家里联系了。
马经理的弟弟立刻给马经理回了信，将此行的情况如实相告。让哥哥给台湾捎个信，让老赵大可放心，家里这边不用他惦记。
赵叔拿着顾德祥的信，得知了家里的情况，对父亲深深鞠了一躬说：
我太小心眼，你一定要多担待些。
父亲说：
都是邻居，不必客气。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赵叔就得知一个内部消息，并告诉了父亲：
国军的一支特遣队在黄岛海边被围歼，80多个弟兄都殉国了。
父亲听了不住地惋惜。可他并不觉得这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可是仅过了两星期，两人在军营就一起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