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被外面的一阵嘈杂声惊醒。透过窗户，便见大街上如潮的人流在朝一个方向涌动。
那是一家大百货店，他们是去抢吃的、穿的、用的。凡能抢的都抢了。唯恐抢晚了，东西又涨价了。
一捆捆纸币从银行运出，又一捆捆进入各个卖场。
这天，艳阳高照，江上船影绰绰，路上车水马龙。这本是普通的一天。可父亲银行门前却涌动着一群骚动的人群。人群如失控的流沙淤积在银行门口。
门开了，人群如决堤的浊水漫过了大门，一会儿就把柜台淹没了。
挤兑，疯狂的挤兑。一只只绝望的手，伸向柜台，如人临死前的挣扎；一声声力竭的呼喊，如一根根利箭刺向心脏。
银行的所有员工都被调入柜台。大家手忙脚乱，汗流浃背。一捆捆纸币从柜台后抬进，又一捆捆被人群拎出。
父亲则在办公室不停打着电话，从各处拆借资金。他脸色灰青，胡子拉碴。
这家可怜的银行如风暴中颠簸的小船被抛来掷去。
第二天，人潮依旧。可大门紧闭。
这条小船倾覆了。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办公室内父亲颓然放下电话。此时他眼睛红肿，三天没合眼。等他站起身，母亲恰好进屋，惊恐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了？
只三天时间他人已消瘦得变了形，她快要认不出他了。
她是扶着他从后门溜出去的。回到家，饭端上来，他才意识到胃里已三天没有进一粒粮食了。
他没有动筷子，而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又伸手去拿酒瓶，被母亲一把夺过。
我不反对你喝酒，可是这样喝不行的。
饭桌上还有三双忧伤的眼睛在默默看着他，三双筷子放在碗边，碗里的米一粒未动。
我们也吃不下饭。他的事连着我们稚嫩的心，缠着我们幼小的身体。
她强迫他吃饭，他说他吃不下。真的吃不下。
他一连抽了三根雪茄，正拿第四根放到嘴边，被母亲一把夺过。
我不反对你抽烟，可是烟不是这么抽的。
烟酒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想办法才对。
我都把人求遍了，肯帮忙的只有这几个人。
染织厂的张经理呢？
他厂房都抵押了，流动资金都在货上。
栾董事长呢？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了我们？
......
你是说没有办法了？
嗯。
她开始抽泣，不再说话。她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了。
第二天早上，一群人撞开院门涌进了院子。他吓得双腿颤栗。
母亲斥责他：
害怕没有用，你得出面跟他们解释。
他洗了脸，刮了胡子，穿上母亲为他准备好的西装领带，强打精神来到众人面前：
我已经跟我父亲发去加急电报，他正在变卖田产筹钱。我是负责任的，请大家相信我。
你怎么筹钱我们不管，我们就想知道什么时候拿到钱。
半个月。半个月拿不到，你们把我拉到街上枪毙都可以。
物价像表针一样涨得飞快，半个月钱不成了纸了。
人群蜂拥而上，像雪崩一样掩埋了他。几只手揪住了他的头发，几个巴掌打在他脸上，几只胳膊压在他肩上，几只脚踹在他腿上。
门上有石头的击打声，墙上有酒瓶的碎裂声。
突然一块黑砖盖住了他的视线。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脸上滴淌。一会儿他脖子，手臂都是黏糊糊的。
等他睁开眼睛，他已躺在了病床上。他看见了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上沾着几滴晶莹的泪珠。
母亲也瘦了，脸色蜡黄，头发凌乱。一旁还有一个女护士见他醒来，欣慰地说了句：
你总算醒来了。
我们从医院回家了，一家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话都说不出。家就像一座空房子。
母亲也变了，不洗脸了，不整理头发了，本已瘦削的身形日显单薄，仿佛在同他在比赛消瘦。她仿佛遗忘了自己，常常什么事也不做，身体僵硬地倚着书柜，像一尊雕像长时间失神凝望着窗外。她好像已不属于这里，而属于窗外的某一个地方。
父亲也在跟她比狠。胡子不刮了，衣服不换了，嘴巴难得张口说话。他要么头枕胳膊躺在沙发上，双眼出神地望着天花板，半天不曾挪动一下身体；要么像困兽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踱去。
我们不再忘情追逐，彼此嬉戏，而是惊恐地看着沉默的他和悲戚的她。
佣人把饭热了再热，我们也难得吃上几口。
外面并不平静，常有砖块砸在门上，常有人敲门试图闯进来。
一个佣人劝我们到公寓躲一躲。
那是一个顶账的小屋，只有50平米。
父亲摇摇头：
不去，死了就死了。
母亲在沙发上抱住小弟开始抽泣。
他们还是来了，蜂拥而入。像一个水罐一下注满了水，我们家到处都是人。坐着的、站着的、倚着的。还有痛哭流涕的，声声控诉的，唉声叹气的。
他们双双跪下了，像一对狗男女。哀求、鞠躬。
钢琴、缝纫机、座钟、半导体......所有能搬的都被搬走了。就连我小时用过的童车也被扛走了。
我们还是住进了公寓。
一个阴雨连绵的白天，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他们真是无所不能，都能找到这里来。不能开门，他们闯进来会揍我们的。
他们还在敲，我们还是不敢开门。这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喊着父亲的名字。
是祖父。他从乡下赶来了。
他关了乡下的钱庄筹到一笔款子帮我们补上了窟窿。我们得救了，不必卖那栋别墅了。
祖父的头发胡子全白了。乡下的情况也不乐观。
祖父瘦了，神情沮丧：
形势很不好，真要不行，我还要到上海来投奔你呢。
祖父离去时，我感到身形缩小了许多。
我们又搬回别墅居住。屋里空荡荡，除了声声的叹息，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还好，父亲昔日还有些积蓄，在一石米都要上千万元的年代，我们家基本没有挨饿。可是家里再也组织不起聚会。父亲那些亲朋故旧，仿佛一夜间从人间蒸发了。
有一天母亲外出，到食品店为小弟买奶粉，直到晚上也没见回来。街边的灯一盏一盏放亮，父亲口中的烟一口一口吐出——之前，他已出门寻找多次，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能打听的朋友也打听遍了，可是没有她的消息。
我泪水涟涟地望着窗外暗淡的路灯。路灯下一个人影接一个人影来了，又走了。可没有一个是母亲的。
两天后，父亲的一个朋友慌张敲开家门。他同父亲耳语了几句后，父亲便随他急匆匆出了门。
母亲终于被找到，却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被汽车撞倒。那辆肇事汽车却像没事一样扬长而去。
曾经那么富有活力的女人，像不认识我们似的，头发散乱，眼神空洞地躺在病床上。
到第三天，她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不仔细听听不出她在说话。
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听清她在不停说对不起，声音越来越小。等声音听不见了，我一下意识到了什么，猛一抬头时，她已经死了。
那年，我七岁，妹妹六岁，幼小的弟弟还不到三岁。
我猜想，生意失败、家道中落让她霎时没了主心；满脑杂乱的思绪，让她步履踌躇；神情恍惚之下，车轮就成了獠牙的魔鬼。
父亲呆了，傻了，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是在怎样的世界里活着。
我们喊着，哭着，一时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是怎样的未来。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最后是怎样的精神世界。她那句对不起让我想了很久。是她对那些客户说对不起？还是为她没能继续陪伴我们而心生愧疚？
可我知道我们还清了所有债务，她也为我们做了一切，她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母亲去世，银行倒闭，我们这个原本快乐的家整日充斥着凄凉。为生计所迫，父亲只得碾碎脚底的烟蒂，硬着头皮去求朋友。还好，他总算在一家银行里谋到了一份闲差。
他知道这份差事带有人情救济的味道，便一刻不敢怠慢，整日早出晚归。
想必他也和他原先银行的下属一样，在主人面前俯首恭听，在自己的案头小心做事。收入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吃穿用较之前就更是缩手缩脚。为节省开支，他卖掉汽车，改坐黄包车出门；遣散了一个佣人，只留用一个年老女佣。
可物价时时在涨，他又没勇气向老板提加薪，粗茶淡饭的日子也捉襟见肘。他咬牙卖了那个公寓，甚至动了卖别墅的念头。可祖父的话犹在耳边。这是我们家在上海滩的最后希望。他能卖了自己，也不能动摇祖父未来的指望。
父亲咬牙保住了这套别墅。讽刺的是，49年撤退的时候，我们撇下了这房子，仓皇远去台湾。
雪上加霜的是家里也给他添乱。
日涨的物价让工钱急剧缩水。那女佣在厨房里弄出的响声越加刺耳，后来我们身上的衣服也难得换洗一次。
一天，父亲下班回家，看见家中一片狼藉，小弟的衣服脏乱不堪。他终于忍不住朝那女佣发了火。
那女佣仿佛早有准备，竟声泪俱下地控诉起他来，说她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却没有拿两个人的工钱。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您老爷的脾气也跟着涨，就是工钱没跟着涨。那女佣越说越激动，竟在他面前摔起了碗筷。
父亲惊呆了。这是父母用得最久的女佣。母亲在时，两人处得像母女。可如今，世道险恶，人心也跟着叵测。
父亲不再跟她争辩，从钱包里拿出一叠钞票狠摔在她脸上。钞票纷纷扬扬散落一地，他走过去把门打开，吼道：
拿上行李，捡起钱，滚！
那女佣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弯腰将地上的钞票一张张捡起，随后转身回屋。不一会儿，她就拎出一包早已捆好的行李，骂骂咧咧出了家门。
这又让他吃惊不小。显然她早已有了准备。他呆呆看着她出了家门，许久眼睛里仍是惊骇。
没有了女佣，平常照看弟妹的任务就担在了我弱小的肩头上。从未操持家务的父亲也只得在下班后手脚忙乱地洗衣做饭。他昔日的影子不在，笑容不见。
后来，雇他的银行要迁往香港。他好容易得来的饭碗也丢了，成了汹涌失业大军的一员。可他没有闲赋在家，还是每天出门找工作。
内战正酣，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人喋血街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对共产党的怨气也如日中天。只要谁有一点嫌疑，他们不需审判便可对人处以极刑。一时上海街头血雨腥风，成了一座屠宰场。
家撂下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细软都撂下了。带着一身的不舍，父亲关上了院子那扇厚重的铁门，领着我们三个孩子黯然奔向江边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