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认识中的真理

Ⅰ 批判的观点

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它能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教育学上特有的配合教学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后面，通过历史认识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利益”（intérêts）可能会突然地在哲学上重新出现。我从康德那里借用“利益”一词：在解决理性的二律背反——其中包括必然的因果关系和自由的因果关系——时，它会停下来掂量放在天平的某个位置上的利益的分量；显然，问题在于本义的精神利益，或正如康德所说的“在这种与自身冲突中的理性利益”。

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向我们提出的显而易见的两者择一；不同的利益是用两类词语来表示的：客观性，主观性，不同性质和不同方向的期待。

我们从历史那里期待某种客观性，适合历史的客观性：我们应该从这里出发，而不是从其他地方出发。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期待什么东西？在这里，客观性应该在其狭义的认识论意义上被理解：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整理的和理解的东西，理性思维能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的东西是客观的。对于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来说，这是真实的；对于历史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从历史那里期待历史能使人类社会的过去通向这种客观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客观性是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客观性：有许多不同等级的客观性，正如有许多理性的行为。因此，我们期待历史为客观性的多样化帝国增加一个新的省份。

这种期待包含另一种期待：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因此，问题在于一种隐含的主观性，期待的客观性所隐含的主观性，我们因而预感到有一种好的主观性和一种坏的主观性，我们期待通过历史学家的职业活动本身来判断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

这不是全部：以主观性的名义，我们期待比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更重要的某种东西；我们期待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这种人类的历史能帮助受到历史学家的历史教育的读者建立一种高级的主观性，不仅仅是我的主观性，而且也是人类的主观性。但是，这种利益，这种通过历史从我到人类的转变的期待，就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哲学本义上的：因为这是我们从解读和从历史学家著作的沉思那里期待的一种反省的主观性；这种利益已经不再与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有关，而是与读者，尤其与哲学的读者有关，因为每一本书，每一部作品的风险都体现在他们身上。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从历史的客观性到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再从它们到哲学的主观性（我们使用的是中性术语，不是以后分析时凭预想的判断）。

历史学家的职业和历史的客观性

我们从历史那里期待某种客观性，适合历史的客观性；历史形成和重新形成的方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客观性始终来自传统社会对其过去的正式和实际排列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出于另一种精神，而是就感知中和借助于各种宇宙学中的表面现象所作的初步排列而言的自然科学所代表的调整。

然而，谁能告诉我们这种特殊的客观性是什么？在这里，哲学家没有给历史学家上课；始终是一种科学职业的活动本身在教育哲学家。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倾听在思考其职业时的历史学家的意见，因为历史学家是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尺度，正如其职业是这种客观性所包含的好的和坏的主观性的尺度。

众所周知，“历史学家的职业”是马克·布洛克给其著作《为历史申辩》的副标题。虽然这部著作还未完成，但已经包括了为建立我们的反省的基础所需的一切东西。关于方法的各章的名称——“历史观察”，“批判”，“历史分析”——没有使我们犹豫不决：它们标志着一种正在形成的客观性的诸阶段。

应该感谢马克·布洛克把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叫做“观察”：他重新使用了西米昂把历史叫做一种“痕迹的知识”的术语，并且证明，历史学家不面对过去的对象，而是面对过去的痕迹的这种明显限制使历史失去了科学的资格：在历史文献的痕迹中理解过去，确切地说是一种观察，因为观察并不意味着记录一个原始事实。通过文献重建一个事件，更确切地说，重建一系列事件，一种处境或一种制度，就是做出一种固有的、但不容置疑的客观性的行为：因为这种重建意味着要求文献来说话，意味着历史学家要走在历史意义的前面，对之提出一种工作假设；正是这种研究把痕迹提高到有意义的文献的高度，把过去本身提高到历史事实的高度。在历史学家还不想对它提出问题之前，文献并不是文献，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在他后面和根据他的观察建立了文献；历史学家同样以这种方式建立历史事实。在这方面，历史事实和其他的科学事实并无根本不同之处，康吉扬曾经用一种类似的比较方法谈论科学事实：“科学事实就是科学在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东西。”这就是客观性：理性活动的一种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活动有“批判”的美名。

其次，应该感谢马克·布洛克把试图进行解释的历史学家的活动叫做“分析”，而不是叫做综合。他有许多理由否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重建“已经过去的”事实。历史的目标不是再现一系列过去的事实，而是重组和重建，即组成和构成一系列过去的事实。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在于这种对符合和再现的拒绝，在于这种在历史理解的层次上建立一系列事实的目标。马克·布洛克强调，大部分抽象必须以这种工作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现象的“系列”构成，例如，经济的系列，政治的系列，文化的系列，等等，就没有解释；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能在其他事件中分辨和认识到同一种功能，就没有需要理解的东西；之所以有历史，只是因为这些“现象”继续存在：“如果人类现象的确定工作是从远古到最近，那么考察人类现象首先需要通过一系列类似的现象；对人类现象进行分类，就是揭示一种主要功能的框架。”之所以有历史的综合，只是因为历史首先是一种分析，而不是一种感情上的一致。和所有其他学者一样，历史学家研究他已经分辨出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点，人们坚持理解超越分析的因果关系的整体和有机联系的必要性；因此，人们也应该对理解和解释提出异议。人们不可能把这种区分当作历史方法论的关键；正如马克·布洛克所说的：“重组的工作只有在分析之后才有可能。更确切地说，这种工作只是作为其存在的理由和分析的延伸。在最初的和沉思的分析中，而不是在观察的分析中，既然无任何区别，人们又如何能分辨各种联系？”因此，理解不是解释的对立物，至多，理解是解释的补充和对等物。理解具有分析的特点，分析使理解成为可能。理解把这个特点保持到底：历史学家试图在其最广的综合中进行重建的时代意识，充满了在历史学家通过分析获得的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相互作用和关系。完整的历史事实，“完整的过去”，本义上是一个观念，即在康德意义上，一种越来越广和越来越复杂的整合努力所不能及的界限。“完整的过去”的概念是这种努力的调节概念。它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无任何东西比一种整体更加间接：它是表示历史学家整理历史的最大努力的一种“组织概念”的产物；用另一种语言（科学的语言）来说，它是在人们谈论“物理学理论”意义上的“理论”的产物。

“组织概念”也同样不能把握整个历史：一个时代仍然是分析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历史向我们的理解提出的“整体的部分”（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即“分析的综合”（冒昧地用康德的“先验演绎”的表达方式来说）。

因此，历史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词源学：历史是一种“探索”（）注1。历史首先不是对我们的令人失望的历史性，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进入时间的方式的一种不安的询问，而是对这种“历史”条件的反击：一种意志通过历史的选择，通过某种认识的选择的反击，这种意志理性地理解和建立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科学”和马克·布洛克称之为“分析的推理”的东西。

注1 西文的“历史”一词源于希腊语“”，最初意义是“探索”，“研究”。——译者

如同一种狭义的实证主义认为的那样，这种客观性的意向不局限于文献的批判；它甚至推动了众多的综合；它的准理性主义和现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是同类型的，历史不必在这方面有自卑情结。

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就历史学家的职业而言，因而也就这项职业的意向和这项客观性的活动而言，当代的批判现在应定位于半个世纪以来主要针对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作用。

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一开始不知道主观性是什么，人们就不能考察这种主观性本身，确切地说，主观性是一种分析的推理。然而，谨慎要求人们以传统的反省方式行事，即要求人们研究这种在其意向中，在其活动中和在其结果中的主观性。如果没有物理学家，即如果没有尝试和错误，没有摸索、执著和意外发现，就没有物理学。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在于学者的主观性的极点，而是在于发现这种使对象存在的主观性。思考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现历史学家的职业使用了哪一种主观性。

但是，如果有一个属于历史学家的问题，那么这取决于我们还没有阐明的客观性的诸特征，它们根据在其他科学中获得或至少涉及到的客观性，把历史的客观性当作一种不完全的客观性。我打算描述这些特征，但在进行过程中不准备淡化在这个新的反省阶段和前一个反省阶段之间的鲜明对照。

1）第一个特征涉及到历史选择的概念；当我们说历史选择了历史的合理性本身时，我们并没有详尽地研究历史选择的概念。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这种合理性的选择包含另一种选择；这另一种选择取决于人们称之为价值判断的东西，它能支配事件和因素的选择。通过历史学家的历史仅仅关注和分析重要的事件，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与物理学家的主观性相比，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以解释的图式干预最初的意义。因此，正是在这里，询问者的身份与被查询的文献的选择有重要关系。更确切地说，价值判断清除了次要的东西，创造了连续性：实际的过去是不连贯的，分裂为细小的碎片；联系在一起的叙述通过其连续性获得了意义。因此，历史的合理性本身取决于缺乏可靠标准的这种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龙有理由说“理论先于历史”。

2）此外，历史依赖于因果关系的普遍概念的不同等级，在因果关系中，原因有时表示“在世界的一般秩序中最后来到，最不稳定和最特殊的现象”（马克·布洛克），有时表示一系列缓慢发展的力量，有时表示一种稳定的结构。在这方面，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通过澄清和清理这些因果关系的努力，从方法的观点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首先列出了在地中海范围内的经常性活动，然后列出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特殊的、但相对稳定的力量，最后列出了事件的盛衰。对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分层排列的这种努力，就在历史的客观性活动的线路之中。但是，这种排列始终是不可靠的，因为通过分析建立和形成的不协调的因果关系的整体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必须把始终受到常识的心理学影响的心理动机纳入合成的因果关系中。

历史学家使用的因果关系的意义通常是朴素的、批判哲学之前的，在决定论和或然性之间摆动：历史注定要同时多种解释的图式，但不加以思考，可能也不加以区分：条件不是规定性，动机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影响范围、促进作用，等等。

总之，历史学家“使用”的解释方式超越其反省；这是很自然的：在经过反省之前，解释已经被使用和起作用。

3）这种不完全的客观性的一个新特征取决于人们称之为“历史距离”的现象；理性地理解就是试图认识和辨别（康德把在概念中的认知综合叫做知识综合）。不过，历史的任务是命名已经变化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已经成为不同事物的东西。同样事物和不同事物的古老辩证法在这里重新出现；职业历史学家在难解的历史语言——特别是专业词汇——的非常具体形式中重新发现了这种辩证法：如果不利用人们后来通过区分加以纠正的功能相似，如何能用现代语言，用现行的民族语言来命名和使我们理解不复存在的制度和处境？但愿人们能想起“暴政”、“奴役”、“封建”、“国家”等词语固有的难解之处。每个人都引证历史学家为一种既能分辨又能界定的专业词汇所作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语言必然是含糊的。在这里，历史的时间把它自己的异化结果，它的不一致和同化的智慧对立起来。历史学家不能回避时间的这种本质，自柏罗丁以来，我们已经在时间中认识到自我的疏远、延伸、膨胀，总之，原始的他性（altérité）的不可还原现象。

我们将考察历史的“不确切的”，甚至不“精确的”特征的原因之一；历史学家决不会处在数学家的位置上命名和界定概念的轮廓：“我把两个面的相交叫做线……”

相反，代替精确科学得以面对其对象的这种最初命名活动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改变位置和想象自己置身于另一个现在中的某种态度；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时代被他当作参照的现在，当作时间观的中心：有一个这种现在的将来，它是由期待、无知、预料那个时候的人的恐惧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其他人自己知道将发生的东西构成的；也有一个这种现在的过去，它是以前的人的记忆，而不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过去所知道的东西的记忆。不过，进入取决于历史客观性类型的另一个现在中的这种转移，是一种想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想象，因为另一个现在是在“时间距离”——“以前”——的深处被再现和召回。可以肯定，这种想象标志着被空间科学、物质和生命科学摈弃的一种主观性进入舞台。这是一种能重建历史的距离，能使历史的过去接近我们的不寻常能力，它甚至能在读者的心目中产生一种疏远和时间深度的意识。

4）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特征，是决定性的特征：最终说来，历史试图解释和理解的东西是人。远离我们的过去是人的过去。因此，在时间距离上，还应该增加与他人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有关的这种特殊距离。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完整的过去的问题：因为其他人所经历的东西，就是历史学家试图用所有的因果关系重建的东西。因此，是过去的取之不尽的人性规定了整体理解的任务。是人的过去经历的绝对实在性力求在越来越关联的重建中，在越来越分化和有序的分析性综合中体现出来。

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以前的人的这种完整过去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智相似的界限。也可以说，这是由一种同情的力量所预料的界限，同情多于在另一个现在中的单纯想象的转移，是进入人的另一种生活中的真正转移。这种同情处在我们谈到的理智相似的始末；它像一个最初的现时那样激发历史学家的工作；它如同一种对被研究对象的亲和力；它作为一个最后的现时，作为附加的回报，在冗长的分析结束之后重新产生；推理分析就是在一种没有教养的同情和一种有教养的同情之间的理性阶段。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通过一种对抗的意志和一种解释的意志获得生命力。历史学家把自己的人类经验用于过去的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变得突出的时刻，就是历史在每一个转折时期体现出以前的人的生活价值的时刻。最终说来，价值的这种再现只不过是我们能理解的人的再现，如果不能重新体验他们经历过的东西，价值的这种再现则是不可能，除非历史学家对这些价值极其“感兴趣”，极其偏爱这些价值；这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赞同英雄人物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研究护教论，甚至研究圣徒传记；但是，历史学家应该能假想地接受他们的信仰，这是研究这种信仰的问题，并同时“悬置”信仰，把信仰当作目前公开主张的信仰和使之“中立化”的一种方式。

对以前的人的信仰采取悬置和中立化的态度，是历史学家特有的同情；这种态度使我们刚才叫做通过时间转移对另一个现在的想象到达了顶点；因此，这种时间转移也是在另一种被当作观点的中心的主观性中的转移。这种必然性在于历史学家的这种基本处境：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仅在过去是其现在的过去的一般意义上，而且也在过去的人是同样的人类的一部分的意义上。因此，历史是人“重复”其同样的人类的归属的方式之一；历史是诸意识的联系的一个领域，是由痕迹和文献的方法论阶段划分的一个领域，因而是不同于需要另一个人进行的对话的一个领域，而不是完全由整个主体间性划分的一个领域，因为主体间性始终是开放的和在冲突之中。

我们由此涉及到另一个边界，在那里，历史的客观性显现出历史的主观性本身，而不仅仅显现出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在迈出新的一步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以便作一个总结。

这些论述是否会推翻我们的历史客观性分析的第一阶段？这种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的入侵是否如同人们认为的那样标志着“对象的分解”？完全不是：我们仅仅说明了归结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的一种客观性，在所有客观性中间的历史客观性；总之，我们探讨作为历史主观性的关联物的历史客观性的构成。

反过来说，这就是为什么起作用的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价值判断——因果关系模式的复杂性——在另一个想象的现在中的转移，对其他人和对其他价值的同情，以及最后与一个以前的他人相遇的这种能力——这一切把一种比物理学家的主观性（比如说）所包含的一致性更多的一致性给予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因而是一种没有方向的主观性。

当人们说历史与历史学家有关时，人们没有说明任何东西。谁是历史学家？正如被感知物体与胡塞尔称之为真正美学物体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与一种正常的感受性有关，科学对象也始终与一种健全的精神有关；这种相对性与任何一种相对论，与一种生活意志和权力意志的主观性无任何关系，否则，我知道什么？和所有的科学主观性一样，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表示一种好的主观性战胜坏的主观性。

哲学批判的重要工作随着雷蒙·阿龙的著作到达顶点之后，现在也许应该提出问题：什么是好的主观性？什么是坏的主观性？正如热情欢迎批判学派的亨利·马鲁（Henri Marrou）所承认的，人们在一种高级层次上——在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提出的“扩展到和推进到深度的历史”的层次上——发现了实证主义的价值，实证主义有一种狭义的但真正的意义（在科学方法中的）进步是由超越实现的，而不是由反作用实现的：我们仅仅在表面上对实证主义方法原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它们在自己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讨论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人们改变了螺线方向。”实证主义没有超越文献批判的范围；此外，它的物理学模式本身是贫乏的，与物理学家的物理学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在它对事实——在物理学中的假事实，因为不再有引人注目的事实——的崇拜方面，实证主义告诉我们，价值判断，理论，时间想象，特别是同情都没有把历史付诸任何一种主观的精神错乱；这些主观倾向是历史客观性本身的各个方面。

在叙述和说明了历史反映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后，还应该指出，历史学家的职业在教育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历史创造了历史学家，正如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家的职业创造了历史和历史学家。以前，人们把理性放在感情和想象的对立面；今天，我们以某种方式把感情和想象重新引入合理性，但是，历史学家选择的合理性使分裂到达了感情和想象的中心，分裂了我所说的探索的我和动感情的我：即愤恨、仇恨和诉说的我。让我们最后一次来倾听马克·布洛克的话：“理解不是判断。”古老的格言“sine ira nec studio”（没有愿望就没有愤怒）不仅仅在文献批判的层次上是有道理的；它的意义在最高综合的层次上是更微妙和更珍贵的。此外，不应该不注意到，这个动感情的我不一定是咆哮如雷的我；这可能也是苛刻的批评的表面“冷漠”，苛刻的批评贬低一切声誉，轻视它遇到的所有价值；这种理智的愤怒同离开当前的政治斗争和转向过去的政治热情一样，属于动感情的我。

因此，如果没有普通的主观性的（悬置），如果没有历史从中得出其美名的这个探索的我，就没有历史。因为（探索）就是这种“自由支配”，这种“屈从出乎意料的事件”，这种“对他人的开放”，坏的主观性就能在那里被克服。

反省的第一阶段就这样完成了：在我们看来，客观性首先是历史的科学目的；现在，客观性标志着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客观性的定义从“逻辑上的”变成了“伦理上的”。

历史和哲学的主观性

对历史中的主观性的反省，是否通过对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的这些讨论，通过历史学家对探索的主观性和感情的主观性的评定就全部完成？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和在历史中的多种“利益”，我们仍然从历史那里期待历史能产生不同于创造历史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的一种主观性，作为历史的主观性本身和作为历史本身的一种主观性。

但是，历史也许不再属于历史学家的职业范围，而是属于历史的读者和历史的业余爱好者的活动范围，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哲学家，更有理由成为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一部成文或教学著作，和所有其他的成文和教学著作一样，它是在读者中、在学生中、在公众中实现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通过哲学读者的“再现”提出了我们现在将讨论的一些问题。

我决不把历史的使用当作消遣，当作“倾听和朗读离奇故事的乐趣”，总之，当作往昔的异国趣闻。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自我疏远的运动属于历史的意识，因而是一种更有哲理性的使用的必然阶段：因为如果历史不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如何能通过历史发现一种非自我的、更间接的，总而言之，更人性的主观性？我仍然不谈论作为教训的来源的历史：虽然我们准备谈论的意识是价值在历史中的再现，以某种方式服务于我们的教育，即使我们不把历史的主要使用归结为这个教育的问题。当我们重新恰如其分地考虑历史时，历史还能教育我们。

因此，我在这里专门考察哲学家对历史学家的历史的可能使用：哲学家有一种特有的方式来自己完成历史学家的工作，这种特有的方式在于使他自己的“意识”与历史的“再现”重合。

我不隐瞒这种反省并不是与所有的哲学概念一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反省对哲学团体是有价值的，人们大体上认为哲学是反省的，它源于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或胡塞尔的著作中。所有这些哲学都在寻找真正的主观性，真正的意识活动。我们必须不断地发现和重新发现的东西是，从自我（moi）到我（Je）——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线路要经过对历史的某种沉思，通过历史的这种反省迂回是在读者中完成历史学家的工作的方式之一，即哲学的方式。

历史学家的历史在哲学活动中的完成能在两个方向继续进行：探索在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一致意义的“哲学逻辑”方向；每次都是特殊的和惟一的，与哲学家和一些个性化哲学思想“对话”的方向。

1．作为一种意义的“出现”的历史

让我们考察第一条路线：即孔德，黑格尔，布伦施维奇，晚年的胡塞尔，埃里克·韦尔（Eric Weil）的路线；尽管他们对理性的解释和对历史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别，但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有共同的信念：通过一种意识的历史自我认识。自我认识的“近”路和意识的历史的“远”路重合在一起。我需要历史，以便摆脱我个人的主观性并在我自己之中和在我自己之外体验人的存在（Menschsein）。在这方面，我最熟悉的胡塞尔的例子是值得注意的：这位十分主观的思想家在事件的要求下历史地进行解释：纳粹主义必然排斥苏格拉底的和先验的哲学，为了弗里堡的教授能背靠在反省哲学的伟大传统上，并从中认识到西方世界的意义。

这就是关键的词语：意义。我们试图通过历史来解释“一般”意识的历史的意义。

我们不会很快遇到这种要求面临的障碍。我们首先试图理解哲学从这种方法那里期待的东西，以及哲学为了采用这种方法而假设的东西。

哲学期待自我认识的“近”路和历史的“远”路的某种重合能解释这一点。哲学家之所以引用历史，是因为哲学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受到威胁，受到震动，甚至受到羞辱；因为哲学家怀疑自己，所以他想通过他自己的意识重新把握历史的意义，重新把握他自己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也写历史，研究历史，先验动机的历史，我思（Cogito）的历史。因此，哲学从这种意识的历史那里期待的是一种解释。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种预先假定的期待：这种期待预先假定我的意识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的重合是可能的；哲学家相信历史的某种目的论。换句话说，作为事件的流动的历史使人在这种流动过程中出现，人的出现是通过中介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种假设是双重的：有理性的方面和历史的方面；在理性方面，哲学家假设理性阐明了历史，因为理性属于要求、任务、义务、调节概念的范畴，因为一项任务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实现；在历史方面，哲学家假设历史通过某种价值的出现和提高获得了纯属人的资格，哲学家能再现价值和把价值理解为意识的发展。这就是哲学家的双重假设：这是哲学家对理性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意义的双重信任。在哲学家看来，哲学在古希腊和西方世界的产生和发展，是这种双重的信任并非是无用处的证明和保证。在哲学家看来，哲学史是理性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意义的缝合线。

这就是哲学家——至少是苏格拉底的、先验的、反省的哲学家——从历史那里期待的东西和哲学家在这种期待中假设的东西。我猜想职业历史学家非常怀疑地看待这种活动；历史学家的保留应该有助于我们衡量历史的哲学运用的范围和界限。

首先，职业历史学家会断然拒绝把历史与哲学史，更一般地说，与意识的历史和最终事件的出现等同起来。他也许会说，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的目的论完全不能被历史学家理解，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职业”的问题，任何一种意义的假定都不是为“历史的申辩”所必需的。他不是在一种理性意义方面，而是在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联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寻找他力图为历史取得的扩展和深化。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在其实际现实中的多样化超过人类在其权利方面的一体化。总之，历史学家怀疑哲学，尤其是怀疑历史哲学。他害怕历史哲学把历史粉碎在体系的思想之下，害怕历史哲学把历史当作（探索）加以扼杀。因此，他把他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获得的客观性，和哲学家想把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淹没在其中的哲学主观性对立起来。

历史学家的这些抵抗和拒绝完全是合理的，并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意识的历史的真正意义。哲学家不必向历史学家索取意识的历史；如果哲学家向历史学家索取意识的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理由拒绝他。因为意识的历史是一部哲学家、哲学历史学家的著作：但哲学史是哲学家的事业。

为什么？因为是哲学家通过一种二次活动，通过一种“再现”活动撰写了这部历史。哲学家向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提出了一类问题，在刚才我们谈论“历史学家的选择”的意义上，这类问题表明了“哲学家的选择”。这些问题涉及在人类社会的过程中知识、行动、生活和生存的价值的出现。在决定优先考虑这种解读后，哲学家仍然忠实于在其执行中的这个计划。由于哲学家也有一种有限的主观性，由于哲学家用一种对有待研究的东西的预想来研究这种历史的意义（但他不寻找任何东西，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所以哲学家在历史中重新发现了他预感到的意义。是否能说这是恶性循环呢？绝对不能，因为这种意义仍然在预感的范围内，只要历史没有呈现出它的中介作用，以便把这种意义的预感提高到一种真正的清晰理解。人们始终能批判各种不同的意识的历史——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布伦施维奇的《西方哲学中意识的进展》，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埃里克·韦尔的《哲学逻辑》：批判它们的惟一方式是撰写比它们更好的，也就是说，更广和更一致的另一部意识的历史，或是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就像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的事情。然而，一旦人们理解这种历史是一种二次构成，是一种哲学责任行为，而不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历史材料，更不是一种绝对的现实和一种自在的历史，人们就不知道职业历史学家能用什么东西来反对这种活动。如果使用埃里克·韦尔的语言，我可能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显示出人的“态度”；通过他自己特有的“再现”活动，哲学家把“态度”提高到“范畴”的层次，并在一种“一致的解释方式”中寻找范畴的一致性；但是，精神的这种历史已经是一种“哲学逻辑”，而不再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历史。

我以为，这个结论大大抑制了在历史学家看来哲学家把历史当作一种意义的出现的意图所代表的奇谈怪论。

既然这种意义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再现”活动显露出来的，区别就仍然在事件和出现之间。历史学家的历史不是被淹没在这种有意义的历史中。相反，历史学家的历史始终被预先假定为哲学家采取的态度的主要基础。此外，不满足于为哲学史提供养料的历史学家的历史是对这种活动风险的一种经常性警告：历史学家的历史使理性主义哲学家想起他摈弃的东西的价值，他按照其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的选择”拒绝对它进行主题化的东西的价值；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哲学家想起意义是从那一种无意义中提取出来的。不过，哲学家不会因为历史学家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错乱、挫折和贪婪的样子而动摇，因为哲学家知道历史学家的历史没有被发现，但通过理性的工作能被重新发现。

但是，应该走得更远：这种意识的历史不仅仅抛弃了无意义（至少，从哲学理性的观点看），而且也抛弃了个别的东西、非系统化的东西、特殊的东西。每一种哲学的不可比的特性，难道不是和整体运动的合理性一样重要的历史的一个方面吗？

2．作为主体间性领域的历史

我们由此回到历史的另一种哲学解读：历史哲学家不研究体系的范围，而研究内在性和特殊性；他转向特殊的哲学，并研究一个时代的所有问题，过去的所有影响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他不把这种哲学重新放回历史的运动中，而是把这种哲学的整个过去当作哲学具有的和包含的动机；总之，历史不是像一种运动那样自我发展，而是交织在人物和著作中；哲学家-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只有别的哲学家才能遇到和提出的问题，以及思想家与之同化的现实问题；一位作者或少数作者的长期经常接触能使一个人与他的朋友形成的紧密的和排他的关系。关系的深度排除了他向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思想家、所有的人透露这种交流的可能性。

在职业历史学家看来，研究历史的哲学方式并不比前一种方式更令人反感。思考其在人类的整个领域中的位置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他所研究的历史包含在诸意识的整体交流中；历史在这种主体间的整体中分割的领域，在方法论上只能由通过痕迹认识的条件和文献的最初作用来定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的重合不是一种对话，因为对话的首要条件是另一方作出回答：历史是没有相互性的交流领域。但是，在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历史是一种单方面的友情，就像得不到回报的爱。

伟大的哲学家的这种选择是使历史学家反感的利益的主题吗？然而，哲学历史学家并不断言历史在几个哲学天才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只是作出了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选择：为了特殊的存在者及其著作的选择，因为他们的著作是一种特殊的、不能归结为一般原则、也不能归结为可确定的类型（实在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等……）的著作；就这样的思想创造者和这样的特殊著作的出现而言，这种解读的选择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只能被当作影响、处境、促进来考虑。这样的创造者和这样的著作是重心，是汇合点，是受到的所有影响和施加的所有影响的惟一承载者。因此，历史被理解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出现，其中每一个出现都要求每次都是新的，每次都是忠实的重合。

 

我坚持同时进行哲学家对历史的两种解读。历史学家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它能够和应该被哲学家用这两种不同方式“再现”：第一种方式使历史的主观性显现为惟一的人类意识，其前进方向就像一系列连续的逻辑因素；第二种方式使之显现为多次的出现，各自都有自己方向的一系列不连续的出现。最有黑格尔哲学特征、最坚决地把历史解读为精神觉醒的哲学家，不能阻止像笛卡尔、休谟和康德那样的哲学家的出现，仍然是不能归结为理性的出现的事件，他们每个人在整体的解释方式中构成局部的解释方式。

哲学解读的这种双重可能性对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有教益的，因为它揭示了潜在于每一种历史中的悖论，尽管这个悖论只是通过一般的历史在意识或诸意识的历史中的再现被揭示的。这个潜在的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悖论；我们说：历史是单数的历史，因为我们期待一种人的意义能统一这种惟一的人类历史，并使之成为合理的历史；阐明撰写一部意识的历史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理由的任务，就是这种不言明的打赌；但是，我们也谈论人，复数的人，我们把历史界义为过去的人的科学，因为我们期待人作为人类的多个中心出现；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揭示的怀疑，在他们致力于的特殊著作中，宇宙是围绕着一个特殊的存在和思维中心重新组织起来的。

在我们其他人看来，历史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作为在进行中的惟一方向，历史是连续的，作为人的集合，历史是不连续的。因此，历史的可能合理性和可能历史性在历史的哲学意识中分解。人们能容易地证明，这种分解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时间表象——其结构在历史的哲学意识方面表现出二律背反，而且也影响我们的真理表象。因为历史时间的二律背反并不是意义和无意义的二律背反，好像意义只不过在一个方面是历史意义本身的二律背反。意义的概念不可能通过发展和连贯性的概念被彻底弄清；作为事件的历史纽结根本不是无理性的中心，而是组织的中心，因此，是意义的中心。和第一种解读相反，我们能同意泰弗纳兹（P.Thévenaz）的说法：“最现实的事件是最有可能强加于给作为历史变化的组织中心的事件。他的入侵力量就是它为我们安排历史，将其为我们的意义给予历史的光芒。事实上，是事件本身把历史变成现实，支撑历史的合理性，给予历史其意义。历史的意义不是在事件的外面，历史之所以有一种意义，是因为一个或多个中心事件（当然，始终紧密联系在历史性的意识中）给予历史一种意义，是因为事件一开始就是意义本身。”（《人和历史》，“事件和历史性”，第223—224页）因此，历史可能被解读为意义的延伸，被解读为意义从许多组织中心的扩展，除非在历史中没有一个人能安排这些扩展的意义的整个意义。一切“叙述”都具有意义的两个方面；作为构成的统一，它把赌注押在与事件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整体秩序上；作为戏剧化的叙述，它从纽结到纽结，从皱纹到皱纹。

最终说来，历史时间的这种二律背反是我们在人类自己的历史方面的两种基本“情绪”之间犹豫的秘密：当作为意识出现的历史的解读倾向于一种观念的乐观主义时，作为意识中心涌出的历史的解读导致对人的含糊性的悲观看法，因为人始终能重新开始，始终能背叛。

也许，一切历史的本质适合于这种双重的解读，适合于这种基本的犹豫，尽管只有作为主观性的哲学史的历史再现能使潜在的分离成熟和显现。至少，在反省历史的方面，这种分离追溯地阐明和说明了处在历史的事件方面和结构方面之间，处在过去的人物和缓慢发展的力量，以及地理环境的稳定形式之间的历史学家的困惑。历史学家应该从正面研究一切东西，因为他在两种主观性历史之间的区分的范围内工作。他决不会写一部主观性的历史，而是写一部人类的历史，包括人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哲学的划分是在哲学家的选择之后。但是，这些划分的必然性追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的方法论的困惑是有根据的，解释了历史学家尽管有顾虑，但仍应从正面研究事件的历史和结构的历史。

这不是历史学家能从其本身工作的哲学重建中获得的惟一好处；历史学家在事后不仅仅能弄清其活动固有的含糊性，而且也能弄清其基本的意向。事实上，哲学活动揭示了作为意识和作为主观性的人；这种活动对历史学家具有提醒的价值，有时也可能具有唤醒的价值。它提醒历史学家注意，他所要解释的是人，是他在人类文明中发现或界定的人和价值。当历史学家试图否认其基本的意向，试图屈从一种虚假的客观性——只有结构、力量和制度，而不再有人和人的价值的一种历史的客观性——的迷惑时，这种提醒有时像闹钟（唤醒）一样发出响声。因此，哲学活动最后显示出在一种真的客观性和一种假的客观性，也可以说，在客观性和忽略人的客观主义之间的区分。

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家的职业足以分辨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哲学反省的任务也许是分辨历史的好的客观性和坏的客观性；因为反省能不断地向我们保证，历史的客体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