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是秦朝设立的礼乐机构，汉初承袭之，隶属于少府，主要用于宫廷。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将祭祀天地的乐歌制作交由乐府，采诗夜诵，扩大了它的职能，也促成了新声俗乐在汉代的流行，汉哀帝有鉴于此，将乐府机构罢废。其存在时间，即便从秦代算起也不过二百年，从汉武帝扩充其职能后的存在时间不过百年。从此以后，乐府这一名称，在中国古代历朝的礼乐机构建制中再没有正式出现过，但是“乐府”这一名词却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从制度层面来看，后世的国家礼乐机关，虽然不再有与之完全相对应的机构，但是它却成为和它相近似的后世相关机构的代名称。从文艺学术层面来看则影响更大，它由最初的秦汉时代的礼乐机构名称扩而为指代由这一机构所采录与演唱的乐歌，再进而扩展为包括汉代以后相关国家礼乐机构所采录与演唱的诗歌，再进而扩展为包括与之相类的所有诗歌，甚至包括受其影响而创作的文人拟作等，都可以称之为“乐府”。
由此可见，当我们今天提起乐府这一名称的时候，早就超越了它的原初意义。特别是将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时候便显得更为复杂。它是以文学研究为主体，同时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艺术等相关知识融而为一的专门之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古代的“乐府”，留下来的最基本遗产就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后人研究与学习的主要对象。但是这些诗歌又有其特殊性，它的功能、性质、生成、表演乃至流传等都与文人案头的写作大不相同，在它们的背后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制度、文化、艺术信息，因而我们只有将这些相关的文化信息把握之后，才能对这些诗歌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乐府学”也可以称之为以文学为主的“交叉学科”。
中国古代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乐府学的著作，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历代乐制的历史记载以及相关的乐府活动记录，第二是有关乐府诗的辑录整理与注释；第三是相关的研究成果。近代以来，人们对于乐府学的研究更为重视，成果也较前代更多。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自汉唐以来丰富的乐府活动，人们对于乐府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最主要的是，虽然古代也有人用过“乐府学”这一名称，但是与今天我们将之定义为一种专门之学的“乐府学”并不相同，因而以往关于乐府学的研究也缺少系统性。在当代，相洲教授首次提出“乐府学”这一概念，功莫大焉。
我与相洲教授的合作始于1998年，那一年由我牵头申报了《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相洲教授承担了唐代歌诗研究这一部分。“歌诗”这一概念，我采自《汉书·艺文志》，是指可以演唱的诗歌，同时也包括入乐、入舞的诗，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对它进行专门研究，是因为在我看来，多年来我们虽然对于这些“歌诗”有过专门的研究，但是远远不够系统，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也有缺陷，往往把它们等同于文人案头写作的诗歌，缺少对这一类诗歌作品独特性质的把握。因而我要试图从研究理论到研究方法上找到对这一类诗歌研究的新的突破口。我把这一想法与相洲教授交流，得到了他的积极响应，可谓一拍即合。相洲教授不仅很快完成了他所承担的这一课题的唐代部分，又先后出版了《唐代歌诗与诗歌》《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三部著作。接下来，又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乐府诗集》研究。此后全力倾注于乐府学的研究当中，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带领他的团队先后完成了《乐府诗分类研究》（9种）、《乐府诗要素研究》（4种）、《乐府诗断代研究》（5种）三套丛书，主编《乐府学》刊物，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乐府学”这一概念，对“乐府学”的基本范畴作了初步的界定，并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乐府学会”，在当代“乐府学”的建设与组织上，实有首倡之功。
相洲教授的这部《乐府学概论》，是其多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书中系统阐释了乐府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描述了乐府学发展的历史，介绍了历代乐府学的基本典籍。相洲教授将乐府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文献、音乐、文学三个层面；就具体作品而言，要从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五个要素进行把握。相洲教授认为，这“三个层面”、“五个要素”既是乐府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研究乐府学的基本方法。近十几年，相洲教授在指导他的团队从事乐府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书还详细阐述了乐府学的历史，同时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乐府学研究的基本典籍。理论的建构与历史的描述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容丰富，要言不烦，实为当代“乐府学”的奠基之作。
在我看来，乐府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难度极大的学问。所谓古老，是有关乐府的废立，早在西汉后期就开始争论。由于历史的久远与时代的浩劫而致使文献残缺，六朝时学人对于汉代的乐府制度及乐府歌诗的传承流变已经不太清楚，但也已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所谓难度极大，是因为乐府学所要涉及的历史文化内容太多。仅从相洲教授所说的乐府学研究的三个层面而言，就有诸多难度，其中难度最大的当属音乐层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原因，古代的乐府音乐没有留下任何有声资料，甚至连唐以前的曲谱也没有留下来，敦煌发现的极其珍贵的唐代几首曲谱，如何破译和复原也是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乐府学的音乐研究，不过是有关的音乐文献的整理分析，尚未达到对音乐形态本身的研究，而当下从事古代文学的学者们又往往不懂音乐。音乐问题不明，那么有关乐府诗的曲调、体式、风格等要素的研究，也仅限于文学与语言的分析层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乐府诗从本质上是诉诸歌唱或者表演的艺术，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的创作、表演、流传往往是多种艺术门类、多个艺术家共同合作的结果，而这些乐府诗在当时之所以被创作、表演，又因为它在当时有着特殊的功用，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对它的解读也需要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因素。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当今看一台歌舞表演，本是一种立体的艺术审美活动；现在不让你去现场，只在屋里看歌词，然后让你对这场歌舞表演做出评价，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困难。这就如同研究乐府，不仅没有现场感，连相关的背景材料我们也所知甚少，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少量的历史图片和实物材料。所以我将乐府学定义为“以文学研究为主体，同时将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艺术等相关知识融而为一的专门之学。”要把这门学问做好，实在是对我们当代人的一种挑战。当然，也正因为存在着挑战，所以才能有巨大的诱惑力，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资料，去探寻或重构未知的古代乐府活动情景，当代学人们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领域，让人着迷。从这一角度来讲，乐府学又是一门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学问。
相洲教授年富力强，有清晰的理论头脑，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开拓学术新领域的精神。他的《乐府学概论》写成之后嘱我做序。作为他的同事与学术上的合作者，我自然非常高兴，但同时又有力不从心之叹。故谨书上言以承命，并祝相洲教授在乐府学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乐府学科兴旺发达！
赵敏俐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