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周中前期祭祀先王所用其他乐歌

《周颂》中还保存了一些周公、成王、康王乃至更晚时期祭祀周代先王的仪式乐歌。如：

周颂·清庙之什·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阳部）子孙保之。（无韵）

周颂·清庙之什·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之部）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阳部）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无韵）

周颂·臣工之什·雝

有来雝雝，（与“公”协）至止肃肃。相维辟公，（东部）天子穆穆。（觉部）

于荐广牡，（与“考”协）相予肆祀。假哉皇考，（幽部）绥予孝子。（之部）

宣哲维人，（与“天”协）文武维后。燕及皇天，（真部）克昌厥后。（侯部）

绥我眉寿，（与下“考”协）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幽部）亦右文母。（之部）

周颂·臣工之什·载见

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率见昭考，（与“寿”、“保”协）以孝以享。（阳部）

以介眉寿，永言保之，（幽部）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绥以多福，俾缉熙于纯嘏。（鱼部）

周颂·清庙之什·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无韵）

周颂·清庙之什·执竞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阳部）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元部）

《天作》，《诗序》云“祀先王先公也”，朱熹《诗集传》谓“祭太王之诗”，贾海生则进一步认为是洛邑告成，周公郊祀时以先王配享所歌之曲^[1]。《我将》，《诗序》说“祀文王于明堂也”，陈奂《诗毛氏传疏》曰“此宗祀文王配天之乐歌也”^[2]。阮元将《我将》与《清庙》相提并论，谓二诗均为周公摄政五年，制度大备，于洛邑明堂祀文王事所歌，唯《清庙》乃率诸侯助祭，礼较《我将》更盛。^[3]贾海生则谓《我将》亦为周公摄政七年洛邑告成，于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所奏之乐歌。^[4]《雝》篇，毛诗《小序》谓：“禘大祖也”，鲁诗说同。郑玄笺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大祖，谓文王。”孔颖达《正义》云：“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禘祭大祖之庙。诗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为此歌焉。”^[5]贾海生根据1948年出土的保卣铭文所载史实，认为《雝》乃成王亲政后元年二月十七日文王庙祭祀文王时所奏乐歌。^[6]《载见》篇，毛诗《小序》云：“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孔颖达《正义》云：“谓周公居摄七年，而归政成王。成王即政，诸侯来朝，于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庙。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7]后之学者多无异辞。贾海生认为《载见》当亦为成王亲政后率诸侯在武王庙祭祀武王所奏乐歌^[8]。《昊天有成命》，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康王以后祭祀成王之诗^[9]，李山考证出是康王即位之初于宗庙献祭成王乐歌^[10]，马银琴则认为是康王郊祀天地时以成王配祭时所歌^[11]。《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执竞》篇，朱熹《诗集传》认为是昭王以后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12]，陈子展、李山也都倾向认为是昭王于太庙举行合祭大礼时所用乐歌^[13]。

前文曾经指出，西周初年周公所制《大武》《三象》都有相当浓重的武舞的性质，是以歌颂武王、文王武功为主的史诗性乐舞，颇具舞剧色彩，叙事性强，因而歌辞句式长短不一，多不用韵，节奏性和韵律感都不明显。而这六首诗虽然也与祭祀先王的仪式有关，甚至有些也是周公所作，但是并不像《大武》《三象》那样是以表现文王、武王的文治武功为主，而是多为祭祀仪式之描述或祝祷之语，因此辞句韵律形态也与《大武》《三象》舞辞有异。

《天作》前六句是对周太王、文王功德赞颂之辞，较重押韵和节奏；末句“子孙保之”系祭者周公自戒之辞，似为周代祭祀先王仪式中套语，非但此处无韵，《烈文》中此语亦未用韵。

《我将》按照诗意和韵式，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为祭祀仪式过程之铺叙，亦有一定的韵律感；后三句则为周公祝祷之辞，虽全为四言，然亦未用韵。

《雝》是诸诗中韵律感最强的一篇。姚际恒就曾指出：“此诗每句有韵，甚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韵；而二、四两章，皆先‘有’韵，后‘纸’韵。前后相关，音调缠绵缭绕，尤为奇变。”^[14]王显也谓《雝》诗全篇可“分成四个意段，每段都是ABAB的韵式，这么整齐划一，不但在《周颂》里是绝无仅有，即在《风》里也是少见的。”^[15]那么，《雝》诗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音韵节奏呢？我认为，这应该与其表演场合和表现功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雝》诗不仅是成王时诸侯助祭所歌，而且是在仪式将要结束撤祭时所歌。朱熹《诗集传》即云：“此盖彻祭所歌，而亦名为彻也。”^[16]既然此诗是祭祀仪式快结束，撤除祭品时所歌，歌辞内容也是对整个仪式过程之回顾，诗中赞美宾主祭祀之虔诚肃穆，歌颂文王庇佑后人之德，都是为了烘托隆重、喜庆气氛，将祭祀活动推向高潮，那么乐曲的旋律也应该是喜庆欢快的，歌辞的节奏感当然就不会像《大武》《三象》舞辞那样缓慢而凌乱。此诗四个意段，每段都交叉用韵，可能与其演唱方式有关。我猜测这篇歌辞应该是两人或两组歌者的对唱^[17]，一唱一和，整章形成ABAB四段曲式，而每段内部恰好也是ABAB交叉韵式，更增加了章句之韵律感。

《载见》诗意和韵式与《我将》类似，也可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当是歌者对诸侯助祭过程之描述，先渲染诸侯来朝之隆重场面，夸饰车服之盛，次言成王率诸侯以祭武王之状，每句押韵，一韵到底，次序井然，音韵铿锵。后六句则为主祭者成王之祝辞，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三句一小段，前段虽句句用韵，然韵部不一；后三句中有两句未用韵，最后一句既非四言句，为纯散体口语，又远隔两句与前段末句相协，韵律感大受影响^[18]。

《执竞》和《昊天有成命》两诗之表现内容迥然有异，一为先王功德之赞美及祭祀过程之描述，一纯为祝祷之辞，韵律形态当然也相差甚远。《执竞》前七句虽赞颂了先王功德，然系武王、成王、康王诸王合祭，并不像《大武》或《三象》舞辞那样凸显某王之功德，更无对先王事迹之历史再现与情节模拟，故而较有节奏和韵律；后七句又如《我将》《载见》两诗之前部，描述和赞美了整个祭祀过程，备陈各种乐器，连用迭字表现谐畅之乐音和雍容之仪态，烘托仪式隆重而喜庆的气氛，音韵更为铿锵。《执竞》整首诗用韵颇具规则，前八句用阳部韵，后六句用元部韵，节奏明快，韵律感强。《昊天有成命》则类似于《我将》《载见》之后半部分，全诗均为康王祭祀成王时之祝辞，然口语色彩更为明显，整篇散体行之，不仅句式随意，三四五六言混杂，且皆未用韵，毫无韵律感可言。

总之，此六首诗中祝祷之辞的韵律均较弱，除《昊天有成命》篇纯为祝祷之辞未用韵，《天作》《我将》《载见》中的祝辞亦多不入韵，四诗共17句祝辞中就有13句未用韵，占76.47％；其中非四言句有6句，占35.29％。而其中铺叙祭祀过程或赞颂先王功德之辞的韵律感则相当明显，不用说《雝》诗句句入韵，《执竞》韵脚分明，就是《天作》《我将》《载见》中相近内容的辞句，也多用韵，句式整齐。五诗共51句铺叙祭祀过程或赞颂先王功德之辞中，入韵者多达43句，占84.31％；四言46句，占90.20％。即便《天作》中“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这四句，虽是三、四、五言杂用，然不仅“康”、“行”协韵，两个三言句也很严整对仗^[19]。

[1] 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第168页。

[2] 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六，第14页，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据淑芳斋1851年版影印。

[3] 阮元，《明堂论·周明堂》，《揅经室集》一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9页。

[4] 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第173页。

[5]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清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95页。

[6] 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第202页。

[7]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第596页。

[8] 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第206页。

[9] 朱熹，《诗集传》卷十九，第225页。

[10]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第162-163页。

[11] 马银琴，《两周诗史》，第140页。

[12] 朱熹，《诗集传》卷十九，第227页。

[13] 参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卷二十六，第1138页；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第165页。

[14] 参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七论《雝》诗语。其所标韵部与近人王力、王显均异。

[15] 王显，《诗经韵谱》第305页，注1。

[16] 朱熹，《诗集传》卷十九，第230页。

[17] 马银琴也认为，此诗是主祭者周王与其他人分角色完成的对唱，四组歌辞分属其他歌者与主祭者周王。参其《两周诗史》，第164页。

[18] 王国维在《说〈周颂〉》中就认为：“韵之娱耳，其相去不能越十言或十五言。若越十五言以上，则有韵与无韵同。即令二韵相距在十言以内，若以歌二十言之时歌此十言，则有韵亦与无韵同。”（《观堂集林》第一册卷二，第112页。）《载见》诗后半部分“祜”、“嘏”虽同押鱼部韵，然相隔十三字，且不在同一意段，故而韵律性大受影响。

[19] （宋）黄震《黄氏日钞》、（清）马瑞辰《毛诗传疏通释》也认为这两句相对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