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形成^[1]

柯马丁（Martin Kern）

一、诗集生成

《诗经》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源头。此书各个部分可能形成于不同时期，涵盖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八百年间。据司马迁《史记》，《诗》由孔子在公元前五世纪初编定而成。诗歌本身的作者不为人知。它们古称“诗三百”，后世则以《毛诗》的形式流传，后者是汉代“太学”中被经典化和讲授的四家释诗传统之一。《毛诗》分为四个部分，即一百六十首《国风》、七十四首《小雅》、三十一首《大雅》、四十首《颂》。近年来的出土文献表明，公元前四世纪已有了这一分法。《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

《史记》称《诗》是孔子所编的一个统一的、普遍共享的文本，没有谈到后来的传播和阐释谱系。班固在公元一世纪末完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论的《诗》学史则一直延续到汉初：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3]

上面这两条材料，是最早的关于《诗》的系统论述。它们都出现在帝国初期，也就是说，距离孔子的时代（以及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已有两三个世纪之久。两者的重点都在于强调孔子不是诗集的作者而是编者，至于这些诗歌最初如何形成，以及它们的作者是谁，两者都未涉及。

这幅画面，与前帝国时期和早期帝国时期文献——包括近年来出土的公元前300年—前165年间的竹帛文献^[4]——称引《诗》的情况相一致。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没有其他哪种古代文献像《诗》这样被广泛引用，也没有其他哪种文献与孔子的关系像《诗》这样紧密（早期中国文本提到孔子的次数，也大大多于其他先秦诸子）。《诗》是早期中国文本传统和文化想象的核心。《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为政》2/2）；“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17/9）；不学诗，“无以言”（《季氏》16/13），“其犹正墙面而立也”（《阳货》17/10）；熟读《诗》三百篇，如果不能用于政务和外交辞令，“虽多亦奚以为”（《子路》13/5）。郭店出土的两份竹简文本还将《诗》列为古典课程“六艺”（司马迁也提到这一点）之一，与《书》《礼》《乐》《易》《春秋》并置。^[5]我们甚至还在《墨子》中听到了早期（公元前四世纪？）嘲笑孔门经师将《诗》三百用于歌舞、披之管弦的声音。^[6]

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可能还有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体，而是“六艺”这一通行于中国文化领域的更大的道德、教学、礼仪、社会—政治的原则和实践的一部分。《诗》与周朝北方腹地有关，《国风》分属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从今山东到陕西的黄河东西走廊，但引《诗》的出土古文献全都来自中南地区。这些出土文献引《诗》的情况表明，虽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些诗歌的用字写法仍未标准化；但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诗》的内容，可能还有它的具体辞句，已经大体稳定下来。^[7]尽管早期中国广大宜居地区（oikouménē）方言差异较大，从音韵学（phonology）上看（如果尚不能确认是在语音学[phonetics]意义上），出土文献引《诗》还是与今本《诗经》保持了一致，说明这些诗歌保存了口头的精英共同语（élite koiné），而精英共同语同样也体现并长存于经典诗句中。《论语》称孔子曾用“雅言”来诵读《诗》《书》和“执礼”（《述而》7/18），也证明了这类用语（idiom）的存在。

在汉代学者看来，《诗》是从统一帝国的视角书写的，其终极听众乃周王本人：鉴于诗歌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准宇宙论的事件，必然表达的是言说者对个体经验的情感反应，所以诗歌被视为当时道德、政治秩序的反映。诗歌还代表了大众的声音——未受操纵的真实声音，王室官员收集并上呈给君王，以提醒他的职责和错误。秦汉帝国时期认为诗歌是社会—政治的征兆，这一看法催生了一种明确面向历史的阐释传统，它满足了道德、政治目的论的需要，为混乱的过去，最终也是为帝国本身的兴起提供了秩序和解释。领会一首诗的意义将会形成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解，诗歌也就转变为“以韵文讲述的历史”。^[8]

不过，另一方面，这一阐释传统也承认诗歌不是以直接的、字面的方式言说，不能只看其表面意义。它对于相互排斥的读法也相当包容，故而出现了相互抗衡的阐释派别。在早期帝国，《诗》的这些教学和阐释派别对于某首诗的理解往往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尽管如此，它们全都同意诗歌的首要功能是作为历史知识和道德教化的源泉，它们还都不关心作者、诗歌之美、语言差异以及诗歌在政治精英之外的传播情况。

《诗》是一部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诗作（大概成于不同时期）的多样化选集，这一性质说明它是一个取自更大素材库的选本——不管其真正的或想象的篇数，不管辑录者和编者的身份。战国和早期帝国时期，总是与《诗》联系在一起、对文本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的人，非孔子莫属。理想文本和理想圣人结合在一起，《诗》就升为一本智慧之书，它既讲述历史，也讲述人类状况，言说君王的抱负、农民和士兵的痛苦、情人的焦虑；借用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话来说，它是“人类心灵的经典”^[9]，所以被系于典范圣人的名下。就早期传统而言，只有在孔子独特的洞察力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完美的镜照下，《诗》才是完全可见的。而且，只有凭借其理想化的编者，《诗》作为一个文本整体才能存在：不是作为孔子的话语或孔子那个时代的话语，而是作为一个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表达库”。孔子以后，尤其是在汉帝国学者手里，《诗》是“被记住的过去”（the past remembered）的创造——是同时珍藏了诗歌、诗歌所记录和揭示的历史过程、睿智的编者和传播者的经典课程。

不过，加在《诗》上面的文化、历史意义重负，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一般认为《诗》包含了早期的和后来的文本层面，其最早的作品大概成于公元前十一、前十世纪，但汉以前的文本记录相当零碎。《毛诗》中篇幅最长的作品是《毖宫》（毛，300），共492字，还有其他几首诗篇幅大致相同。但其他早期文献最长的引《诗》只引用了48字，即《左传》引用《皇矣》（毛，241）八章中的一章。《左传》是前帝国时期的历史大著，大概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10]唯一一次引用全诗的，是约略与《左传》同时的另一部早期史著《国语》，它引用了《昊天有成命》（毛，271），全诗只有30字。^[11]除此之外，引《诗》的标准格式是引一行、一联或四行。虽然早期文献引《诗》次数数以百计，但我们无法据以重建更长的篇章；这些引《诗》例子通常只能说明某些诗句倍受青睐，以至于各种文献不惮反复征引，而别的诗行和诗章却从未被引用过。总的说来，在早期文献的所有文本记录中，各首诗的存在极不均衡——这一令人不安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解释汉代注家的紧迫感，他们觉得有必要为《诗》中的每首诗都提供历史语境：不是像“诗言志”所说的那样从诗中“提取”历史语境，而是把历史语境“注入”诗中。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诗的原貌：它们的章数同于我们所见的汉代版本吗？那些篇幅最长的诗作是否混合了出自其他文献的文本？就形式特征而言，它们几乎都是如此整饬的吗？在编纂成集之前，那些篇幅极短的诗作是否曾经独立存在过？诗行、诗章的内部顺序是稳定的吗？这些诗歌在最终定型于经典诗集的框架内之前，很可能经过了回顾性编辑——以古体重写，形式标准化，对异质的文本材料作创造性的编纂，对文本进行分、合、选择——意识到这些，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判定《诗经》中哪些部分在先、哪些部分在后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任何一首看似“早期”的诗作，同样也有可能是后世缅怀和想象的产物；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些“早期”诗作是由不同类型和不同时间层的文本组成的合成品（composite artifacts）。^[12]

[1] 本文观点，在我正在撰写的新著《古代中国的文本、作者和表演：文学传统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exts, Authors, and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中有更充分的论述。

[2]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卷四十七，第1936-1937页。

[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三十，第1708页。鲁、齐、韩“三家诗”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在太学中传授，《毛诗》在幼帝汉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期才获得这一地位。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毛诗》迅速独领风骚，“三家诗”开始衰落，不再是古典学问的经典，虽然从后世文学传统的征引中仍可见“三家诗”的某些重要读法。见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田中和夫，《毛诗正义研究》，东京：白帝社，2003年；柯马丁，《〈毛诗〉以外：中古初期〈诗经〉的接受》（Beyond the Mao Odes: Shijing Recep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27（2007），第131-142页。

[4] 这些出土文献，主要是郭店一号墓（湖北荆门，约公元前300年）出土的《五行》《缁衣》简，马王堆三号墓（湖南长沙，公元前168年以前）出土的帛书《五行》，双古堆一号墓（安徽阜阳，公元前165年以前）出土的《诗经》残简，还有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文物市场的《缁衣》、《孔子诗论》简。见柯马丁，《出土文献中的〈诗〉》（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收入柯马丁主编，《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第149-193页。

[5]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性自命出》）、第188页（《六德》）、第194-195页（《语丛》）。

[6]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公孟》第四十八，第456页。

[7] 柯马丁，《从新出土文献看早期中国诗学》（Early Chinese Poetics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nuscripts），收入罗然（Olga Lomová）主编，《再雕龙：理解中国诗学》（Recarving the Drag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The Karolinum Press，2003，第27-72页），第33-37页；柯马丁，《出土文献中的〈诗〉》。

[8] 王安国（Jeffrey K．Riegel），《情欲、内省和〈诗经〉笺注的兴起》（Eros, Introvers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Shijing Commentary），《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7（1997，第143-177页），第171页。

[9] 宇文所安，《前言》（Foreword），收入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约瑟夫·艾伦（Joseph R．Allen）主编，《〈诗经〉：中国古代诗歌经典》（The Book of Songs: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 of Poetry，New York: Grove Press，1996），xv。

[10] 昭公二十八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5页；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Vol．V，《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1985），第727页。

[11] 《国语·周语下》。见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3页。

[12] 关于周代诗乐的起源问题，陈致，《从仪式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Sankt Augustin: Steyler Verlag，2007），其研究方法明显更为乐观，但推测成分较多，我本人不敢采用这种研究方法。马银琴的《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对前帝国时期《诗经》的详尽研究令人钦佩，虽说其整体的实证主义倾向仍然十分传统。较早从仪式角度解释《诗经》起源的其他研究，如见陈世骧，《〈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诗学上的文体意义》（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收入白之（Cyril Birch）主编，《中国各体文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第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