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宪宗对西川和浙西两大危机的妥善处理是其政治权威得以确立的基础。宪宗所成就的并不仅仅是以军事等方式来压制藩镇，而且也改变了安史之乱之后，特别是德宗以来的政治游戏规则，并迫使藩镇接受其新规则。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评判一个藩镇效忠朝廷与否的标准不再像贞元期间那样模糊，不再是以在节度使权力交接之时，地方上自己产生的继承人是否曾有功于朝廷，或是否表面恭顺，或是否会有利于地方局势之稳定等等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能无条件地接受朝廷所直接指定的人选为标准。忠诚与否端赖其接受皇命的程度而定，这种对政治意识的根本性扭转必须在贞元的背景下观察才更具有意义，而这层心理因素对日后的政治发展有深远之影响。这一标准从此几乎成为唐廷和藩镇关系的基本前提，而且基本维持到唐末黄巢之乱前为止，这才是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而在宪宗当政之初，其政策变化之迅速，可以说是大大出乎许多藩镇的预料的。刘辟和李锜就在这一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成了“牺牲品”，刘辟和李锜因为心中都只有一个既有的模式，希冀能按原有的规则来达到目的，结果反而陷于被动。他们的最终运命是悲惨的，相较于宗室成员李锜，刘辟的下场尤其不堪。韩愈在其讴歌元和新政的千余言的《元和圣德诗》里，用露骨、冷酷且充满细节的语句描写了朝廷如何将刘辟的行刑过程作为威慑天下的政治宣传来进行：
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130]
这一段落算得上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暴力描写，而这种描写又出自倡导儒家理念的国子博士韩愈笔下，可见当时某些士大夫的亢奋情绪，也透露了唐宪宗新皇权政治强势的一面。然而尽管现在遗留的历史材料大多已完全把刘、李当作叛逆来对待，这种转变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还是显得突兀，而当时的舆论和后来不尽一致也有蛛丝马迹可循。李肇《国史补》有一段李锜在被擒之后的记载：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131]
李肇是李锜同时期的人，而且长期在中央担任要职。《国史补》的记载往往很有价值，但这则记事是否真实无从证明。[132]不过它让我们窥测到了当时对此事的一些看法：即使像李锜那样公认的悍臣，也不无值得同情之处。另一方面，这则故事中透露出来的李锜的心态也很有意思，在成为阶下囚之后，李居然还认为他凭治盐铁之功，应有资格为宰相或扬、益节度。这和上引史料中刘辟成为阶下囚之后饮食自若以为罪不当死的记载有惊人的类似，也一样不可思议。但这正说明无论是刘辟还是李锜，都对突如其来的政治规则的变化无法完全了解和接受。而由对李表示同情的舆论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价值和判断的模糊性似乎在当时并不孤立。我们还可以引符载的例子。在西蜀的幕僚中，符载是在刘辟事件中卷入很深的一位文士，上文所引的诸多符载在西川所写的文字便是证据。很多西川文职幕僚的仕途在刘辟失败之后都有好的机缘，唯独符不得高就。有意思的是当元和五年荆南节度使赵宗儒辟符载为幕僚时，柳宗元特意写信向赵宗儒道贺。信中说：
伏闻以武都符载为记室，天下立志之士，杂然相顾，继以叹息，知为善者得其归向，流言者有所间执。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堂堂焉实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艺术志气，为时闻人，才位未会，盘桓固久。中间因缘，陷在危邦，与时偃仰，不废其道，而为见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给事以高节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议自任，辩之于外。然犹小人浮议，困在交戟。凡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联让接。而惑于腾沸，环视相让，莫敢先举。及受署之日，则开口垂臂，怅望悼悔。譬之求珠于海，而径寸先得。则众皆怏然罢去，知奇宝之有所归也。[133]
在这篇文字中，柳对符大加褒扬，非但不认为符载有任何过错，而且还认为他是谗言下的不幸者，那些批评符的人才是小人。符和刘辟的密切关系被柳宗元以“中间因缘”等数语带过。柳不仅称赞符载，他同时表彰当时已担任给事中的房式和王吏部，称房是“高节特立”。王吏部不知所指何人，但从上下文来看，恐怕也是原来西川幕府中人。符是出色的文人，也是柳宗元岳丈杨凭早期的好友，但柳对符毫无保留的赞扬应不只是因为他对符才能的欣赏或对赵宗儒的恭维，而多少表明当时西川事件的性质并不单纯。同时如果比照韦乾度对房式的批评和史料上房式将刘辟比作刘备，而为同僚所不齿的记载，柳宗元对房式的评价真成了惊人之语。连反驳韦乾度的批评而为房式辩护的太常博士李虞仲都承认房式在西蜀之所为“故非爱之者所能粉饰”[134]。这种种不同的议论表明即便在士大夫中间，对“忠”这一概念的尺度也并非全然一致，这也是中晚唐价值观紊乱的征兆，连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柳宗元都如此，更遑论他人。
宪宗在剑南和浙西的成功对所有藩镇的领导阶层在心理上都造成了重大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行为会产生的后果。所以元和二年之后，强藩的节帅像山南东道的于頔，荆南的裴均，纷纷入朝，诸多藩镇也不得不接受朝廷指定的节帅人选。至元和四年，宪宗对江淮、剑南和长江中游的重要区域如山南东道和荆南的控制进一步得到稳固。这一发展最终影响到了河北藩镇。以往对宪宗平藩的研究过分强调其“战”的胜利，而忽视了宪宗通过政治舆论而造成的“势”的作用。这使得宪宗对包括河北在内的地方的要求成为理所当然。其次，通过这两次事件的处理，元和时代新的中枢成员也得以产生。在此期间涌现出来的最主要的人物无疑是李吉甫，在讨蜀期间担任翰林承旨的李吉甫是帮助宪宗策划的中心人物，实际的作用恐怕远过宰相杜黄裳，其贡献在当时是得到公认的，而且尤其让宪宗铭感在心。[135]所以讨蜀胜利后不久杜黄裳便被调任河中，中央大局由李吉甫主持，从此李与宪宗互为依傍，直至元和九年李病死为止。这种君臣合作极为难得，实际上比后来裴度和宪宗之间远为顺畅。所以元和既是宪宗的时代，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吉甫的时代。第二个重要政治人物则是武元衡。武和李同时被任命为相，讨平李锜便是在两人执政期间的成就。武元衡在对李锜问题上的强硬主张和后来治蜀的成就使他成为除李之外最受宪宗信赖的大臣。对于宪宗本人而言，虽说他在中晚唐历史上的大名是靠着平定淮西和淄青而确立的，但如果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韩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诗》，就会发现韩愈当时已做出“太平之期，适当今日”的欢呼，[136]所以不用等到平定淮西和淄青，宪宗作为了不起的中兴之主的名声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1] 《南部新书》壬部所载李石的言论，中华书局，1958年，105页。
[2] 《新唐书》卷一四，中华书局，1975年，411页；《通鉴》卷二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 7620页。
[3] 《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745页。
[4] 《权载之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72页b。
[5] 符载文见《全唐文》卷六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139页下。
[6] 《唐国史补》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38页；《唐语林》卷六（见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548页）。
[7] 《旧唐书》卷一四〇《刘辟传》，中华书局，1975年，3827页。
[8] 《旧唐书》卷一四〇《刘辟传》,3828页。
[9] 崔佐时为刘所杀。郝同美率部归朝，其家属为刘所屠。此二事均见《册府元龟》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94年，1690页上、1691页下。另外还有邛州刺史崔从也反对刘辟发兵东川，事见《新唐书》卷一一四，4196—4197页；《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
[10] 《通鉴》卷二三七，7626页。
[11] 据徐松《登科记考》，刘辟及第是在贞元二年。中宏词科的年代失载，但应在贞元四年符载在西川遇刘辟之前。参见《登科记考》卷一二，中华书局，1984年，441页。《剑桥中国史》隋唐卷第九章的作者用“部将”（subordinate general）来指称刘辟，殊为不当（见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part 1, p.6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2] 作文的时间根据符赞的序文，《全唐文》卷六九〇,3137页a。
[13] 见符载《为刘中丞祭王员外文》, 《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下。在符载的另一篇文字《五福楼记》中也有“薨落之际，以柄授手”之语，见《文苑英华》卷八一〇，中华书局，1966年，4280页；《全唐文》卷六八九，3127页下。
[14] 符载之邈真赞中提到刘辟为西川幕府的仓曹参军。该文作于贞元四年（788），所以刘辟在此之前就已在西川。
[15] 《唐国史补》中，32页。
[16] 《新唐书》卷一五八，4936页。
[17] 《元稹集》卷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405页。
[18] 《元稹集》卷二四，332页。白居易也有《蛮子朝》，但对韦皋的批评要比元稹隐晦很多。
[19] 见李德裕《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载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75页。
[20] 符载《九日陪刘中丞贾常侍宴合江亭序》, 《全唐文》卷六九〇,3131页中至下。关于合江亭，请参见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215页。
[21] 《新唐书》卷一六二，5001页。
[22] 这一点与当时的情形和日后这些幕僚自己的声称看来是有出入的。比如林恩《补国史》明明说刘辟对段文昌“礼同上介”（见《通鉴》卷二三七《考异》及《唐语林》引文），而段文昌之子段成式声称他父亲在韦皋晚年为刘所谗构。后甚至因被怀疑和入蜀的袁滋谋通而几乎被害，幸靠念《金刚经》得免。事见《酉阳杂俎》续集卷七，又《太平广记》卷一〇六引。
[23] 符载《为刘尚书祭王员外文》, 《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中至下。王员外名不详。该文所作时间亦不详。但从称刘辟为尚书来看，当是在刘正式收到朝廷任命之后。
[24] 《旧唐书》卷一四〇,3826页；《新唐书》卷一五八，4936页。
[25] 《南部新书》壬部，104页；又《新唐书》卷一三一《李石传》中李石对文宗之语（4515页）。关于“贞元中仕进道塞”现象，陈文龙从德宗时期行政制度以及元和新政与这一说法出现的关系，都做了细腻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见陈文龙《释“贞元中仕进道塞”》,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209—230页。不过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还可以从唐德宗朝中期以后朝廷统治理念和策略的全面调整有关。除了本文之外，笔者在本书关于9世纪宦官领袖的篇章中也有涉及。笔者已另撰文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
[26] 符载《谢李巽常侍书》, 《全唐文》卷六八八。
[27] 笔者曾相信罗联添《论唐人上书与行卷》（载氏著《唐代文学论集》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53—55页）的意见，认为符载没有接受李巽的招辟，这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一看法的纠正，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217页注2。有关符载的经历，可参看潘吕棋昌《符载事迹考述》, 《空大人文学报》第2期（1993）,93—119页。又Kwok-Yiu Wong, “‘Hide-and-Seek'—On the Reclus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of the Mid-Tang Yinshi（‘Hermit'）Fu Zai, ”Oriens Extremus,46（2007）, pp.147-183。
[28] 符载《上西川韦令公书》, 《全唐文》卷六八八。
[29] 《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1744页。
[30] 《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下。
[31] 该文标题称刘辟为刘中丞。这显然是刘辟在被任命为节度使之前所带的检校官衔。
[32] 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招谕讨刘辟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622页。
[33]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414页。
[34] 《通鉴》卷二三七，7628页。
[35] 《通鉴》卷二三七《考异》,7628—7629页。朝廷正式对李康的惩罚是将其贬为雷州司马。
[36] 《通鉴》卷二三七《考异》所引《金华子杂编》《补国史》等文字。
[37] 白居易《论太原事状》，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8]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622页。
[39] 《旧唐书》卷一五〇,4053页；《新唐书》卷一七〇,5162页。
[40]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上。
[41] 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 《全唐文》卷六九〇,3131页上至中。
[42] 《文苑英华》卷八一〇,4280页；《全唐文》卷六八九，7058—7059页。
[43] 关于刘辟祭祀五福太一的用意，参看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13页。吴著认为刘辟祭祀五福太一的时间当在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朝廷下诏伐蜀之前，又吴著认为刘辟此举旨在凝聚当地人心，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而对朝廷权威有蔑视和挑衅。而本文的分析则可将此活动日期推迟至元和元年三月中朝廷公开宣布刘辟为悖逆之前，而此举和符载其他同时期文字表露的情绪类似，更像是通过强调朝廷对自己的支持来安抚和凝聚本地人心。
[44] 袁滋是贞元十年完成出使南诏的重大使命的官员。在此项使命中，袁和韦皋曾密切合作，比如韦的幕僚判官崔佐时即随袁滋扺达南诏。出使过程见樊绰《蛮志》卷四。袁本人也著有《云南记》。参见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和战》，载《方国瑜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60—674页；又氏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151—160页。
[45] 《旧唐书》和《通鉴》上只提及袁滋因刘辟阻兵而畏惧不前，但《新唐书》中提到刘辟拘押了袁的兄长袁峰（《新唐书》卷一五一，4824页）。
[46] 《通鉴》卷二三七，7626页。
[47]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414页。
[48] 《唐语林》卷一，63—65页。
[49] 《新唐书》卷七《宪宗纪》,208页。
[50] 《新唐书》卷一〇八，4091页。此处的史料同时提到当时的荆南节度裴均派军三千击刘辟部队。这当然是可信的，因为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中就有“荆并洎梁，在国门户，出师三千，各选尔丑”之语。裴还因此被加检校吏部尚书。但这应是小规模的冲突。
[51] 《旧唐书》卷一四，415页；《通鉴》卷二三七，7627页。不同史料中所提供的克服剑州的时间不同。《旧唐书》和《通鉴》都记作元和二年二月一日。但杨於陵所上之《贺收剑州表》中所提供的日期是一月二十二日（《全唐文》卷五二二，2351页上）。由此文可知杨所依据的是由严砺直接送来的快讯，应更精确。这一日期上的出入关系颇大。因为这表明宪宗正式下诏派神策入川是在剑州克服之后而非如《旧唐书》所记的之前。同时据此文及权德舆所作严砺墓志，文德昭（杨表作武德昭）不仅是刘之部将，且已被刘命为剑州刺史。
[52] 关于神策行营的屯驻军镇，请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收于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3—141页。
[53] 《通鉴》卷二三七，7627页。《通鉴》只提及“高崇文军至兴元”，未说是否李部亦已抵达。《旧唐书》的记载似乎表示两军在一月的最后一日在梓潼会合（《旧唐书》卷一四， 415页）。但在短短几天之内，神策军不可能如此深入。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两军应先已在斜谷与骆谷两路的主要交会点兴元聚合，由于严砺是对刘辟作战最力的节度使，在其使府首先聚合于情于理应无问题（见《图考》第1册，地图8；第4册， 864—845页，地图1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
[54] 《唐代交通图考》第4册，1166—1167页。
[55] 韩愈《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75页。又杜牧《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 《樊川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12页。
[56] 《招谕剑南诸州诏》,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622页。
[57] 史料未明言刘辟向朝廷退还李康及李康被斩的时间。但《旧唐书·宪宗纪》载朝廷于元和元年五月壬申下诏贬李康为雷州司马（《旧唐书》卷一四，417页）。估计退还李康应在此前不久。
[58] 《旧唐书》卷一五一，4052页。又《册府元龟》卷三五九，4262页上。
[59] 这一数字是依据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其文提到仇良辅在鹿头关附近率四万之众降于高崇文（《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下）。《册府元龟》则称仇之降众为两万，但又提及李文悦以绵江栅三千人投降（《册府元龟》卷三五九，4262页上）。
[60] 有关万胜堆之战的过程，详见《册府元龟》卷三六九，4388页上；郑宗经《德阳龟胜山道场记》（《全唐文》卷七一六，3262页中至下）。
[61] 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下；又《旧唐书》卷一四八，3993页；《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
[62] 韩愈《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襄阳郡王路公神道碑铭》,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3页。
[63] 吕温《代李侍郎论兵表》, 《吕衡州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35—36页。
[64] 《通鉴》卷一三七，7634页。
[65] 《旧唐书》称高在六月间已收复汉州。但《通鉴》则只说其击败刘辟人马。汉州离成都甚近。看来《通鉴》的记述更符合事实。若此时已得汉州，则成都可指日而下。
[66] 元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赠太保郑国公食邑三千户严公行状》, 《元稹集》卷五五，中华书局，1982年，592—593页。
[67] 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下。
[68] 各处史料对占领成都时间的记载不一致。此处笔者依照吕温为李巽所作之《代李侍郎贺收成都表》, 《全唐文》卷六二五，2796页。《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及《旧唐书》卷一四（418页）、《新唐书》卷七（209页）皆作九月二十七日。看来九月二十七日的说法来自实录，当是高崇文有关占领成都的报道到达长安的日期。
[69] Charles Peterson认为前后才四个月，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见氏著 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收入Arthur F. Wright和Denis Twitchett所编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p.159。
[70]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上。
[71] 吕温《代李侍郎贺收成都表》中有“赐将士悉出内府”之语，《全唐文》卷六二五，2796页下。
[72] 《通鉴》卷二三七引杜黄裳“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之语，7626页。但《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则曰“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委高崇文为使”,3974页，看来杜原来的意思可能是指不以中官为神策行营的统帅。这和不立监军是大有区别的。
[73] 《全唐文》卷七一六，3262页下。
[74] 仇良辅是李愬部将，在袭蔡州一役中担任守文城的任务，见段文昌《平淮西碑》, 《全唐文》卷六一八，2763页上；李文悦则是裴度节度行营的幕僚，见《华岳题名》，载《韩昌黎文集校注》,734页。
[75] 《旧唐书》卷一五一，4052页。
[76] 《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
[77] 《平刘辟诏》,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665页。其中简、资二州在元和四年又因武元衡之请而归回西川（《新唐书》卷六七，1879页）。
[78] 同上书，7637页。《唐语林》在给其所载的《补国史》的一段文字作的附注中称符载也被除秘书郎，这一说法无法得到印证。见《唐语林》卷一，65页。
[79] 柳宗元《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柳河东集》卷三五，中华书局，1958年，559页。
[80] 有关此过程的研究见Charles Peterson, “Corruption unmasked:Yüan Chen's Investigation in Szechwan”, Asia Major 18（1972）:34—78；又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110—113页。
[81] 《旧唐书》卷一五〇,4053页；《新唐书》卷一七〇,5162页。高崇文对西川财富的掠夺恐怕不只是他个人的欲望，史料记载，他在担任邠宁节度时曾送杜黄裳钱四万五千缗（《旧唐书》卷一四七，3974—3975页；《新唐书》卷一六九，5147页），这显然是为了报答杜黄裳的推举之恩。
[82] 《武元衡平章事制》, 《唐大诏令集》卷四六，231页。
[83] 《旧唐书》卷一五八，4160页；《册府元龟》卷六七七，8094页上；卷六八〇,8126页上。
[84] 武元衡《元和癸巳余领蜀之七年奉诏征还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经百牢关因题石门洞》, 《全唐诗》卷三一六，中华书局，2000年，3551页。
[85] 李德裕《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第二状，见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二，208页。玩味李氏文意，也并未完全指责武氏，而是认为韦皋为向南诏示好而故意亭障不修，以致此后不便改变此策，以免南诏生疑。
[8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3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888、1950、1980页。
[87] 李被除为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时间为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见《旧唐书》卷一三，388页。
[88] 有关于頔的研究，见Denis Twitchett,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Yü Ti and His Family”, Asia Major, vol. 1, part 2（1991）, pp.29-63。
[89] 《旧唐书》卷一三五，3730页；《新唐书》卷一六七，5111页。
[90]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1886、1887页；《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2119页。
[91]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50—375页。
[92] 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 《李文公集》卷一二；《通鉴》卷二三六，7597页。
[93] 《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页；《通鉴》,7596—7597页。
[94]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有“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之语，见《元稹集》卷五二，中华书局，2000年，566—570页。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特别提到有关韩练“子弟军”之事（元本，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57年，2667页反面）。但正如方积六所指出的，这些“子弟军”在韩之后就不再被提及（见氏著《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载《文史》第25辑，103页），当然未被提及不等于不存在。而且根据团结兵的性质，很可能是在各州刺史的控制之下。笔者怀疑此后湖、常等州能和李镇兵对抗，很可能就是得益于这些乡兵。
[95]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 《元稹集》卷五二，567页。据元稹的文字，张子良所率之投向浙西的兵力有两万之众。而《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将帅部·忠五》却说：“张奉国，本名子良，贞元末为徐州兵马使。张愔之难，子良以其众千余奔于浙西，团练使王纬表加兼御史中丞，仍厚抚其军士。”（4449页）两者差别极大，李碧妍认为这千余士卒才是真正的兵士，两万之说，大概是包括了家属，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388—389页。
[96] 《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页；又《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
[97] 吴丽娱在其《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一文中认为顺宗朝的这一变化为宪宗朝所延续，成为唐代中后期财政改革之重要环境，此说甚有见地（该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又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 1990年，72—73页。
[98] 韩愈《顺宗实录》卷一，《韩昌黎文集校注》,702—703页；《通鉴》卷二三六正文并《考异》,7612页。
[99] 《通鉴》卷二三六，7621页。
[100] 命潘巡视江淮的诏书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609页。
[101] 《旧唐书》卷一一二，4239页；《新唐书》卷一六〇,4972页。
[102] 引文见韩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0—391页。
[103] 见柳宗元《杜兼对》中对杜的评价（《柳河东集》卷一四，226—227页；又《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
[104] 韩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载《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0—391页。《通鉴》卷二三六，7624页。
[105] 对此事的议论见元稹的上奏《论追制表》，见《元稹集》卷三三，376—377页。元稹此表作于元和元年，见卞孝萱《元稹年谱》,98页。
[106] 引文见《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韩于建中年间以镇海军节度使领盐铁。而李也在顺宗时期被升为镇海军节度使，所以他显然想循此旧例。
[107] 《旧唐书》卷一四，417页；《通鉴》卷二三七，7630页；《唐会要》卷八七《转运使》,1897页。
[108]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序》,1887页；《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2119页。史料没有明说李巽的这些行动是否在李锜尚为浙西节度时就已开始，但对堰的控制是盐铁使工作成与否的关键之一。以李巽作风的雷厉风行和整顿盐务的工效之迅速，很难想象他会等到李锜下台后才开始这项工作。
[109] 现存史料没有明言李锜最早在何时上书表示要入觐。但《新唐书》《旧唐书》和《通鉴》都提到因藩镇倔强者在讨平刘辟后多求入朝，李不自安，故也请入朝。查核史料，元和元年十一月武宁军节度使张愔入朝。李的请求或在此后不久。
[110] 《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
[111] 据《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提到元和二年十月己酉以李锜为左仆射，并以李元素为浙西节度（422页），而《通鉴》则作十月己未（卷二三七，7640页）。平冈武夫《唐代の历》，元和二年十月只有己未而无己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235页）。据此则《通鉴》似乎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元和二年九月有己酉，为该月二十五日。从时间上说九月己酉和十月己未都有可能。据《通鉴》上下文顺序，朝廷的此项任命似乎发生在李杀王澹、胁中使之后。这在情理上很难说得通。《旧唐书·李锜传》中则较为明确地说是朝廷“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卷一一二，3341页）。又《讨李锜诏》中有“乃降诏书，俾修觐礼，示以后命，委其深心”之语，而诏书下文又提到李杀王澹、胁使臣之事（《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示以后命”之语当就是指李入朝后的新职而言。根据此上下文，则任命当在兵变之前，而且发生在接受李锜入觐请求的同时，这之后才不断催促李锜守诺。这不仅与《旧唐书·李锜传》相合，也合乎情理。所以应是宪宗先让中使传旨意给李锜，而正式下诏任命则是在九月己酉或十月己未。因为一旦正式下诏，则朝廷威命所寄，不能收回。李碧妍则认为，九月己酉是朝廷下诏之日，而十月己未则是诏书到达润州的时间，因此兵变在次日发生，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此说似更合理些，不过尚存的疑问是《通鉴》在此类事件的记述上通常依据重要的官方记载，若十月己未如李碧妍分析的那样，那《通鉴》究竟从何种记载获得这一讯息呢？
[112] 有关尚书仆射在唐中期以后地位的变化参见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和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437—441页。
[113] 《讨李诏》有“累降中人，令遵前旨”之语（《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
[114] 《通鉴》卷二三七，7640页。
[115] 《旧唐书》卷一五八，4160页。
[116] 《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6383页。又《通鉴》卷二三七，7640—7641页；《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
[117] 《通鉴》卷二三七，7640—7641页。
[118] 《全唐文》卷七二一，7422页。
[119] 沈亚之《李绅传》，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卷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71页。
[120] 《为同州颜中丞谢上表》, 《全唐文》卷七二一，7422页。
[121] 《旧唐书》卷一五七，4150—4151页。类似文字也见于《册府元龟》卷六九四，8283页上。
[122] 《新唐书》卷一三八，4624页。
[123]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有“扬帅锷以叛告”之语，《元稹集》,568页。
[124] 《讨李锜诏》,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下诏日期《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作“壬戌”,422页。而《新唐书》卷七《宪宗纪》（209页）和《通鉴》卷二三七均作“乙丑”。据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李锜命下之时子良等已知朝廷讨伐诏令。同时元文说朝廷下诏讨伐后“不浃日”，便收到子良等生擒李锜的露布（568页）。《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通鉴》均载朝廷于十月收到浙西军的上奏。以此则似乎乙丑更为贴切。笔者以为上述两个日期都对，区别在于壬戌为诏下之日，乙酉则为有关讨伐军组成的具体命令的发布。但此时朝廷应该早已通知浙西的诸邻镇采取行动。
[125] 倒戈过程见《通鉴》卷二三七，7642页。《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通鉴》将之记之于癸酉日，其实那是浙西露布到达长安的时间。实际发生时间应据元稹的文字。
[126] 在笔者此文初刊之后，李碧妍对这一点有更详细的分析，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386—393页。
[127] 《通鉴》卷二三七，7643页。
[128] 虽然浙西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但其邻近的藩镇，诸如宣武、武宁、淮南等军力均强过浙西。《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称吉甫建议调用武宁和宣武军，就可以使浙西军心瓦解（4740页）。值得注意的是领头倒戈的张子良和他的部属恰恰就是原来的武宁旧部。
[129] 《平李锜德音》,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665页。
[130]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27页。
[131] 这一记载首见于《唐国史补》中，40页。又载入《南部新书》戊部，《唐语林》卷六及《通鉴》卷二三七《考异》（7643页）。所谓的奏对大概就是他和宪宗的那段对话。
[132] 《通鉴考异》引《实录》:“诛锜后数日，上遣中使赍黄衣二袭，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礼葬焉。”（7643页）又见于《新唐书》卷二二四，6384页。
[133] 柳宗元《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柳河东集》卷三五，559页。
[134] 李虞仲的议论见《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1744—1745页。
[135] 《李吉甫平章事制》, 《唐大诏令集》卷四六，229页；武元衡《祭李吉甫文》有“南定句吴，西歼邛僰”等语，《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
[13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