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个战争过程实际前后共九个月。[69]与元和期间其他几次大的平藩战役相比，朝廷投入这次战争的军力相对较少，虽然以中晚唐的标准来看也相当可观，但战役上的花费毕竟较少。据高崇文墓志的记载，朝廷原先估计战事要花费一百四十万贯，实际据说只用了大约一半。[70]但赏赐将士的钱很多出自内库，未必包括在内。[71]整个战役能顺利按计划进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策军在整个战事中据于主导地位，高崇文的统帅地位也得到尊重。虽然元和期间以神策作为平藩主力的策略实际在稍后的对成德王承宗的战事失败之后就基本被放弃，但这一胜利中皇帝直接控制的军队的重新崛起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应不容忽视。
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来常把唐代中后期朝廷军事行动的失败归咎于宦官监军的制度，所以宪宗时期在军事上的成就便常被认为是朝廷能暂时废除这一“陋规”所致，平定刘辟也因此被作为例证之一。比如史书上就特别指出杜黄裳在敦促宪宗对蜀用兵的同时也提醒宪宗不立监军。[72]杜有此议论当然完全可能，但这一番议论是否就成为实际的方针则是另一码事。实际上认为此次用兵的成功和不立监军有关是错误的。前人就已指出俱文珍不仅是征讨刘辟之都监，而且在平蜀之后，也和高崇文一起被委以善后的重任。而另一则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材料则更能说明问题。郑宗经在其《德阳龟胜山道场记》中，就明确提到在关键的万胜堆一役之后，“〔崇文〕与都监使刘公、监军使徐公观变御敌，分营守要。自是凶徒居则魄悸魂落，出则舆尸折首。面缚倒戈，请命辕门”[73]。刘公应即是后来改名刘贞亮的俱文珍。徐公的名字不见史载，但既然称其监军使，则不是具体监督高崇文所属神策行营的监军，就是东川的监军。可见在战事最激烈的阶段，主要的监军都在现场参与指挥。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剑南一役中，没有出现监军横加干预的迹象。高崇文对战事的主导地位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而监军与主帅之间的合作看来亦相当成功。这成为宪宗一朝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特点。讨蜀的成功也使一批朝廷将领由此露出头角，在以后元和期间的战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将领包括高霞寓、阿跌光颜（即后来的李光颜）、郦定进。甚至连降将仇良辅、李文悦都是后来平定淮西蔡州一役的重要参加者。[74]
刘辟事件得到解决之后，朝廷对东西川的策略基本是以安抚为主。这一点在平定西川之后种种小心的举措中即可看出。高崇文的部队据说在入成都时“军令整肃”[75]，而且“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76]。朝廷除了决定将西川辖下的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划归东川之外，对西川并无其他惩罚性措施。相反还宣布量减东西川和山南西道的租税。[77]上文已经提到，刘在西川得到诸多文人幕僚的支持，唐廷对于这一情况及其背景非常清楚，所以对绝大部分在幕府的“衣冠”人士非但网开一面，而且都报请朝廷优先擢用，所以“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78]。这些人包括房式、韦乾度、独孤密、郗士美等。这一措施并不只是一种一般的宽大表示，而是特别针对这些士人对朝廷的失望和因朝廷藩镇的种种变故而感到的不安而来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中间有些甚至是和刘辟关系密切的人也仕途顺利。例外是少数，比如因为和刘的关系太过密切，符载的仕途就大受影响，直到元和五年才受到赵宗儒的招辟，[79]但朝廷毕竟没有再加罪于他。
平定西川后严砺由山南西道调任为东川节度使，而高崇文则被授予西川节度。在两人任内，朝廷对剑南地区的安抚政策并没有都得到贯彻。严砺及其属下对东川的掠夺在元和四年巡察东川的元稹的奏章中有详尽的报道，以往学者也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80]而高崇文因无行政的能力，在任西川节度一年之后，要求调往京西北藩镇。虽然他在入成都时能做到“军令整肃”，临行前终于忍不住而将成都府库洗劫一空。[81]好在严砺和高崇文都只是过渡性的人物。武元衡接替高崇文成为西川节度，才使元和期间朝廷对剑南地区危机的处理过程真正告一段落。史称武元衡在蜀期间的行政目的是尽量避免扰民，以使大乱之后的蜀中能得到休养生息。所以元和八年宪宗在召其回京为相的制书中称他在蜀期间能使“县道辑宁，疲黎安息”，结果是“理有异等”。[82]其他史料也称他“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83]。这些都应该说是离事实不远的。同时他的幕府更是人才济济。治蜀的这一劳绩与数年后被重新召回长安主持大局有直接的关系。看来他自己对长达六年的治蜀过程也感到满意，在元和八年由西川返长安执政途中，武元衡所赋的诗中将自己比作平定西域的班超。[84]
自武元衡开始，唐廷对西南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西川依然是唐疆域内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而且自元和四年严砺之死起，剑南东西川长期由中央高级文官出掌，其文治的结构完全确立。但其军事力量则相应薄弱。原本韦皋为对抗吐蕃和南诏而建立起来的防御力量也因刘辟的被讨平而遭到削弱。这一局面使多年后在杜元颖任西川节度期间，南诏可以轻易地兵临成都城下。虽然该次事变，杜元颖本人的失职要负责任。但正如李德裕在为杜辩护的奏章中提到，西川自武元衡时代起防务逐渐松懈。[85]而这也正是当年以平定内乱为要务的宪宗朝野所未能充分估计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