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目标、方案及其进展

第一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

一、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

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货币制度安排，其首要目标便是维护和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现行的“美元体制”是战后确立的世界经济格局的集中反映，主要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利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便是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见图2-1和表2-1）。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走出危机的泥潭做出了重要贡献。[1]为此，推动全球经济尤其是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平稳增长，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卫·休谟（David Hume）很早就提出了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与平衡机制——“物价-现金”流动机制（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在黄金本位制下，黄金这一唯一的国际储备计价货币的自由跨国流通使得一国难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逆差，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起到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美元体制”下，美元这一核心货币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失去对美国贸易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节能力，进而导致美国对其自身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有恃无恐（见图2-2）。虽然我们无法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与国际贸易失衡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明确判断，但毋庸置疑的是，现行“美元体制”与全球贸易失衡有相当的关联（见图2-3）。在国际贸易失衡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一方面，结算货币的汇率风险加大，由出口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保值风险增加，各国纷纷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放弃本国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逆差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频频动用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身的狭隘利益，进而极大地阻碍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2]因此，破除贸易保护主义的藩篱，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能够切实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与愿景。

二、有助于全球资本有序、稳定循环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由于《牙买加协议》对各货币的汇率、储备货币等问题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该体系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或“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在此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给国际资本市场的稳定带来极大风险。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目的便是降低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造成的风险，增强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配置效率。

首先，改革现行的以单一主权国家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计价货币的制度，探索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储备资产管理体制。出口需求是拉动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贸易国家”在出口创汇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管理本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凭借其流通范围最广、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这一国际货币特性，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计价货币这一角色。然而，事实上，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出口导向型国家积累的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外汇资产的使用效率却很低，主要被用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而并非回流到实体经济中重新运转。“金砖四国”和日本持有的大量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见表2-2）在实体经济层面得不到有效利用，自然形成了流动性的漏损（见图2-4）。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亟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而发达的“金融国家”美国虽然账面亏空，实则流动性充裕。这种畸形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是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美国作为“金融国家”与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贸易国家”（即“美元体制”下的中心-外围）之间商品-资本“双循环”模式的突出代表。[3]

其次，加强资本流动与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督和协调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国际游资投机导致的金融动荡。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有效规制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当前国际上的金融资源主要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在以金融自由化为准则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仅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还可以通过资本渗透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红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巨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具体来看，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恶化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使得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经济基本面较好的新兴经济体，进而推高了后者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并严重加剧了其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4]然而，随着美、欧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缓慢复苏，尤其是2013年6月美联储表示可能退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资本流动的预期发生反转，此前大规模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纷纷大规模回流发达国家，此举再次对后者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5]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应当是增强对国际资本的监督力度，并制定相应规则约束国际资本的肆意流动，减少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威胁，即有效解决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对外围国家经济的冲击问题。此外，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构建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也应当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事实证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跨国混业经营，是诱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而各国监管体制与监管标准的差异性催生了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动机，进而极大地弱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如上所述，在现行“美元体制”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是零散而孱弱的。在混业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不断开发金融创新工具的大背景下，现行的以《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为核心的国际银行业监管框架愈发难以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6]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强化监管合作，应当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目标。

最后，拓展国际货币体系的包容性。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主要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由图2-5可以看出，1980—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FDI流量一直低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FDI流入、流出量之比均小于1。直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才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出量则一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10年以前，前者始终不足后者的20%）。由此不难推断，三十多年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大量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涌入。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弊端：当前国际资本流向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因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之一，乃应打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资本流动的通道，实现国际资本的双向有序流动。这一方面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而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分享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转型，提高技术水平，积累管理经验，进而全面提升内涵式发展。换言之，一个包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容许和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是发达国家跨国资本转移的被动接受方。

三、有助于应对偶发冲击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现行“美元体制”下区域性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频发，并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见表2-3），而该体系在应对危机时多显得无能为力。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 IMF的行动就曾饱受质疑。当前，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鉴于全球经济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应全面、彻底地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现象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可以持续的，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降低该体系偶发性的金融风险，并应以此为目标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我们认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渐进的调整与改革是比较务实的选择。

许多学者以全球经济失衡为由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批判，认为正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并加大了全球经济失衡。如图2-6所示，与以往的金本位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较，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冲击调整和控制货币发行方面对成员国，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国家并无严格的约束力，从而存在道德风险，而这一道德风险的确会扩大国际经济失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之初也是以全球性经济失衡为基础的，或者可以说它产生于全球经济失衡（李晓，2009）[7]。“美元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分工格局。鉴于现阶段这种基本的国际分工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或彻底的改革便不存在基础性的条件（李晓和王倩，2011）[8]。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更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经落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53年加入IMF，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济迅速崛起。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相当迅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中。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提升到2012年的约50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更是在2010年取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地位则有所下降。1960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为35%,2012年则下降为23%左右。美国经济地位的大幅下降正是世界经济格局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真实写照。从IMF的制度设计来看，IMF投票权目前仍主要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的意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契约规则无力对体系内国家构成真正的约束，当主要国家之间在诸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比关系发生大的变化，或者，当某一主要国家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经济决策或战略取向上做出大的调整时，体系运行的特征和机制就有可能随之而改变。”[9]在此背景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偶发性冲击的反应机制缺乏灵活性，并且在救助区域性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对等。换言之，当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发生危机时（如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IMF的反应往往相当迟缓，救助亦相当乏力。而如果是核心国家或者主要发达经济体发生危机，IMF的反应和救援则充分得多（如2010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种欠缺灵活和非对称的危机救助机制不仅有悖于公平原则，更不利于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安排的层面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以IMF为核心的危机救助与应对机制进行改革，使其更具灵活性。

[1] 大量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全球平衡器、需求支撑者、汇率压舱石以及资本新源头。IMF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08年至2012年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3%。五年间，中国经济净增量占全球经济净增量的29.8%；其中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8%, GDP净增量占当年全球净增量的60.9%。与此同时，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10.2%大幅降至2012年的2.3%。WTO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中国的进口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在2008年至2012年这一期间由6.9%升至9.5%。在金融危机肆虐的三年间（2008年至2010年），全球进口总体萎缩8.4%，而中国则逆势增长23.3%。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整体跃升和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模式的普及，中国可能将成为“世界市场”，扮演起全球产品购买者和世界需求支撑者的角色。此外，2005年中国启动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约3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约34%，人民币中间汇率波动区间不断扩大，形成机制逐渐明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从2002年的不足0.5%升至2011年的4.4%，中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比例则从2000年的8.6%升至2011年的31.2%。中国在世界投资舞台的角色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数据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05/c_117242532.htm）。

[2] 现行的“美元体制”无法从货币金融制度这一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且严重缺乏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由于各国无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就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展开有效磋商和协调，因此，各种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危机首当其冲的美、欧发达经济体纷纷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并直指中国这一“世界工厂”。详见王达、白大范：《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第65—71页。

[3] 李晓、丁一兵：《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26页。

[4] 中国2010年面临的严重的通胀压力，项卫星、王达：《论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第10—16页。

[5] 2013年6月美国释放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后，“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进而导致其本币大幅贬值。同时受国内投资乏力及出口下滑影响，巴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第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第三，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状况进一步恶化；第四，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严重；第五，金融杠杆不断放大；第六，外债规模迅速膨胀。详情参见高蓓：《巴西近期经济形势分析及前景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Policy Brief No. 201341。

[6] 王达：《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演进、缺陷与重构》, 《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10期，第33—44页。

[7] 李晓：《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5期，第3—25页。

[8] 李晓、王倩：《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杂志》,2011年第12期。

[9] 张兰：《国际货币体系的属性——基于国际货币契约的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第2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