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中国革命从1840年起，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胜利完成而结束了。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哲学意义上理解的革命，即在一定程度上以新质取代旧质的变迁都可称为革命。但这里的革命与狭义的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本质不同的制度有很大差别。狭义的“中国革命”到1956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后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

“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主题，自然是史家的“兴趣”所在，但这种“兴趣”要成为完整的历史解释体系显然需要经过一个思想过程，而历史解释体系占据主流地位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观在抗战时期形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在1948年形成近代史解释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革命史观解释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规模研究，显然符合认识发展的实际。

但是，1956年以后，历史的实际运行毕竟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会引起史家新的“兴趣”。因此，当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蓬勃发展之际，新的“兴趣”已开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萌芽。1958年，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已在革命史观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些新因素。该书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写成，其《前言》说，“本书写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半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应该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中心，同时还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其《前言》显示，该书仍主要是革命史，但明确提出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并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题名，而不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题名，表明该书已不是纯革命史，同时兼顾了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发展状况，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更全面的近代社会发展史。这对当时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应属一种折光式反映。历史的实际进程已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建设”逐步成为史家的“兴趣”，把“经济文化”等建设历史逐步纳入历史解释体系无疑顺理成章。

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建设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了出来，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后，自然会给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带来新的导向。1992年，陈旭麓影响巨大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出版，该书是陈旭麓1978年以后一直酝酿而成的一部力作。冯契为其所作的《序》指出，该书“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过独到的分析，对中国近代史“迂回曲折地新陈代谢”的进程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解释，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业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成上的变化等”。陈旭麓本人在论及新文化运动时，概括了国人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演进过程，指出：“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与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序》和陈旭麓的总结论述，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即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就是其后学界广泛讨论的现代化历程。陈旭麓尽管未使用“现代化”概念，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是用现代化史观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范本。

在陈旭麓酝酿“新陈代谢”说解释中国近代史之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明确用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讨论中国近史的各种问题（甚至早在1938年蒋廷黻就已用近代化史观写成《中国近代史》一书）。这当中，成就和影响最大者应属罗荣渠。1986年，罗的现代化研究获得“七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92年出版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该书第一篇题为《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明确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现代化史观”。罗在书中首先讨论了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系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并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为标准代替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由此，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释”。

罗荣渠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史观具有广泛的解释意义。他主张“在把握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之后，再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巨变的认识都是以革命史上反对‘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分析框架”，而他的史观则“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从众多的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提出了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在衰败中半边缘化的初期，也是以‘自强运动’的名义进行局部防卫性现代化的开始。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半边缘化深化，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民族主义革命高涨，是现代化经济出现依附性增长的时期，后半个世纪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前半个世纪”。

上述讨论指明现代化史观的提出是“突破”了“两个过程”的革命史观，而不是取代和否定革命史观，持论十分准确。“突破”只是因时代提出了新要求而不再完全按革命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事实上，“革命史观”的解释是一个时代的客观历史解释，否定不了。提出“现代化史观”并不妨碍革命史观的运用，更不妨碍继续用革命史观解释的历史对国人进行传统教育。

罗荣渠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具体方法如“四大趋势”说属于他自己的创意，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他把整个中国近代史——无论经济发展、革命运动还是民族战争都用现代化史观加以解释的观点的确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解释体系。罗荣渠1988年主编出版《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他在《代序》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反映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从这个“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

罗荣渠把百年近代历史视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提出了完整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这是当时改革开放正激荡中华大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也正改变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激动着人民大众的情绪这一现实在史学家认识上的直接反映。

在现实社会发展全面震动人们的心灵世界之际，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现代化史观”也极其广泛地冲击着史学家的历史认知世界。这导致以“现代化”为评判尺度解释中国近代史迅速成为史学界的时尚。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的无数史事都被史家进行“现代化”解释，产生的成果迅速涌现，有如雨后春笋。其间对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解释方面产生了《百年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视野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五四与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新探：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中国现代化史》等著作；人物研究方面涌现了《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林则徐：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魏源与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展》《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严复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等著作。类似的论文亦铺天盖地，加上讨论现代化动因的文化史研究，成果更蔚为大观。

以上提及的成果不一定都是重要著述，且只是当时按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阐论中国近代史成果的冰山一角。但仅就这些题名已可见出史家按现代化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业经覆盖中国近代史的所有主要领域。历史发展随时代前行呈加速之势，历史解释的转变也必将随之加速前行。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百年之后，革命史观方形成中国近代史中心解释体系，产生一代史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形成超阶段的高速发展。与之相应，现代化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亦呈高速发展之势，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运用的解释体系，产生了足以构成近代史学一个明显发展阶段的成就（当然不影响其他史学流派的发展）。近年来，尽管仍然有学者继续用现代化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但显然已不是近代史学的中心结构。这并不表示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已经过时，而是表明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所建构的史学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写入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