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雏型算起已经有百年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的统率下行进的。尽人皆知，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唯物史观如何转化和转化为怎样的中国近代史学解释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但是，此问题似乎至今尚未有从总体上加以梳理和阐释的著述面世，这确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缺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今天，对此问题给予回答已是不能不为之举。

学界大致认为，历史解释学是来自西方历史哲学的史学理论之一。这应是有道理的论断，但必须加以一定限定，即只能说狭义的历史解释学源自西方，若论广义的历史解释思想，则中国思想界亦大体在同一时期就提出了相应的见解。西方历史解释学名家名著颇众，本书主旨非讨论此节，仅略提及以为引子，为后文之铺垫。1997年译介到国内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成书于1940年，书中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读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要实现此目标，“唯一的办法要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但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别人心灵的魅力，它是一种积极的、因而也是批判思维的工作”，“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柯氏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就是研究自然事件，历史则因事件背后存在历史创造者的动机（即思想），因而强调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叙清事实，更要揭示事实背后的思想。而“揭示”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之内“重演”历史思想，这种有为的“重演”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思想进行批判和做出价值评判，亦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历史思想加以积极的解释。由于事件及背后的思想已永远地过去了，它不可能重现于今人，今人只能根据能见到的史料“重演”，因而历史研究只能是解释。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对历史学的解释做了进一步的阐论，他于1916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指出，一切历史都“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当代史自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只有现在的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更明确说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以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把历史纳入研究之中并按所处的“当代”价值观对历史做出解释。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脱离它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都必然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每一时代一定有其“当代”特征的历史解释。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尽管已不算新理论，但他们所谓历史解释必然与现实问题、现实兴趣打成一片，或者说史家的历史认识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历史知识必然是史家按所处“当代”的价值观形成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的结果且并不过时。

中国的思想家在同一时期也提出了历史解释的见解。李大钊在1924年指出，历史的科学态度最要之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皆以二者为“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李大钊虽不是刻意论历史解释，但他的阐论蕴含了明显的历史解释之意。“怀疑”“批评”即是解释的具体方式，“选择”则显然是按照史家价值观解释历史做出的判断，而“找他的确实的证据”则是依史家价值观判定的结果，“确实”不等于绝对实在，而是按史家价值观认定可以“置信”的“确实”。

梁启超在1922—1927年间集中研究史学理论时，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把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做了明确区别。他认定“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史学的对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首先，这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重复进行，历史的事实则只能出现一次，不可重演。其次，“自然科学的事项”是普遍的，历史事项则“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目标指向普遍性，史学目标指向个别性。再次，“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无论何时何地，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史学的对象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相同的事件发生于异时异地意义绝不相同。此点与第一点意义类似，亦是说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重复，史学的解释不会重演，每次解释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普遍性，而是按史家的解释体系揭示意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在尚承认历史存在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就指出同样的史料对不同史家有不同意义，“各人观察点不同，虽有极佳良现存之史料，苟求之不以其道”，完全可能“熟视无睹”。也就是说，史料意义随解释体系而呈现，若史料不在史家解释体系之内，对该史家而言，史料就不存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进而指出，“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借鉴”。此处，梁启超不仅呈明予历史以新意义及新价值即是对历史解释的结果，而且道出历史解释是按当代人的“兴趣”以及当代人的需要之所为。

在20世纪初西方历史解释学肇兴时期，中国思想界把历史解释讲得更直白者是顾颉刚。众所周知，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道出了尽人皆知的三层内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传说”是人类早期记忆历史的方式。每一时代的古人记述历史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解释历史，每一时代的古人都按其“当代”的“兴趣”解释历史。人类早期是史诗创生的时期，史诗都以颂扬祖先的英雄业迹为职志。由于塑造祖先的英雄事迹是早期人类的共同“兴趣”，因此，每一代人都在这一“兴趣”支配下把祖先塑造得愈加伟大、愈有历史。层累地造成古史，即是一代代人按塑造英雄祖先的价值观解释历史留下的历史记忆。

记下的历史都是人类解释历史产生的知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和兴趣，因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解释体系，这决定了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