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寒的天顶：余光中的文学地位与现实处境

陈义芝

余光中先生辞世，我除觉哀伤，还有深沉的感慨。这一学期，在台师大研究所的课堂，我多次讲到余先生的成就与影响，希望有学生写他的研究论文，不论是现代散文或现代诗。图书馆明年规划“跟着诗人游历世界”的系列演讲，馆员问我人选，我推荐了余光中及洛夫、杨牧等人。诗人遽然逝世，最让我落空的是，不久前我应蔡振念教授邀请去中山大学，还与郑慧如聊到她的博士指导教授，稍后陈育虹在电话里谈起她要去高雄文藻大学演讲，我们相约翻过年一道去探望余先生。然而，终于嫌晚而无法兑现了。

我曾说过“余光中是中文世界最受瞩目的宗师型诗人”。华文世界赞扬他的、诋毁他的，加总起来，绝对当得起那一个“最”字。赞扬的人，肯定余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诗论战的功劳，60年代迄今他引领或修编台湾现代散文、现代诗的发展，《左手的缪斯》《掌上雨》有多篇掷地有声的论文；1968年译作《英美现代诗选》二册，对战后世代诗人的影响也大。持续创作至九十岁，意志坚定，思维清晰，文笔雄深雅洁，这世上能有几人？

然而，余先生却因四十年前《狼来了》一文，遭受长期严厉指责，复因五年前为马英九被批评的“bumbler”做“新解”而再次受伤。这两件事，或与余先生惯于站在风头、有机趣、好讲冷笑话，以及好创新词的个性有关。若因而抹杀其文学表现，毕竟不公，是脱离了文学范畴。而今因其辞世，余光中的文学史地位，超越这一转折多变的社会，一切纷扰的尘埃或可落定，得到较纯正的认定。

我开始写诗的1972年，余先生早已名满天下。当时我虽熟读他的诗文，却无机缘近身接触，不像与《创世纪》诗人群多有来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在联合报副刊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台湾地区笔会、当选理事，才有较多和他通电话或碰面的机会，感觉他在冷肃中有温热、轻松的一面，在大人的面孔底下，也有孩子天真的性情，并不是不能开玩笑的人。1999年国际笔会在莫斯科举行，朱炎会长领队，欧茵西教授是俄国通，安排与会者一行走访托尔斯泰故居、普希金纪念馆、屠格涅夫笔下的老桦树林……我发现，余先生可以随兴自在地躺在草地或攀着墙柱留影，不时流露一丝顽皮的神采。

1986年我获得中华文学奖的那首长诗《出川前纪》，曾获余先生好评，那是我第一次在写作上直接受教于他。1989年我出版《新婚别》（收入了那首得奖作），请余先生作序，是写作上第二次得余先生指点。余先生把写序当正式的文学批评看待，不会为了情面而只讲优点，总会点明瑕疵，甚至提出修改建议。回想他当年论战笔锋之犀利，及作序之认真批评（见其《井然有序》序文集），相对于缺乏严肃文评艺评、只送花篮的台湾“文艺圈”，是有典范意义的。

中午时分，联副主编宇文正告知余先生逝世的消息，匆促之间，我并无法深论他的多元表现、多方成果，仅以下述几段录自我过去所写有关余先生的文字，追思一代诗翁：

余光中是少见的既修习西洋文学而又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人，对西洋文学、艺术的涉猎，亦称全面，所谓“广义的现代主义”可以从他的这一学养加以解读。

他融会传统美学的作品以1964年出版的《莲的联想》为代表；论意象的精巧、心识的深沉、想象力的奇崛，则推1969年出版的两册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最令人赞赏（按，20世纪70年代的《白玉苦瓜》也是代表作）。这段时期余光中的作品特色，例如传统的回归、历史的观察、现实经验的介入、“感时忧国”的主体意识的建立，都是广义的现代主义的具现。——《声纳：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第86～87页。

因为余光中，新诗在台湾能广泛传播，自边缘趋向中心，快速取得诗学主流地位。这也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察探余光中诗与中国古典，很重要的一个因果启示。……1985年余光中回高雄定居，衔接起1950至1958年在台湾的生活经验，台湾的地理实境再次化成他笔底风云，延展出另一条流脉。相对于民族古地图的饕餮，他对台湾乡情的描绘，是另一幅新地图的展开。——《现代诗人结构》，第72页。

在人生现场，余光中以伦理精神强调感受美学，不求超脱避世。他的诗倾向与人交心，而非迂曲幽闭的自我独语，例如：《车过枋寮》歌咏屏东土地的肥美，《雾社》礼赞原民酋长，《你仍在岛上》怀念一位台湾画家，《高雄港上》为他居住的港都写生，《余光中六十年诗选》中的最后一首《台东》，更是南北城乡互映的一幅写意画。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我们读他的诗集《太阳点名》（2015），想象他为何要一祭再祭两千年前的屈原，一会再会当代人的诗会，登山有诗，读信有诗，看眼科医生有诗，吃茂谷柑有诗……应能体会：人间情怀实是余光中写诗的立场，呈现的姿态。——《所有动人的故事：文学阅读与批评》，第115～116页。

余光中创作生涯逾六十年，成诗千首，写给其妻范我存的诗约40首，或直接抒情告白，或侧写生命情节，论质与量，可单独成册。……余光中的诗，业已入了文学史，他与夫人范我存的爱情也已成为传说。——《风格的诞生：现代诗人专题论稿》，第73、88页。

来不及更深入、细致地解读余光中先生的诗、文；来不及找更多机会听他谈文学知识；也来不及向他表示感谢，谢谢他参与、引领的台湾文学坚实的开展！但有幸与如此杰出的创作者身在同一个时代舞台，又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余先生曾作《吊济慈》诗，说济慈留下比恒星长寿的诗章，透过时间的云彩，在高寒的天顶隐隐闪亮。而今他奉召白玉楼，当年吊诗所言，当可借为今人对他的礼赞。

原载2017年12月15日台湾《联合报》，录入本辑略有删略。

（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