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同学

同学中，我老想一旦就忘却了的，最是那个杨文林。那个情急时口吃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的杨文林……中学同学其实并没有同过学的什么特殊意义，然而往往系成一辈子的关系。人际最初的一环。杨文林是我的中学同学。二十二年前我俩一块儿下乡。当年我是班里的“勤务员”，他也是。当年有种很动听的说法——“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学里的班干部，顺应地也被称为“勤务员”。如今越琢磨越觉别扭是不是？嗨，勤务员——好像大大的长官喊小马弁似的。

当年班长和团支部都“靠边儿站”。当年太了得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去当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所以当年班里的老好人儿我和老好人儿杨文林，就荣幸地被选为“勤务员”。

到了“中央文革”不想继续鼓励和放纵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重大”的革命工作可做——动员同学们下乡。×××，你下乡吧，这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呀！你们呢？你们就留在城里继续闹革命吗？不管多么伟大的战略部署，由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杨文林推行，不遗余力，也是推不大动的。后来我俩一合计，干吗费劲不讨好哇！不就是上山下乡吗？“红后代”连死都不怕，还怕上山下乡吗？于是我俩一块报了名。多亏我俩报了名，否则，全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就是一队“娘子军”了……先坐火车，后坐卡车，再后坐马车，历时两天两夜，从城市到了北大荒，到了团部。

大喇叭里喊：“有特长的同学，请下车，团部门口集合！”

杨文林说：“下车！”

我说：“咱俩下车干什么呀？”

他说：“咱俩有特长啊！”

我说：“咱俩没特长呀！”

他说：“怎么没有？你是班里的象棋比赛第三名。我口哨吹得好。新年联欢会上给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过，你忘了？我俩当然算有特长啦！”我觉得他的话不无几分道理，蹦下马车，扛上行李，跟在他后面去集合，却没他那份自信。有特长的还挺多。顷刻集合了好几十个。团部的一位干事，或者是参谋，逐个儿问有什么特长。问到杨文林，他矜持地回答：“吹口哨。”人家再什么也不问，只说：“那边儿去！”他反问：“哪儿边呀？”人家说：“哪儿来的哪儿去！”已问别人了。他怔了一怔，急又问：“你、你、你、让、让我、让我、让我回城市去吗？那你、你给我开、开个证……证明……证明……是你……你……让我……回……回……回……”

人家被他逗乐了，说：“别想那么美妙的事儿！我是叫你回到你坐的马车那儿。你就是那个连队的啦！‘连队’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至于你吹口哨的特长，也许你们连队以后有需要你一下的时候……”

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些个男女知青，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人家接着问我有什么特长。不待我开口，被笑得懵懵懂懂的他，抢着替我声明：“他是象棋季军！”“什么……军？”人家被他唬住了。“也就、就、就、就是……第、第、第三、三名！”他又急了。人家看他急成那样，不好再笑他，郑重地说：“别急别急，慢慢说慢慢说。只要真有特长，谁都不埋没！”安稳住他，转问我：“你真是第三名？也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军？”不但郑重，而且相当严肃。我刚来得及点一下头，杨文林又迫不及待地替我吹唬：“没、没错儿！后来我们班的冠冠亚军都，都、都调重……重点中学去……去了……他、他、他……就是……就是全班第一！……”他倒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感到委屈，分外替我担心，唯恐我的特长被忽视。“你是你们班的第三名？”人家强忍着笑。我说：“是的。”当年我们都把自己看成饱经沧桑的大人，该说“是”的时候，从不仅仅说一个“是”字，而要说“是的”。“那么你也那边儿去吧！”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男女知青，又一次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你们连长是全团象棋比赛第三名，以后你赢了他，再来找我！”——人家还给我留了点希望。

我气得拔腿就走，不是生人家的气，没理由生人家的气，是生杨文林的气。有时候他那种自信，明明使你觉得不那么可靠，还是很能影响你。

轮到他跟在我身后走了。一边走一边嘟哝：“不……识货！”也好，从此我俩在一个连队就没分开过。最初我当班长，他是我的战士。后来他当上了排长。我是他的“一班长”。

“一班长”或“排长”，比“勤务员”之称呼，对我俩又有很大新鲜感。我们沾沾自喜，足见我们当初心理上仍是孩子。日久天长，我们彼此甚至极少有叫名字的时候了。偶尔直呼名字，反觉得失口了似的。

“一班长……”

“排长……”

整天互相这么称呼，最初的新鲜感也就没了。习惯，倒是渐渐都习惯了。而任何一种习惯的形成，其实都是以失掉原先的什么为代价的。当年我们并不能明白失掉的究竟是原先的什么，只朦胧地觉得互相间有什么的确在失掉着而已。

他的吹口哨的特长曾被讥笑使他耿耿于怀。连里组成“文艺宣传队”时，他毛遂自荐。因为他是排长，大家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尽管都认为他丝毫没有文艺细胞，还是破例批准他当一名“编外”队员。全团文艺宣传队调演，台上姑娘载歌载舞，他站在侧幕情不可耐，擅自吹起响亮的口哨“伴奏”。政委总结时予以批评，认为太不严肃，坚决命令取缔这一种“伴奏”形式。

从此他再也不吹口哨。

一年后他奉命率领全排修公路，整天炸山采石。有一天他拿着块石头给我看，断定说山底下有矿脉，而且断定说是铜矿。我挖苦他别太自信。他生了气，好几天不理我。趁一天休息，他带着那块石头，冒零下四十度严寒，踩盈尺深雪，来回走五十多公里，赶到团部汇报。

人家说：“就算有铜矿，那又怎么样？”他说：“什么叫那又怎么样啊！证明国家有笔财富埋藏着，咱们不能滥轰滥炸的呀！多可惜啊！”

人家说：“淘米还掉饭粒呐。这么大国家，可惜的事儿多了。修路是为了建新点儿，建新点儿是为了开荒，开荒是为了多打粮食。咱们是农垦兵团，只管种地打粮就是了，其他的事儿你就少操心吧！年轻轻的，别白了头发！”

结果他乘兴而去，气咻咻败兴而归。于是他钉了一个小木匣，装了一块石头，寄往兵团总部。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于是他又钉了一个小木匣，又装了一块石头，寄往省里有关单位。还是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也不知他钉了多少小木匣，寄走了多少块石头，都寄往何方去了，反正他花了不少邮费。他花这份钱，我觉得纯粹“傻青”冒傻气儿。有两次，连里负责寄信寄包裹的通讯员，嫌他那小匣子重，半路扔了。用他的邮费买了几包烟，分给全排人吸。我知道了想揍通讯员，通讯员吓得塞给我整整一包烟。我也就不吭声了。

那一年七月，招收“工农兵学员”，公开选举，结合无记名投票。

唱票，小黑板上写“正”字儿。结果我俩名列前两名。我比他多一票。当晚连长和指导员分别找我谈心。转弯抹角地，动员我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我明确表示我不让。我说他想上大学，我也想。我说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尽管我俩是同学，我也不在这方面发扬风格。连长说：“你要知道，分配到咱连的这一个名额，是四川地质学院地矿系的名额，你就让了这次机会吧！”我说：“我才不管什么学院什么系呐，反正是大学我就去上，是我的机会我就不让！”指导员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名额是戴帽下来的，指定了要招杨文林！”我火了，吼道：“凭什么？凭什么指定要他？！”指导员说：“你别火，听我慢慢说。人家杨文林，画了山形图，寄了矿石标本给他们。他们很感动，所以指定招收他。再说，他身体比你壮。搞地质，那是年年月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你这么弱，何苦争此一次机会呀？”

连长又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比他多一票？他暗中动员了全排半数的人选你。要不，他的票比你多！”我半信半疑。最后我以沉默认了我的命。从那一天起，我不跟杨文林说话。他以为将去上大学的是我，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和他闹别扭。我以为他心中有数，装模作样，送空人情，把他恨得咬牙切齿。于今回忆，当年种种，分明地，是我把他想得太虚伪了。我当年对他的恼恨，好生没道理。

直至通知书下来那一天，他才知道将去上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

他当然很想对我解释，可我根本不听他解释。他把通知书撕了，指导员替他粘好，还盖上了连队的章，证明不是故意撕的……几天后，连里派三名男女知青，半陪半押解地，用马车把他送走了。男女知青们聚集在两幢宿舍外，都默默地望着坐在马车上的他，没有一个人上前和他握一下手，或道一句惜别的话。说那种情形是送行，就算是送行，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酸溜溜的成分，远比惜别的成分多得多。人真是古怪的东西，推荐时，写选票时，仿佛那仅只是一次对自己公正不公正的考验，都愿意自己证明自己是公正的。可一旦眼见经自己推荐和选举的人一步跨向好运气，又嫉妒得没法形容。

分明地，他从大家那种默默相望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嫉妒。他显得那么无奈，那么惶惑，那么不知所措，仿佛他偷了每个人的东西似的。他也默默地迷惘地望着大家，不知该作怎样主动的表示，笼罩满脸的只是一种悱然的内疚。他的目光反复寻找。我明白他在寻找我。我根本就没出宿舍。我躲在窗后，隐蔽地窥视他，心中只有嫉妒，比别人强烈十倍的嫉妒……

马车一动，几名女知青哇地大哭，引得几名男知青也跟着哭。

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握一下手，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说一句惜别的话。如果坐在马车上的是我，那一片哭声准使我怒火万丈。不知他当时作何想法。在那一片哭声的追随之下，马车离开了连队。

只有一个男知青喊了一嗓子：“杨文林，你小子当心别半路翻车栽到山沟里啊！……”

不久我收到了他从学院寄来的一封信。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会使我记恨的事，也没有什么误解需要向我澄清似的。对于他动员别人推荐我，他只字未提。他向我描述学院生活的种种见闻。他这个人憨性天成，绝不会想到这又将造成我对他多么大的嫉妒。

于今我们记得相当清楚，信中还有这么一段：“我永远忘不了你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地学习。我向你发誓，我要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李四光！……”这段话令我恼火透了。

我想，你成了李四光的时候，我可能仍在这儿修理地球呐！成为李四光的机会也曾经向我招过手哇……

我把他的信在宿舍里当众大声读了一遍，点燃起了一种普遍的嫉妒情绪。众人在嫉妒的促使之下，纷纷用刻薄的话骂他，仿佛推荐和选举他上大学去之后，才认清他是个坏蛋，并且都那么后悔造成一次机会成全了他。

听着那些骂他的话，我的心理才平衡了些。我当众把他的信撕了，投进炉子里……

那一个晚上大家因为他的信而普遍失眠，争先恐后揭露他是一个坏蛋的“行径”。又是揭露，又是灵魂分析，又是道德批判。总之，在一个晚上将他的人品判了十二次死刑。大家心照不宣地竭尽全力歪曲一个事实。那个事实便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排长，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曾那么关心，那么维护，那么真诚，那么可亲可爱过……

那一个晚上我发现，出于嫉妒，仅仅出于嫉妒，而把一个好人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只要齐心协力，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只要有人带头，人人津津乐道，谁也不会感到罪过。

只有我一个人的良心稍稍感到了一点儿不安。因为我总觉得他会知道那一个晚上……后来我又收到了他的几封信。我却没回过他一封信。倒不再是由于嫉妒，而是觉得，经过那一个晚上，我已没资格与他通信了。

两年后我也上了大学。手拿着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竟不由得产生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感，也不由得想到杨文林，内心弥漫着羞愧。再后来天各一方。常想给他写信，却不知该寄往何地。

一九八五年我回哈尔滨，几位中学时同学联系好了，春节初二晚上，聚会在老师家。忽然有一位同学问：“咦，杨文林这小子怎么姗姗来迟？”我马上追问：“他也在哈尔滨吗？”老师说：“应该在吧！今天这一次聚会，是他用书信发起的嘛！难道你不是接到过他的信才来的吗？”我一时嗫嚅而已。

我的确在几个月前收到过他一封信，因为当时忙乱，并未细看。于是大家纷纷向我询问关于他的情况——分配在哪个省？结婚了没有？有小孩了没有？当上个什么官儿没有？等等。我却一问三不知。

老师就向我投了满腹狐疑和略带谴责的一瞥。老师说：“人生有三种关系是值得特别珍惜的：初恋之情，患难之交，中学同学之间的友谊。中学同学是有别于大学同学的。大学同学，因为‘大’了，则普遍是理性所宥的关系，难免掺杂世故的成分。但在中学同学之间，永远会保持一种少男少女时代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人内心里的情感之根。即使后来学得很世故的人，在中学同学之间，往往也会羞于施展世故。就算当上了总统的人，见了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会忘记自己是总统。而见了大学同学，却不由自主地常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已然是总统。你们说我的话有没有点儿道理呀？”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又变得像当年的中学生聆听老师教导的样子，心悦诚服地点头不止。

我感到老师的话似乎是专冲我一个人说的。尽管我明白是我太多心。尽管我明白，我和杨文林之间的关系，老师肯定毫无所知。几位同学也肯定毫无所知。

大家一边包饺子，还在一边谈论杨文林，谈论他中学时的林林总总，憨诚得令人发哏的事儿。显然，都巴望他一下子就出现。

我既希望他变魔术般一下子就出现在老师家里，又希望他不来。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当年我曾怎样嫉妒他，就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我已是三十好几的男人，却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他，面对当年我的情感罪过。当年那一种嫉妒和因此产生的卑污心理，由于是对我的中学时代的挚友，由于是曾作祟在我尚该更纯净些的年轻的灵魂中，使我常感到像自己年轻时染过梅毒一样……

大家开始吃饺子的时候，杨文林还没来，都彻底失望了。不料突然有人敲门，第一个站起来的竟是老师。“他来了！”老师说，急急地去开门。不是杨文林，是一位陌生的男人，四十五六岁，披一身雪花。老师诧异地问：“您找谁？”那人反问：“您就是孙桂珍老师吧？”老师更加诧异地点了一下头。那人一边拍打身上的雪花，一边说：“我就找您呀！杨文林让我来的。”大家一听，不由一齐离开桌子，围向那人，和老师一起替他拍打身上的雪花。“嘿，您家住这条胡同，真难找。杨文林托我给你们带来了东西！”那人从门外拎进一个沉甸甸的粗糙木板钉成的包装箱。

大家纷纷给他让座，敬茶，敬烟，请他脱大衣，请他一块儿吃饺子，向他询问杨文林的情况。老师这会儿倒插不上嘴了，默默坐在一旁，期待着他的回答。

那是个慢性子的人，他不慌不忙地说：“你们问这么多，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对杨文林，我什么也不了解。我不认识他，根本就没见过他。只知道他是野外三队的副队长，而我是五队的。这箱子，已转了好几双手了。每个转手的人都嘱咐一次——务必在初二晚上送到。结果这使命最后落在我身上。我都不知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刚下火车，东西寄存在车站，还没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送这箱子。现在我得走了……”

那人说着站起来，戴上帽子就往外走，茶也没喝一口，烟也没吸一支。大家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也不好挽留……那人走后，老师和我们不由得都望着箱子。“这个杨文林！”老师喃喃道，“他给我的信中保证了会回哈尔滨的嘛！谁打开它呀？”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打开了箱子。箱子里是些拳头般大的矿石。还有一封信。我抢先将那封信拿在手，望望老师，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纸就读：

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我不能回哈尔滨了。当你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员们，仍在我当年下乡之地的一座山脚下。外面正刮着暴风雪。队员们都睡了。我打着手电写这封短信。十几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我背后这一座大山。当年我们在这儿发现了蕴藏极其丰富的铜矿。附近的几座山中，可能还有金矿和银矿、铬矿。

请老师和同学们原谅我不能实现相聚之约。我们地质工作者，好比天地一沙鸥。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后天会在哪儿，自己都说不定。开句玩笑，连雌雁都不乐意与我们为伴……

这几块铜矿石，托人捎去，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作纪念吧！我也没别的更好的东西相赠。倘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开出金矿和银矿，我保证再送你们一人一块含金的和含银的矿石。

在我们地质工作者看来，矿石是像花一样千姿百态，也是像花一样很美的……

杨文林

我读完信，大家都陷入深思。

有一位同学自言自语：“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口吃不口吃了？”问得认真，没谁笑。

又一位同学说：“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种自我矫正口吃的方法。我一定得把这本杂志找到寄给他！”

我立刻表示支持：“对对。我想，他现在肯定还口吃……”

老师将信从我手中讨过去，看了一会儿，问大家：“你们可知道，咱们班的女同学中，还有哪一个没成家？”大家面面相觑，却无人回答什么。老师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也知道，她们都成家了。都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嘛！天地一沙鸥……好像出自哪首唐诗……”老师就想，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吃罢饺子，我们向老师各自聊起十多年中的坎坷奋进，忧喜哀乐，一时都把杨文林忘了。互相握手分别时，老师提醒大家一人带走一块矿石，大家才又想起杨文林。

老师说：“明年，还是春节，还是初二，还在我家相聚，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都说一定要把杨文林约回哈尔滨。就算他是杨五郎，不管他到时又在哪座山“修行”，也得把他请下山……我刚欲开口把这“任务”揽下，老师说：“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信！我的面子，到底要比你们的面子大嘛！……”

一九八六年春节的初二，晚上，我和上次在老师家见过面的几位同学，又一个个高高兴兴地来到老师家聚会。电视里正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一位女同学怀里搂着她八岁的虎头虎脑的儿子，指着电视说：“哎哎，你们看，这歌星像不像杨文林？”

大家的目光被吸引过去。有说像极了的，有说半儿点不像的。

一位刚被提拔为什么公司副经理的踌躇满志的男同学说：“中学同学一场，咱们还真没听杨文林唱过歌儿是不是？只听他吹过口哨是不是？这小子一会儿来了，咱们一定得逼他给咱们唱支歌！”

那个搂着儿子的女同学反对道：“一边歇着去吧你！明明知道人家有口吃的毛病，逼着人家唱歌不是成心出人家的洋相吗！”

当副经理的男同学说：“口吃的人，唱起歌儿来就不口吃了！如果唱歌也口吃，那倒更有味儿啦！自成一派！参加什么演出，也许一炮而红，被誉为口吃歌星！保不定还有许多歌星跟着赶时髦呐！”

第三个同学开口道：“有一本杂志，介绍一种矫正口吃的有效方法，就是多唱歌。急了，口吃起来的时候，就唱着说……”我问他：“去年聚会，你不是说，一定要找到那本杂志，寄给‘杨三儿’吗？寄了没有？”“杨三儿”是杨文林的小名，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他妈总那么叫他。上中学时，我们也就总爱那么叫他。那位同学挠挠头：“忘了，我这人的记性，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比这更重要的事儿，记个一时半刻，也忘……”又一位同学看看表，嘟哝：“这小子，也该来了呀！”于是大家都将目光转向老师。

老师始终坐在一旁拌饺子馅，见大家望着她，迟疑了一下，说：“杨文林来不了啦。”

“嘿，这小子真是！连咱们老师的面子也不给！还挺酸的，自比什么天地一沙鸥。不过像一只‘穿山甲’，硬充云水高僧……”上次相聚最巴望见到他的一位同学，忍不住口出讥言了。

“不许这么说他。”老师的话很轻，却相当严厉，那一种目光，也相当严厉，严厉中包含着极大的悲悯，仿佛是一位母亲，袒护一个命运乖舛的儿子。一时间大家都有些怔。“不管你们忘了他也罢，想念他也罢，你们再也见不着他了……”老师说，机械地拌着饺馅，气氛便异样了，“秋天……山洪……他跳入水中寻找装着地矿资料的文件包儿……三天后人们才发现他被山石撞得让人不忍看。折了胳膊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文件包。掰断手指，才……”

谁也没哭。

老师说时，也没哭。

淡淡的一种哀伤而已。

外面的鞭炮响彻城市。

电视里联欢晚会又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声使电视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同学们似乎都企图表现得更悲哀一些，然而那是并不容易的事儿。淡淡的，正是它的真实。哀伤并不因谁希望它有多大，就能在人的心灵里生发成多么大的笼罩。

我那时才注意到，老师的书架内，放着杨文林去年托人捎给我们的一块铜矿石。青黑的石体泛着暗褐的色泽，仿佛是某种沉淀的结果。也仿佛是某种渗出的结果。蓦地我觉得，那像是一层血。

我竟不敢再多看它几眼。

记不清楚我们是怎样吃了一顿饺子的。

记不清楚吃罢饺子我们又聊了些什么。

记不清楚我们向老师告别时，是否有谁提议下次再相聚，以及相聚在何时。只记得离开老师家后，有一位同学说，初三应当到杨文林家去看看他的老母亲，那一位我们上中学时都很熟悉也很熟悉我们的母亲。

当然大家都同意了。

初三上午我们也都约在了一起。

走到杨文林家门前，见停着一辆越野车，车上漆着“地质三队”几个字。

望着那一幢我们并不陌生的低矮的破败的小房屋倾斜的门，我们不由得都驻足不前了。

有一位同学讷讷地说：“我看算了吧，咱们都别去了，他家里这会儿肯定人不少，他家屋子又小……”

其实那一辆越野车使我们感到，杨文林他在另外一些人心中，是比在我们心中更占位置的。对于他的老母亲，他们才真能给予一些慰藉。他们也是虔诚地为此而来的。我们，却可以说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感情，那一份儿淡得不能再淡的感情。我们不见得会使那老太太获得慰藉，也许恰恰相反……于是我们都默默转过了身。

我一回北京，就在家里到处寻找我那一块铜矿石。妻子说：“我从来没见着过呀！”儿子也说：“不是我玩丢的。我不玩石头。”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回忆。回忆的结果，是我根本就没把它带回。它被我丢弃在哪儿了呢？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去信给另外的几位同学，想把他们谁的要到。他们回信都说：不知搞哪儿去了。若仍留有着，是绝对舍得转送给我的。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以后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是“杨三儿”的弟弟寄给我的。扉页上写着：“为我的中学同学而记。”

满本记的是一些“穿山甲”般的男人们执着于某一信念的野外生活片断。还有“杨三儿”对我的建议：“以上可供你写一个短篇吗？”“这些原始素材我觉得可以写电影剧本，你觉得呐？”“此事写报告文学吧！”等等。

我读它时泪潸潸而下。

我想，今后再有哪位同学向我询问“杨三儿”，我是可以告诉些什么了：两次失败的爱情，几番鲜为人知的地质发现，乐天的光棍汉，与男人们为伴的男人……

我想，我要好好保存它。我已经失去了一块铜矿石，这个，我再也不该弄丢了……但是，我暗自发誓永远也不使用它，或者说是利用它。我怕它一旦被利用完了，它也就不值得保存了。世上没有利用不完的东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