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帝国的世界，世界的帝国

加尔各答，一个晴朗的秋日清晨，难近母节过后不久。窄巷的尽头立起一座巨大的白色十臂女神像，那是湿婆的女性化身，雕像以竹条、制型纸板和大量的鲜艳颜料制成，专供庆典之用。此前不久，我刚路过一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加尔各答的中央香蕉仓库，卡车卸下的成穗香蕉层层叠叠，在一幢山间小屋前堆积如山。再转个弯就走进一条油香弥漫的街道，那里的男人都坐着揉搓然后油炸一种叫作拉杜（laddoos）的亮黄色甜点，炸好后堆成一座座高塔。但我面前却是最出乎意料的一幕：一座庞大的帕拉第奥式庄园，装饰着两扇锻铁大门，耸立在重重窄巷之后，宛如手绘的舞台布景。

此地人称大理石宫，只是一栋部分意义上的住宅。房主是一个姓穆利克的正统印度教家族，1835年建成以来，他们在庄园里塞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艺术品和物品，并向访客开放——这使得大理石宫成为印度的“首家西方艺术博物馆”。我本可择日再来一探大理石宫的藏品和历史。但在那个早晨，在我走过前院巴洛克式的奇葩异卉，沿浅阶拾级而上时，不禁感觉自己徜徉在一个奇妙而未知的平行世界。我在台球室一张破损的皮制高背长椅上坐下。希腊诸神的石膏塑像和大理石雕像从四周墙壁上向下窥探，屋顶的吊扇像二战轰炸机的螺旋桨一样在头顶旋转。虽然城市的喧嚣就在数百英尺之外，这里唯一的声音却是后院一个名副其实的鸟舍里传来的婉转鸟鸣。简直像是狄更斯入乡随俗了。

这种地方在文化上实属怪异，但考察这一点绝非难事，只须感受各个物品，而它们显然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如果试图从它本身出发来严肃地理解它的意义呢？我在研究大英帝国文化史时参观了大理石宫。我读过的有关帝国和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为我们详尽地描绘了一幅或许暗藏杀机的画面，画面中的欧洲白人殖民者试图取代、占有或贬低他们所遭遇的非欧洲民族和社会。那些内容更多地关注欧洲人如何应付非欧洲人而非相反，讨论的重点往往是冲突而非融合。但我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画面：这是一个真正嵌入东西两方文化之中的所在，也是依然鲜活生动的帝国遗迹。我想知道，如果穿过这样一扇大门走进帝国的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从内向外观察帝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写作本书期间遭遇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东西方并列交融的现象，大理石宫只是其中之一。有那么令人心跳骤停的一刻，我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一家档案馆的密室中发现了莫卧儿王朝皇帝的信件，它们都叠成窄长条，塞在一个破旧的金属箱子里，仿佛自从萨伏依的收信人在200年前阅毕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碰过它们。还有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在一座埃及神庙的空寂废墟上发现了一位离世已久的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它有气无力地刻在石头上——徒劳地寻求不朽。后来我竟然在纽约发现了他劲敌的签名，就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玻璃天花板下的丹铎神庙内墙之上。一次我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山坡上参观一座完美的托斯卡纳庄园，发现了一把虎头刀柄的长刀，这是在1799年那场大英帝国最跌宕起伏的战役中，从印度南方城市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缴获的。

这些散落四方的凭据——从欧洲乃至美洲，到英国及前大英帝国各地——没有一个是有关大英帝国的大多数书籍中出场的物证。那种历史往往不带个人色彩，时而空谈理论，常常会脱离欧洲和其他非帝国世界更广阔的背景。与之相反，本书的核心内容乃是所有这些遗存之物背后的故事。每一件遗物的前主人都曾经在大英帝国最东端的印度或埃及生活过，那是东西方长久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边界开始形成的年代。这些遗物的前主人是以有形的方式接触异域文化的男男女女：物品的收藏家。他们购买、委托、交易、掠夺、偷盗、俘获、搜寻；既维护也时有破坏；既感动莫名又垂涎三尺；他们失去了一切，却把那一切记在心间。这些收藏家用自己的生命和遗产为东西方搭建起桥梁，把我们带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私密帝国史。他们还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英国本身是如何在印度和其他地区汇集成一个帝国的宏大故事。

对于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来说，从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是帝国形成的世纪。1750年，不列颠还是一片帝国汪洋中的孤岛。这座小岛上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宿敌法国的一半，这种失衡引发了巨大的民族焦虑。相比之下，不列颠的殖民帝国也平平无奇。在大西洋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仍是最大的霸主。法国构成了更大的挑战。尽管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让邻近的新法兰西相形见绌（英国在那里有250万殖民者，而新法兰西只有微不足道的7万人），但法国却威胁要将它在五大湖地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定居点连接起来，遏制十三殖民地，并将令人心动的西部纳入囊中。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与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诸邦相比，英国的存在感很低。在印度，它只是在海岸地区拥有“代理店”（或称贸易前哨）的欧洲诸国（包括葡萄牙、荷兰、法国和丹麦）之一。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垄断了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荷兰控制着属于当今印度尼西亚的几个颇有价值的香料岛）。至于南太平洋这个英法后来激烈对抗的地区，直到1768年詹姆斯·库克船长首次出海远航之后，英国才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那里。

但到了1850年，世界以及英国在其中的地位都大不一样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人口高度城市化，城市人口比1750年多了将近两倍。欧洲各地几乎都遭遇了入侵、革命或内战的灾难，唯有英国幸免于外。在欧洲，英国享有空前的外交和政治权威，以及工商和财政上的优势。在海外，英国从前的帝国对手鲜有能与之匹敌者。老牌殖民势力只有法国可与之一战，其帝国在1830年重新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在这个世纪的中期，英国全球力量的最大挑战者仍在形成之中：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帝国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向太平洋。1850年的大英帝国囊括了全球的四分之一，从渥太华到奥克兰，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新加坡到西班牙镇，无远弗届。世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还有数百万人居住在英国投资和间接控制的国度（如阿根廷或葡萄牙）。伴随这种地理扩张而来的，是意志、人力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把帝国的众多互不相干的部分联结起来。大英帝国向来不乏批评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它的连贯性也永远是名义（或在地图上）大于实际。但到了1850年，很多英国人逐渐把帝国看作英国本身的基石之一和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帝国的太阳升起来了，似乎永无日落之虞。

本书按时间的顺序记载了英国在印度和埃及这两个最东端的地区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那些地区将会成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缘政治门户，1750年后，英国势力在那里的扩张最为显著。它们也是西方概念中“东方”的柱石，欧洲正是在那里遭遇了最多样和复杂的文化差异。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我的叙事都在帝国边缘展开：时间上是在英国规则的诸多界限确定下来之前，空间上是站在宗主国边缘人民和地区的立场上。这部大英帝国主义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法兰西帝国史，讲述了在两国东方利益最终成形的过程中，英法对抗所起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本书讲述的是真实的人身处帝国内部所经历的帝国扩张。在这个广袤而不断变迁的世界里生活感受如何？从收藏家的视角看去，这个世界又有何不同？

我有意采取了一种非传统的方法，通过研究一种行为和沉迷其中的人——收藏和收藏家，来考察帝国的扩张。一个主要原因只是为了从过去中还原新的形象和新的经历。但这些个人的遭遇也在更笼统的层面上为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我并没有把搜罗文物解读为帝国强权的显而易见或顺理成章的表达，抑或是“帝国事业”的必然结果。相反，搜罗文物的历史揭示了帝国的复杂性；它表明权力和文化是如何以混乱、偶然，时而自相矛盾的方式来交汇的。我没有把搜罗文物看作帝国强权之表现，而是把大英帝国本身看作一种收藏：拼接连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清晰，被一系列的环境、意外和计划塑造成形。

书中谈及的男男女女多半不是通常出现在史书中的人物。首先，他们绝不囿于传统上诸如职业、宗教、阶层，乃至种族或国籍等社会属性；相反，他们是一群共有同一种习惯和兴趣之人，横跨整个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军官、公职人员和商人，到观光客、妻子、艺术家和探险家。帝国收藏家中既有罗伯特·克莱武和拿破仑·波拿巴这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也有英国小外交官亨利·索尔特，或离经叛道的爱尔兰裔军人“印度人”查尔斯·斯图尔特这种边缘化的无名之辈。收藏家的标准多少有些随意，这一点不可避免——而且虽说本书中写到的一些人物充满激情地致力于获取藏品，还有些人却更多是在习惯或环境的左右下，在生活中偶遇那些艺术品而出手抓住的。但他们都有另一个关键的特点：他们都用藏品来展现、打磨或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收藏是一种自我塑造之道。实际上，收藏与自我塑造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现象，从欧洲人延伸到了印度王公身上，前者把艺术品收藏作为真正绅士的象征，后者用收藏遥远国度的物品来增加个人的魅力。

帝国收藏家跨越了文化差异的界线。当文化被提炼到抽象的程度，谈论“文明的碰撞”就容易多了。但真实世界里真实的人却不必以对抗或单一的方式来体验其他文化。帝国收藏家们的故事让我们一目了然的，是文化遭遇的过程涉及了多少跨越与融合、隔离与分歧。在如今这个关于帝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讨论盛行一时，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触和理解其他文化的时代，还原帝国生活的多样性及其同理心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故事还抵消了后殖民研究中把欧洲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碰撞描述成本质上对立的一边倒事件的倾向：关于西方势力如何在技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在非西方社会强制实行霸权，有太多凄惨而肮脏的故事。从爱德华·萨义德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强调西方话语定义和左右东方“他者”的能力，到颇有影响力的印度期刊《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再到近来有关各种杂糅形式的研究——似乎可以说，大多数学者都把精力花在描摹“西方”如何对“其他地区”施加压力、展示力量上了。诚然，这大体上正是欧洲帝国的企图。但帝国主义并非单向街，力量和文化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的。在试图理解欧洲势力如何对他国一意孤行的同时，也该思考一下其他的国家如何改变和挑战了欧洲势力。

各档案馆里都塞满了生活在帝国东部边缘的人们——例如随营人员、口译员，乃至普通士兵（关于他们的文字竟出奇地少之又少），或是妇孺——尚未诉说的故事，他们的经历都很值得研究。收藏家们因为主动而实际地参与其他文化，也因为他们痴迷于地位和自我塑造，而成为我们探索帝国边疆的出色向导。此外，他们把收藏品运回欧洲，在向西方大众展示异域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重要博物馆里的印度和埃及收藏品常常被认为是制度性掠夺和侵占的产物，实际上却源自本书所介绍的这些人强烈的个人品味和雄心。

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就只是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就像古吉拉特绣花布上缝的小镜子一样，这些故事也会反射出它们所处的广大世界的诸多特征。如果从小处着眼，全貌看来是怎样的，又有何不同之处？在叙述完这些个人史之后，我还会通过它们来探讨大英帝国在东方更广泛的轨迹如何比传统叙事表现的过程更加复杂和无常。同样，帝国在本书中的形象也会让读者觉得陌生。

人们曾一度把大英帝国的崛起描述成胜利的进程：是“天命”，必然之事，好事一桩。实际上至今仍有人如此讲述帝国的故事。虽说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但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者对帝国的描述也同样是一边倒，他们把大英帝国形容成一个阴险的庞然大物。当今的严肃学者绝不无条件地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观点。然而，关于帝国的讨论中仍然存在着些许目的论，认为结局不可避免：白人终将获胜，重任在肩，殖民地人民被排斥在外。与之相反，本书重点考察了大英帝国成功之路上的种种障碍。英国的扩张既受到内部势力的非议，也面临欧洲对手的竞争，尤其是法国。由于英国严重依赖欧洲大陆，也日益倚仗帝国臣民的劳动力和支持，其扩张的“英国性”也相当靠不住。看到英国力量的裂缝和不安全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帝国为何以及何时采取了这些特殊的形式。

大多数关于英国扩张的叙述都很少谈及英国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而本书的总体叙事关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英国势力正是在其中勉力前行并屡受挑战的。首先，大英帝国的历史必须与法国及其帝国史——特别是英法战争那段历史——联系起来理解。从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将近60年里，英法之间开战了三次以上。这是现代“全面战争”的18世纪版本。在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主导了政治、财政和文化。在法国，与英国的战争对国家、经济，以及最终对君主政体本身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一场全球战争。为了维护帝国的利益，这场战争在多个大洲展开，对于英法两国帝国扩张的步伐、动机和方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当时英国的全球霸权达到了顶峰——法国仍在影响着英国的帝国扩张和帝国欲望。说起来，在两个大国觊觎之下的奥斯曼帝国，看似法国还占据了先机。甚至在印度，传统观点认为法国的野心在1760年代便式微了，但法国的一些决策者却仍在旁遮普邦广结盟友，怀抱着复兴的梦想。简而言之，书写大英帝国史而不把法国涵盖在内，就像书写冷战时期的美国，却绝口不提苏联一样。法国对于现代大英帝国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笔下的大英帝国全景不同于大多数书籍的第二个方面是，我的重点在于英国势力属于尚在形成之中的非正式力量的地点，而不是英国公然征服、占领并统治之地。“帝国”是个很灵活的词，而以灵活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词，可以让人理解欧洲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探索并建立帝国的整个机制。埃及在1914年成为受保护国之前并未正式加入大英帝国。就连在19世纪末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印度，也从未彻底英国化。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这块次大陆上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国土由名义上独立的王公所控制。而在1857年之前——也就是本书覆盖的整个时期——印度属于“英国”的各个地区也并非由英国政府，而是由部分处于国会监督之下的私营东印度公司统治的。

在此期间，埃及全境以及印度很多地区仍是老牌东方帝国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保留地。尽管在欧洲帝国看来，莫卧儿和奥斯曼政权有时像是花拳绣腿，它们的持久存在却有着若干原因。一方面，这表明英国本身的帝国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老牌的非欧洲势力那里获得的，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还意味着文化融合正是植根于帝国国家的日常运作之中，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到宗教仪式、等级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印度尤其如此。欧洲国家继承了——往往还特意呼应了——莫卧儿和奥斯曼的统治方式。最后，只要莫卧儿和奥斯曼这些傀儡持续存在，欧洲诸国之间的竞赛就不会结束，它们仍要为争夺幕后影响而打个不停。在所有这些方面，英国在莫卧儿和奥斯曼地盘上的统治都形成了某种远非“英国味”的东西，也没有后来那些帝国象征所显示的那么正式和庄重。

从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里，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区“收藏”出一个东方帝国，它起步于孟加拉，从那里开始不断添加进其他的区域。这当然不是说帝国的扩张毫无系统，也没有宏大的叙事。英国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J.R.西利（J.R.Seeley）的著名论断所说，“心不在焉地”得到了它的帝国。甚至可以说，就连西利也心知肚明，英国与法国争斗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但我把英国这一时期的帝国扩张描述成显而易见的收藏，还希望表明这比“帝国事业”这种熟悉的语言所蕴含的意义更加零散、偶然和无常——在很多方面还是协力完成的。

英国本身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就像一个帝国收藏家。和本书描述的诸位收藏家一样，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微言轻。与莫卧儿、奥斯曼，以及其他本地政权相比，英国微不足道，那些政权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当然会令英国踌躇不前，劳动力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胜过英国。在其他欧洲对手（主要是法国）看来，它也不值一提，英国自己显然也如此认为。

和其他收藏家一样，英国也利用收藏来重塑自身，定义其帝国的使命感。1750年，大英帝国在新教和自由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基本上还是个在大西洋地区活动的殖民和贸易国家。这与天主教欧洲的大陆帝国、“东方”，甚至古罗马都有着自觉的不同，这些地区被广泛批评为残暴、专横和独裁的。然而到1850年，大英帝国所拥有的正是这些：通过征服和直接统治逾百万显然是外国的臣民所形成的洲际帝国。此外，很多英国人对此深感自豪，他们在区区数代之前还对那些大陆帝国持怀疑态度。因为如果说与法国作战有效地为英国赢得了一个崭新的帝国，那么它也巩固了英国作为国家和帝国势力所主张的一种新的理解。19世纪初，英国自由党开始高扬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把民族和帝国囊括在同一套话语中。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登基之时，自由主义的改革确保了天主教臣民可以坐在国会里；贫困臣民的吃住得以满足（尽管并不满意），并由国家承担费用；而中产阶级臣民则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拥有这种权利。最重要的是，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没有哪个英国人从此可以合法地拥有奴隶，或成为奴隶。

在惠及所有臣民的一揽子“英国人”权利上，自由理想的帝国后果体现出一种新罗马版本的英国帝权。1850年，英国的英裔爱尔兰人、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多种语言运用自如且直言不讳的帝国主义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就发出了这个时代最强音。他在为一个遭到侮辱的大英帝国臣民辩护时，振聋发聩地宣称：“就像往昔的罗马人为了免受侮辱，会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那样；英国的臣民，无论身处何方都应该坚信，英国的关注目光和强硬手段会保护他免受不公正和错误的对待。”这里所说的英国臣民是何方神圣？是个出生在直布罗陀（因而是英国人）、生活在希腊的葡萄牙犹太人，名叫唐·戴维·帕西菲科。

这里自然有不少政治表演的成分，自以为是就更毋庸多言了。然而，巴麦尊及其同僚认清了帝国扩张的一个事实，那是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总是太过强调大英帝国力图把各种他者排除在白人、男性、基督徒、拥有权力的基本主流之外。帝国要包容人民和各种文化。随着不断的开疆拓土，无论帝国变得多僵化，它也必须更加包容。实际上，19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存续下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包容差异的手段，特别是在海外。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帝国的扩张、英国国民性和跨文化包容是生死与共的——不管它们的进程中有多少磕磕绊绊，问题有多棘手，过程有多痛苦，它们依然蹒跚前行。

这并不是说大英（或其他任何）帝国设法避免了种族主义、镇压、暴力或各种偏见的影响。但我们不应把19世纪末期“白人的负担”的态度，强加给前期这种密度更大也更为复杂的人类经验的纠葛。一般认为与大英帝国相联系的沙文主义道德观并没有推进帝国在东方的扩张。相反，欧洲人在东方地盘上积聚了数代的影响之后，这种道德观才得以巩固。它是在全球英法战争的背景下得到强化的。而且这种帝国道德观是一种误导的、不准确的解释，因为英国的霸权从来不像其支持者（或者当今的很多批评者）暗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实际上，“白人的负担”多少只是一厢情愿，是以修辞和道德的目的来为大英帝国规则中的弱点和矛盾辩护并加以补偿的一种方式。

我按时间顺序，把英国如何将印度和埃及收入它的东方帝国的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它们大致可以依次对应地域、力量和个性。本书的前三分之一从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开始，详述了18世纪末期印度十足的世界大同，以及那里伟大的总司令和收藏家罗伯特·克莱武为了给自己在英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而进行的艰难斗争。随后便来到充满生机的北印度城市勒克瑙，那里在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范围之外，蓬勃发展成了各种收藏家和文化变色龙的避风港。中间的三章关注的是大英帝国收藏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以及1799年英国占领印度南部的塞林伽巴丹。尽管这些战役发生在不同的大洲，对战的是两个不同的穆斯林敌手，但它们实际上却把同一场英法战争的不同前线联系起来。它们共同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政策向主动征服、沿着印度的前线和边界“收藏”领地的转变。在这些年里，英法两国也前所未有地成为各种物品的帝国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战役产生了第一批帝国战利品，在英国公开展示。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记述了19世纪初在埃及的收藏和帝国，英法两国为在那里扩大政治影响正对抗得如火如荼，引发了一场搜罗文物的明战。最后，我反思了在帝国边疆收藏——个人收藏和帝国国家的收藏——如何持续颠覆、操纵和扭曲文化边界并产生了持久影响，即便在文化分层更加僵化的时代也是如此。

19世纪末期王冠与号角（或更准确地说是木髓遮阳帽和风笛）的帝国，棕榈树掩映之中的教堂白色尖塔，俱乐部走廊上的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一群本地仆人服侍着脸色红润的英国人，这一切都是我们如此熟悉的画面，以至于有时都很难回想起帝国“教化使命”意识形态发生之前的世界。本书正是想努力做到这一点。它回到那个时代，走进人们生活、热爱、战斗和自我认同的地方，他们真实的状态比后来的帝国沙文主义，甚或许多当今探讨帝国的著述所暗示的状态都要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是，本书呼吁把活生生的人类经验重新写入一个往往被史学界抽象探讨的话题，要么是伟大征服的话题，要么是冷冰冰的论说话语。这些收藏家和他们的世界在其中都消失了。但他们收藏、搬运并聚集起来的藏品仍在鲜活生动地诉说着他们的激情。在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实际上在全世界各地——这些藏品都是人类接触的确凿证据，正是这些人与人相互接触支撑着难以度量的全球化进程和帝国。我绝无为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宣传或道歉之意。但帝国是世界史上的一桩事实。本书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是它们是“好”是“坏”，而是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影响了哪些人，是如何影响的。这里讲述的历史希望反思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它呼吁人们记住成功的国际关系中基本的人性：呼吁借鉴、学习、适应和给予。为了收藏，也为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