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从贸易到征服

实际上，英国在印度的活动早在克莱武、普拉西和“七年战争”时代的150年前就正式开始了，日期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最后一天。那天，老态龙钟、脸上敷着厚粉、卷发紧密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东印度贸易伦敦商业公司”颁发了皇家特许状。这是她当政期间最后的几份决议之一，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决议之一。该特许状授予所谓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东方的香料群岛经营英国贸易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在形式上属于股份公司，由购买贸易企业股份的投资者组成。这样的公司还有不少，都致力于英国在全球各个角落追逐商业利益：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以及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这些公司的“泡沫”于1720年破灭，让无数财富都打了水漂。法国与荷兰也都通过这种垄断公司在海外进行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成立于1602年；由柯尔贝创建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1719年由才华横溢的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把东、西两个公司改造合并成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这些都是公司，它们的目标是利润。但要在遥远而陌生、可能充满敌意的地区确保利润，需要的远不止具有商业头脑和意愿的投资者，还需要外交官和强大的防卫能力。在故土赢得贸易特许状只是第一步。实际上，进行那种贸易，意味着获得合伙人和海外的授权。在莫卧儿和奥斯曼这两个帝国，欧洲人需要获得地方当局和商人的准许才能建立贸易前哨站，也就是“代理店”。并且，因为所有的欧洲公司都在竞争同一个市场，其代表就不断利用手段与当地统治者搞好关系，用礼物、承诺、利益和贿赂来买通他们。英国的首任驻印度大使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在1615年在宫廷觐见过皇帝贾汉吉尔（Jehangir）。罗向皇帝提起了英国的贸易和税收减免的话题，

他问我们给他带来了什么礼物。我答道……很多都是在我国高价难求的罕见珍品。……他问，我提到的那些珍品都是何物，是不是首饰和宝石。我答说不是：我们认为那些不适合作为回赠的礼物，因为它们起初都是在以他为尊的这些地区购买的……但我们想为陛下找到此地从未见过的罕有之物，比如技巧出众的绘画，雕刻，镂器，釉器，黄铜，红铜或石像，重绣，金银器。他说如此甚好，但他很想要一匹英格兰马。

皇帝的愿望让罗猝不及防，却发现葡萄牙人比自己技高一筹，葡萄牙人给贾汉吉尔带来了“首饰、金银器和珍珠，让我们的英国商品蒙羞”。但1618年——在他设法觐见皇帝的整整三年之后——罗的锲而不舍终获回报，他得到皇帝的应允，“欢迎我们的到来，并可继续在他的领土上待下去”。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逐渐变成英国最有利可图、稳定和开明的企业之一。它大体上还是以商业为主：和那些在北美洲殖民的公司不同，它所获得的特许状并不要求它建立殖民地，也不允许它建立除了船队以外的任何武装力量。到1750年，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店遍布四方：从波斯湾的巴士拉到苏门答腊岛的明古连（Bencoolen）。设在印度的这家公司集中在三个沿海殖民点，这三地后来成为英属印度的“管辖区”，或称地区首府。在西部（即马拉巴尔［Malabar］区）沿岸的是孟买，英国于1661年从葡萄牙手中得到了这座城市，是查理二世的新娘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部分嫁妆。当时，东部（即科罗曼德尔区）沿岸的马德拉斯是个约有四万人口的繁华殖民点，那里有一座专门建造的城堡以及（从1680年以来）印度的第一座圣公会教堂，高耸在斜坡上，俯瞰着拍岸的惊涛。最新建成的加尔各答是1690年由公司代理商约伯·查诺克在孟加拉湾胡格利河上溯80英里的一片沼泽地上奠基的，后来成为三座城中最重要的一座。据说是查诺克选中了那个地点，“理由是那里有一棵成荫的大树”，这个选择让很多人十分困惑，因为“在整条河上再也找不到更不卫生的地方了”。蚊子嗡嗡不停，空气中满是瘴气，而明渠这种缓慢流动的恶臭水道遍布殖民点，简直就是疾病的温床。很多在18世纪前往加尔各答的人都死在那里，以至于“有了这样一种说法：他们活着时英国派头十足，死后却像腐烂的绵羊一样无人认领”。

疾病让人束手无策，但对于武装的敌人，抵御之策却要实在得多。从一开始，在东方谋利就伴随着暴力。欧洲贸易商用大门、卫兵和枪炮保卫他们自己和代理店。一部分人出于谨慎和偏执，从不接触当地人。例如在埃及，对欧洲人的偶发攻击十分常见——至少他们害怕如此——以至于有人建议（甚至要求）欧洲人改穿东方服装。在黎凡特的所有城镇里，欧洲人（比如犹太人、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都住在被称为法兰克区的封闭区域，至少部分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阅读早期法英两国贸易商在埃及的记录，就会发现奥斯曼官员征收过高的关税或是索要贿赂的骚扰和严重违法（avanias）事件源源不断。1767年，奥斯曼当局甚至在亚历山大港水滨逮捕了首席法语口译员，并以身为臣民却背叛苏丹之名将他投入大狱。他被锁在一条奥斯曼奴隶船的深处，将近一年的无情囚禁之后，在劫难逃的译员“在痛苦和烦恼中崩溃”，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奴隶监狱之中。

但欧洲人主要的防御目的是保护自己免受彼此的袭击。如今的“贸易战争”所费不赀，但通常兵不血刃。17世纪和18世纪却并非如此。东印度公司的早期历史充满了暴力争执，特别是针对葡萄牙人与荷兰人。1623年，爪哇发生了欧洲人内部在海外角力的一桩极其生动的事件，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安汶的代理店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士兵的袭击，十名英国人被折磨致死。该事件旋即被定义为“屠杀”，并引发了英国大众的强烈怒火。安汶事件使得英国贸易商放弃了香料群岛——彼时荷兰在当地的势力无人可敌——集中精力经营印度次大陆。到18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对印度的英国人不再构成军事上的主要威胁。但次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危险得多的新对手：法国。

欧洲诸国之间的结盟和冲突像梦魇一样笼罩着欧洲贸易的全球扩张。19世纪末，在争夺非洲的高潮时期，德国宰相俾斯麦曾令人难忘地说，他的欧洲地图上显示的是非洲。在那以前100年，他的欧洲地图上显示的会是亚洲和中东。欧洲的战争触发了海外欧洲各派系的冲突，而欧洲各个群体之间的海外事件又会引起欧陆的战争。与此同时，欧洲人又受到地方统治者的勾结和摆布。例如，在西非海岸，欧洲奴隶贩子参与了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非洲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在北美，约翰·史密斯船长被处死前得到“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的救助，这个“美人救英雄”的著名传说，实际上大概是她的父亲、波瓦坦印第安部落强大的酋长所上演的祭祀仪式，借以拉拢这位新来的陌生白人成为臣服的附庸。

结果导致效忠的情况非常复杂，国家、民族，乃至宗教团体都以奇怪的方式彼此重叠。谁能说清是敌是友？就连“法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标签，充其量也只能便宜行事，再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教友），就更难分彼此了。东印度公司军队像英国皇家军队一样，也严重依赖来自欧陆的志愿者——有时从非英国人士中征兵的数量高达一半。法国东印度公司也是个混血儿，由一个苏格兰人领导，并（和法国军队一样）由一批欧洲人管理，其中包括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还有飞越海峡寻找机会的爱尔兰天主教“野鹅”。盟友与敌手之间的界线无法也不能完全用民族或种族来划分。毕竟，就像《沃尔夫将军之死》所表现的，与法国人相比，北美土著人才是英国真正的朋友。

18世纪中叶，欧洲人和原住民对手之间龃龉不和，后果最严重的恐怕就属印度了。在托马斯·罗爵士的时代，莫卧儿皇帝统治着次大陆四分之三的土地，巧妙有效的税收制度和军事组织将其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莫卧儿帝国被外侵和内战弄得焦头烂额。1739年，波斯军阀纳迪尔沙阿洗劫了德里，还把皇帝著名的“孔雀宝座”当作战利品带走了。皇帝也逐渐失去了对其封臣的控制。在他曾经有权任免地区总督并防止他们为自己积聚过多权力的地方，如今很多省份都基本上被独立的统治者控制，他们把自己的官职变成了世袭的职位，也不再定期向皇帝缴纳税收了。例如在1720年代，波斯什叶派军事指挥官萨夫达尔·詹格控制了阿瓦德（Awadh）省，并将那里实际上变成了其家族的世袭王国。纳瓦卜阿里瓦迪汗在1740～1756年统治着东部的孟加拉，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南方，海得拉巴（Hyderabad）和阿尔果德（Arcot）的继承之战分裂了旧的体制，还把临近的统治者也拖入了战斗。马拉塔帝国利用莫卧儿帝国的混乱，从西面进军后者的地盘。总之，莫卧儿帝国四分五裂，各方均热切插手，争夺帝国的碎片。

印度莫卧儿帝国末期，英法两国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也在争夺影响力的各股势力之中，目标都是牺牲对方，提高自己的地位。1739年爆发的英法战争恰逢印度南部卡那提克（Carnatic）地区的继承权危机，让两国都获得了机会。（两国也都首次招募了印度土兵西帕依，补充其相对弱小的兵力。）在高瞻远瞩的扩张主义者弗朗索瓦·迪普莱的领导下，法国在1746年末占领了马德拉斯，1748年，根据《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马德拉斯重回英国之手。在英国的盟友穆罕默德·阿里·瓦拉加哈成功夺得卡那提克的纳瓦卜头衔之后，最终是英国占了上风。在英国的胜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年轻指挥官名叫罗伯特·克莱武，他在参军前曾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被晋升为上校以示嘉奖。但迪普莱却在1754年被凡尔赛宫召回。有些人认为，法国在印度建立领土帝国的野心也随之而去——而实际上，法国在印度南部的影响又持续了数十年。

英法在南印度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轰轰烈烈之际，在北方的孟加拉，英国的贸易又出现了新的障碍。孟加拉的纳瓦卜在其首府穆尔希达巴德（Murshidabad）统辖着莫卧儿帝国最富庶的省份。棉布、生丝、硝石、食糖、蓝靛，以及鸦片——这一地区的物产似乎无穷无尽，所有的欧洲商业公司都在那里设立了贸易代理店。从穆尔希达巴德顺河而下，就像是在游历欧洲：葡萄牙人在胡格利，荷兰人在钦苏拉（Chinsura），丹麦人在塞兰坡（Serampore），法国人在金登讷格尔（Chandernagore），当然，还有英国人在加尔各答。

1756年4月，深受敬重的纳瓦卜阿里瓦迪汗过世了，他的侄子和养子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继任，时年约20岁。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形容西拉杰是个“脾性最恶之人”，对东印度公司多疑、顽固而残暴，总之就是把它当成自己仇恨的目标。西拉杰·乌德-达乌拉上台后立即要求欧洲贸易公司交纳礼金（这是惯例），并命令他们自行解除武装。荷兰与法国照办了。但英国人悍然拒绝付钱，并继续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加固自己的军事设施。西拉杰确信该公司密谋反对他，决定令其屈服，登基几个星期后便进军加尔各答。他在一天之内便攻占了这个小殖民点。攻陷当夜，纳瓦卜就把加尔各答的大约150名欧洲居民关进了要塞的地牢，这种军事监狱通常被称作“黑洞”。第二天早上，有大约60人在没有一丝风的闷热空间里窒息而死。这一事件史称“加尔各答黑洞”，很快成为英属印度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页。公司的鼓吹者对心存疑虑的英国公众大肆渲染这场悲剧，为其雇主在孟加拉的征服正名。但这次败于一个印度统治者，也警示了英国人（以及欧洲人）在袭击面前的脆弱，以及他们在人数上的绝对劣势。

加尔各答失陷的消息在将近两个月后传到马德拉斯时，公司立即吹起出征的号角，准备反击。他们任命最近刚从英国短期度假归来的罗伯特·克莱武上校为指挥官。克莱武时年31岁，是个久经沙场的彪悍老兵，外表一派自信傲慢；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易受抑郁症的影响，曾两度试图自杀。1756年12月，克莱武带着大约1200人的军队抵达孟加拉，恰逢英法再次正式开战的消息传来。这个盼望已久的消息为克莱武的使命注入了新的力量，也添加了新的目标。他现在不但要重振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势力，把西拉杰·乌德-达乌拉也纳入势力范围，还要把英国在贸易和影响力上的主要竞争者法国，以及纳瓦卜可能的盟友全都清除干净。

一天的激烈战斗之后伤亡惨重——这再次表明，力量的天平完全不倾向欧洲人——克莱武在2月初夺回了加尔各答。他随即逆流而上，抵达金登讷格尔的法国人据点，并于3月底攻克了那里。这也是一场恶战，因为城池把守森严，克莱武兵力不足；双方均损失惨重，因为攻城不易，公司的军队凶狠地洗劫了这个镇子。（尽管一个军官怒气冲冲地说，“荷兰人［像往常一样］把他们能得到的一切都搞到手了。”）克莱武的战斗进入最后的阶段：废黜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用一位亲英的新纳瓦卜取而代之。克莱武和纳瓦卜信件往还了数周，并下了最后通牒；公司的要求包括全面恢复贸易特权，还要把法国人驱逐出境。但到6月初，局势逐渐明朗，对峙在所难免。纳瓦卜与他的军队在穆尔希达巴德南边的普拉西会合。6月13日，克莱武只有八门小炮的3000人小部队（其中有2100人是被称作西帕依的印度土兵）从金登讷格尔出发，逆流而上迎战纳瓦卜。

他们在九天之后抵达普拉西。此时距离加尔各答的陷落已近一年，而且就像“黑洞”当夜一样，1757年6月23日的酷热天气令人筋疲力尽，季风之前正是盛夏，空气凝滞闷浊。克莱武把指挥部设在一座狩猎小屋里，这是纳瓦卜的“普拉西宫”；他的大部分手下在附近的杧果林中安营扎寨，躲在蜡质的墨绿树叶和高处的泥滩之下。一英里外就是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庞大的营地。他带领着步兵35000人、骑兵15000人——其中很多是精明能干、全副武装的帕坦人——还有逾40门重炮，由一队法国专家负责指挥。东印度公司敌众我寡，人数对比几乎达到了20∶1，火力也严重不足。放下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不提，单说装备和人力就毫无胜算。

然而就像英国早期在印度的很多次冒险一样，普拉西一役依靠的是谎言、间谍和叛变。因为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在位一年期间，不仅与东印度公司不和，也疏远了很多自己的臣民，特别是那些与公司做生意的人。一群颇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商人和朝臣与公司代理商计划合力罢免纳瓦卜。孟加拉四下皆是谣言和密谋。密谋的核心人物是名叫米尔·贾法尔的贵族，他是西拉杰手下的一位高级将领。公司通过一系列密室操作，与米尔·贾法尔签订了条约，他在条约中同意，如果公司协助他推翻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并让他当孟加拉的纳瓦卜，他就保证公司的巨额金钱回报和特权。在这场如今人人期待的战争中，米尔·贾法尔同意他即使不能率军离开战场，也会“保持中立”。实际上，普拉西一役在开战之前便胜负已分。

一大早，纳瓦卜的重炮就开始砰砰作响地攻击公司的部分战线了。公司的大多数士兵都在泥滩后面挤作一团，希望能坚持到夜幕降临，到时候就可以反击了。克莱武站在“普拉西宫”的房顶上，可以看到他面前的一大片军队，坐在大象上的指挥官，阵型夺目的列队，鲜艳的帐篷，旌旗飘舞花里胡哨。他能听到宏亮而持久的枪炮开火声，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炮击自己的小支队伍。但他看不到米尔·贾法尔的影子。难道克莱武也遭到背叛了吗？

就在此时，吉兆出人意外地从天而降。开始下雨了。季雨降临，前来为公司解厄。大雨倾盆，把人打得透湿（克莱武浑身湿透了，不得不退回普拉西宫去换衣服），雨水还从周围的树上倾泻而下，浸湿了敌人的火炮：火药一片狼藉，引信变成了没用的绳索。片刻之前还十分致命的炮火迅速平息。杧果林里的士兵透过大雨，眼看着敌人云消雾散。克莱武和手下看到右侧的一大队骑兵顺河而下脱离了战斗，那是米尔·贾法尔如约离开战场。前方的田野里，纳瓦卜的人开始四散逃窜。公司的士兵追了他们六英里，一路缴获遗弃的火炮、装备和粮草。翌日，米尔·贾法尔与克莱武会合，然后直接前往穆尔希达巴德，“悄无声息地占领了王宫和库房，并立即被任命为纳勃卜”。西拉杰·乌德-达乌拉逃出城时“穿着一件普通的衣服……作为伪装……身边只有他心爱的侍妾和……太监”。几天后，他被米尔·贾法尔的人抓住处死了。

普拉西之役是一个圈套，而不是一场决战。与亚伯拉罕平原战役颇为不同，它没有得到多少热情的传颂，即便在当时也没有。然而，在杧果林的阴谋、热浪和炮火的一片沼泽中，诞生了与英国的南亚势力的性质相结合的新事物。虽然直到1765年，克莱武才通过皇帝授予其顾问的头衔，巩固了他在孟加拉的胜利，从而使得孟加拉政府的控制权直接落入公司之手；但传统上把1757年作为“英属印度”史的起始时间自有其原因。正是普拉西一役，才使得东印度公司义无反顾地发出胜利的宣言，明确了自己是莫卧儿地盘上的一股军事和统治势力。

对东印度公司而言，普拉西的核心意义在于把领土征服以及从1765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与贸易结合了起来。但那些岁月里发生的事件有两个深层的因素，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始终是帝国在印度全景的一部分。首先，与法国的较量在公司的进攻中起到了鞭策和借口的作用。法国对英国利益的威胁是否属实或是否夸大并不重要。重点在于，仇法情绪和英法战争形成了公司展开扩张的背景框架。“七年战争”往往被看作法国争取在印度建立帝国的终结，但酝酿于反英印度各王公朝堂之上的法国复兴的幽灵，直到19世纪还一直纠缠和影响着英国的说辞和计划。

普拉西相关事件的第二个历久弥新的特征，就是结盟与敌意跨越了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界线。公司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和米尔·贾法尔、贾加特·塞特银行家族，以及加尔各答的其他商人。同样，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力量部分得到了法国人的帮助。在这样一片利益集团的汪洋中呼唤“合作”毫无意义。实际上，在孟加拉和印度南部的激烈冲突中，正是英法之间（无论这些分类本身有多灵活易变）的仇恨决定了谁是友邦，谁是仇敌。

短期来看，普拉西之战塑造了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俯首帖耳的米尔·贾法尔如今被立为纳瓦卜，该地区成了公司投机商唾手可得的猎物。加尔各答迅速发展，很快便取代了马德拉斯，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社会与政治首府。坐落在胡格利河东岸的威廉堡以砖石重建，深沟环绕，并散布着600门火炮。1756年，老威廉堡只有200名欧洲士兵把守；到了1765年，这座要塞的守军达到了1598人之多。堡垒的城墙之外，市民的数量增长得如此迅速，住宅建设都快跟不上了。一个访客描述新镇子“极不规则，看上去就像所有的房屋都被抛到空中，碰巧落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上”。那些财力有余的人（很多人都负担得起）开始在镇南的密林中开辟地块，建造他们梦想中的“花园洋房”。从1767年起，很多人在加尔各答的恶劣气候中死去，也被埋进了公园路公墓中那些阴凉的圈地里。

巨大的财富，无尽的机会，新殖民社会的种子生根发芽：普拉西大捷好像在一夜之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了一个帝国。但英国人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很多人在孟加拉有利可图。然而，在一家未经考验、无人监督、很大程度上缺乏管理的公司管理层手中，也有着巨大而未知的责任。尽管某些英国人欣然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征服带给他们的机遇，另有些人却为其成本、危险，以及更重要的道义而感到担忧。无论如何，统治孟加拉都是个冒险的事业。说到这个新帝国的回报和风险，没有人比其征服者罗伯特·克莱武本人的体会更深。因为普拉西大捷也成就了罗伯特·克莱武——他决心下一步在英国扬名立万。在印度，克莱武致力于公司的帝国建设；但在英国，他利用自己的印度财富，开始为自己建造一个庞大的物质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