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论模型Ⅰ：封闭经济下的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其创新选择来进行的，创新选择决策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已越来越大，依靠先进技术提高制造能力和对消费者的满足能力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黄茂兴、李军军，2009）。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或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取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libotti，1999；林毅夫等，2004；林毅夫、张鹏飞，2005），前沿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总体利益也可能与其较高的引进成本并不相称（蒋殿春，2001）。林毅夫、张鹏飞（2006）的研究也认为，技术变迁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必要研发或者引进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而创新模仿成本相对较小，通过模仿适宜技术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潘士远，2008），因此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选择是模仿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2005）。

但另一方面，产业化过程中所追求的先进技术或通过模仿获取的先进技术仍然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为了保证这些企业和产业的生存，政府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扭曲措施，造成了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结果，使得经济运行效率低下（林毅夫，1999，2001，2004）。苗文龙、万杰（2005）的研究发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投资扩张，并且投资效率在下降，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依旧不显著。一味地创新模仿和长期放弃技术控制，尽管可能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将丧失技术创新的能力（金碚，2004）。目前我国在关键技术上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30%的平均水平，美国和日本的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仅为5%左右（毛蕴诗、汪建成，2006）。我国部分产业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技术锁定的重点对象，从汽车、家电到电脑、通信设备等都可以发现“技术锁定”的踪迹（冯德连，2007）。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使得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并不能从国外获得，加之适宜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专业技术发展受限，要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就必须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金碚，2004）。

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我国R&D活动的三大执行部门，2010年我国企业R&D经费为5185.5亿元，企业R&D人员187.4万人，占相应总量的比重均为73.4%⁽¹⁾，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这就意味着企业创新选择的总体趋势将影响行业和地区创新选择，并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创新经济学中，通常将创新模式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三种⁽²⁾，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最大区别在于关键技术是否由企业自行突破。企业做创新选择时要考虑风险的大小、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及决策偏好（偏向冒险或偏向保守）等因素（李纪珍，1999），一般来说，只要有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企业就总是倾向于选择最能有助于提高其竞争力的技术和技术进步路径（金碚，2004）。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市场中企业间的动态反应，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行为（陆玉梅、田野，2008）。对于企业来说，能否寻找到适合自身内外部环境的创新模式，是其竞争成败的关键（汪碧瀛、杜跃平，2006）。从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模仿创新能够合法地享受率先创新者开发的市场，能够通过购买生产许可、实施反求工程、利用专利文献等方式获取较高的创新效率，有效降低创新风险（年志远，2004）。安同良（2003）也认为，若企业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作为有限理性的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自然会选择“拿来主义”战略，从而造成市场上模仿创新盛行的现状，使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利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推进。

本章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了封闭市场中的企业创新选择博弈，试图解释影响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提供有益参考。本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设定基本模型，求解考虑企业创新选择时的古诺模型；第二节在均衡解基础上求解企业不同创新选择博弈下的最大化收益，并讨论不同市场规模中的企业创新选择；第三节讨论市场规模、创新成本差异等因素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并结合现实对模型进行展开讨论；第四节是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