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放经济与中国技术进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策略的推行和实施使得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OFDI）进入，我国迅速跻身世界主要的引资国行列。大量文献已经肯定了OFDI对我国生产率的促进作用。Hu和Jefferson（2001）利用中国511家中等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1995—199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Cheung和Lin（2004）及李晓钟、张小蒂（2008）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均发现OFDI的流入对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冼国明、严兵（2005）通过对省际层面1998—2003年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外资能够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外资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正面溢出效应的“门槛值”。但这其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王飞（2003）对中国省级数据的检验发现，外资总体上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Atiken和Harrison（1999）及潘文卿（2003）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外资对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张宇（2009）对2005—2008年发表于国内外核心期刊上的与中国OFDI溢出效应相关的113篇研究的分析发现，其中63篇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有29篇认为OFDI技术溢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或者部分存在，21篇认为OFDI技术溢出效应不存在或存在显著的负溢出效应。

贸易对中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众多文献的肯定，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Xu等（2008）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显著决定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和技术创新，但其影响力随各省的技术水平的不同存在差异。谢廷宇、刘德学（2011）通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的检验发现，在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和国内R&D投入以及吸收能力三个要素中，进出口贸易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考虑有效规模需求假说时，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或对外开放度的提高虽然可能不会显著影响一国的研发投入，但却可以提升国家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同时可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范红忠，2007）。李平和田朔（2010）基于我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出口贸易对创新的溢出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出口贸易的水平溢出效应会显著影响创新，而垂直溢出的影响则不显著。

虽然众多文献肯定了国外技术通过OFDI和贸易等方式对中国技术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国家发展历史上看，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似乎并不高，投入的增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动力，技术进步的贡献非常有限（徐瑛、陈秀山、刘凤良，2006）。郭庆旺、贾俊雪（2005）对我国1979—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的测度和研究显示，该阶段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较低，经济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而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技术进步率偏低、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及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Kujis（2011）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显示，1995—200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至2.7%，同时资本对增长的贡献比重上升到5.5%。这意味着在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长期的粗放型增长加之资源环境的日益制约，使得创新必然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首要力量。因此，要实现国家技术进步，就需要国内研发努力和吸收技术外溢能力发展并举，要完成国家技术超越，关键在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创新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