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塘之夜》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
致《高卢人报》社长先生：
您的报纸是最早宣布《梅塘之夜》出版的消息的，而您今天询问我关于这本书最初来源的几个特殊的细节。您似乎很有兴趣了解我们本来都打算做什么来的，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流派，抛出一篇宣言。
我就来回答这几个问题。
我们并不奢望成为一个流派。我们只是几个好朋友，一种共同的尊敬之情让我们相遇在了左拉的身边，而后，性情方面的一种亲和力，对种种事物的一种相似情感，一种相同的哲学倾向，让我们团结得越来越紧密。
至于我，在文学方面我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又如何能奢望隶属于一个流派？我朦朦胧胧地赞赏在我看来很高级的那一切，无论它是在哪个年代，属于哪个类别。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浪漫精神有一种无意识的、命定的反抗，而这，仅仅只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文学人前后传承，但并不相似。
此外，浪漫主义让我们吃惊的，从中得以产生出一件件不朽艺术作品的，仅仅只是它的哲学成果。我们抱怨雨果的作品部分地毁灭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通过浪漫主义者那华而不实的感伤癖，通过他们那对法则和逻辑的系统性无知，蒙田和拉伯雷的古老常理、古老睿智在我们国家几乎荡然无存。他们用谅解的概念替代了公正的概念，在我们中播撒了一种充满怜悯和感伤的情感，它已经取代了理性。
正是由于他们，剧院大厅中坐满了性情可疑的先生还有姑娘们，观众甚至都无法宽恕舞台上的一个小无赖。大众的浪漫主义道德常常迫使法庭无缘无故地宣告一些奇特人物、一些惹人喜爱的浪荡女人无罪。
我对这一流派（既然这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流派）的大师们抱有一种无比的敬仰，敬仰之中也常常伴有一种我自有我自己理由的反抗；因为我觉得，叔本华和赫伯特·斯宾塞对生活有着很多比《悲惨世界》的著名作者还更公正的想法。这可能就是我还敢做的唯一批评，当然，这就不属于文学范畴了。从文学上说，我们觉得可恨的，是古旧的声泪欲下的手摇风琴，是让—雅克·卢梭发明它的机械结构，而一系列小说家——直到费耶先生
为止，我希望如此——顽固不化地转动着它的摇把，一成不变地重复同一些令人倦怠的老调子。
至于就词语的争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我真的是搞不明白。
一条刻板的哲学法则告诉我们，在触及我们感觉的事物之外，我们什么都想象不了；而对这一无能的证明，就是那些所谓理想化概念，那些被种种宗教虚构出来的天堂的愚昧性。因此，我们只有这样一个唯一的对象：存在与生命，我们必须能够理解它，通过艺术来表现它。假如我们对它给不出既精确又在艺术上更为高级的表达，那就说明我们不够有才华。
当一位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先生，想要写得尽可能地好，并且不断在艺术上进行琢磨，在我看来，他就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至于那个公然宣称要把生活变得比自然更美的人，就仿佛他能想象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能把天空装进他的书中，仿佛他是作为“面向贵妇人的小说家”而写作的，至少，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或者是一个大傻瓜蛋。我很能欣赏童话，我得补充说，这一类构想，在它们的特殊领域中，应该是更为逼真的，比任何一部写当代生活的风俗小说都更为逼真。
现在，关于我们这本书，我来说几点。
夏天时，我们相聚在左拉位于梅塘的家里。
我们全都是饕餮之徒，左拉一个人的食量就抵得上三个普通的小说家，在为长时间的午餐做长时间的消化过程中，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他给我们讲了他未来的小说，他的文学思想，他对各种事情的观点。有时候，他会端起一把枪，眯着近视的眼睛摆弄着，一边瞄准，一边说话，他会朝着青草丛开枪，因为我们告诉他那是一群鸟儿，而当他走过去，发现连一只鸟儿的尸体都没有，他会惊讶万分。
有些日子里，我们去钓鱼。这时候埃尼克就显出了才华，同时却让左拉颇感绝望，因为他只会从水里钓上来几只拖鞋。
而我则躺在“娜娜号”船上，或去水里泡上几个钟头；保尔·阿莱克西在附近溜达，带着一些俏皮的想法；于斯曼抽着卷烟；塞阿尔很不耐烦，觉得乡下太没意思。
一个个下午就这么度过；但是，由于夜晚天气温和，晴朗异常，空气中满溢着草叶的清香，我们每每前往对面的大岛上散步。
我让所有人坐上“娜娜号”，我来划桨摆渡。
一个月圆之夜，我们谈到了梅里美，女士们这样说到他：“多么有魅力的讲故事人啊！”于斯曼说了一番大意如下的话：“一个讲故事人，就是一个因为不会写作，就肆意兜售琐碎小事的先生。”
接着，我们就历数起了所有的著名故事人，还大声地夸奖起了那些叙述者，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最优秀的，当数那位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屠格涅夫，他几乎算得上是法语写作的大师；保尔·阿莱克西声称，写一个故事是件很难的事。塞阿尔，多少有些怀疑，抬头瞧着月亮，喃喃道：“眼下就是一个很美的浪漫背景，应该好好利用……”于斯曼补充了一句：“……来讲一些情感充沛的故事。”左拉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真的应该让每个人都来讲一些故事。这一邀请让我们笑了起来，为了增加难度，我们商谈妥当，第一个人选定的故事框架，其余人随后都得保留沿用，大家都把不同的历险故事加入同一背景中来。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在一片沉睡的茫茫田野中，在明亮的清辉下，左拉开始给我们讲述那个关于悲惨战争的可怕一页，题目叫“磨坊之战”。
当他讲完后，众人齐声喝彩：“得把它快快写下来。”
他开始笑起来，说：“已经做了。”
翌日，轮到我讲了。
第三天，于斯曼讲了一个毫无热情的别动队士兵的悲惨命运的故事，让我们听得十分开心。
塞阿尔为我们再叙了巴黎围困战的情景，带有种种新的解释，故事中充满了哲理，即便说不上真实，也十分逼真，但始终十分可信，恰似荷马的古老诗歌以来的很多作品。因为，如果说，女人永远都在引诱着男人犯傻，那么，她们所格外青睐的军人，则必然会比其他人更深受其害。
埃尼克再一次向我们证实，人是有两面的，割裂开来看时，单独的人经常是聪明而又理性的，但他们合在一起时，则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野蛮粗暴。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谓的群体之醉。我真不知道还有比那座妓院的围困战以及对可怜姑娘们的屠杀更滑稽，同时也更残忍的事情了。
但保尔·阿莱克西让我们足足等待了四天，因为他一直找不到主题。他想为我们讲述普鲁士士兵侮辱尸体的故事。我们的公然愤慨让他闭上了嘴，最后他想了一个好玩的故事，讲一个高个子女人前往一个战场，去那里收拾她战死的丈夫的尸体，后来却被一个可怜的伤兵“感化”。而那个士兵竟是一个神甫。
左拉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并建议把它们汇集成书出版。
社长先生，以上就是相关的几点说明，它们虽然是匆匆赶写出来的，却包含了种种的细节，我想，它们一定会让您感兴趣的。
敬请接受我最为诚挚的问候，并由衷地感谢您的深情厚谊。
（原载《高卢人报》1880年4月17日）
余中先 译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短篇，有的在法国出版，有的在外国出版。我们认为，它们拥有一种唯一的概念，一种同样的哲学，故而我们把它们收集到一起。
我们预期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恶意的和无知的非议，常见的批评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证明。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要公开地肯定我们真正的友谊，同时，还有我们的文学倾向。
左拉于梅塘，188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