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刻尔克大撤退

祈愿仪式——“沉重的坏消息”——阁员的反应——小型舰只的集结——“蚊式”舰队——撤退国人——给戈特勋爵的最后命令——可能产生的后果——戈特将敦刻尔克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斯皮尔斯将军和贝当元帅——撤退完成——空军获胜的重大意义——英国的决心

5月26日，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简短的祈愿仪式。英国人天性内敛，但当唱诗班的歌声响起时，我能感受到在场的人那压抑的热情以及恐惧，当然，我们不惧怕死伤或是任何物质上的损失，我们真正担心的，是英国会战败并被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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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的周二，时隔一周后，我又一次来到下院。在此之前，我觉得没有必要发表任何声明，议员们也不需要任何指示。但此刻，大家意识到这一周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决定我军，甚至其他很多事情的命运。我说道：“下院的各位同僚们要做好应对沉重的坏消息的准备。此刻，我只想说一句，不管未来战局怎么样，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地践行我们曾经的誓言，履行保卫世界和平的职责，我也相信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往的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的灾难和绝望，但我们最后都挺了过来，并将敌人彻底打败。”自打联合政府成立以来，所有非内阁官员中，我只单独见过几个，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在下议院办公室召开一次大会，所有内阁阁员和内阁级大臣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大约有二十五人，我向他们阐明了战况，告诉他们目前所处的形势以及潜在的威胁。我用看似不经意的语气说道：

“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发生什么，我们都将继续战斗。”

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都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议员，在战前所持政见（不管对错）皆不相同，但此刻在座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听完我的话后，有很大一部分人立刻起身，跑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背，兴奋地大叫着。毫无疑问，此刻，倘若我在领导方面有任何犹豫不决，就一定会被轰下台去。我敢肯定在场的每一位大臣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即便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也绝不投降。我相信他们的态度，代表着整个下院和几乎所有民众的态度。之后的几个月里，只要一碰到合适的场合，我就会代表他们发声，因为他们的心声也同样是我的心声。此时的英国势不可挡，举国上下万众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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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法两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已有翔实记载。自20日以来，多佛尔军港司令海军上将拉姆齐便已经开始筹备相关事宜，各色舰只及小艇在他的号召下开始集结。5月26日晚六时五十七分，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当晚，第一批士兵顺利离开敦刻尔克回到英国。由于布洛涅和加来先后沦陷，目前唯一的生路只剩敦刻尔克港及毗邻比利时的大片海滩。此刻，据估算，我们最多只有两天时间可供撤离，原定计划撤出四万五千人。5月27日一早，我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抽调小型船舶用作“特殊用途”。我们必须有充足的小船供英国远征军撤离，因为大船吃水较深，无法靠近海滩，就需要这些小型舰只将士兵们从海滩接到停泊在近海的大型舰只上去。在海运部里格斯先生的建议下，海军部的官员们挨个排查从特丁顿到布赖特灵锡之间的每一个船坞后，又征用了四十艘摩托艇和汽艇，这些舰只第二天便集中在希尔内斯，以供调遣。与此同时，伦敦各码头班轮上的救生艇、泰晤士河上的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和游艇，以及一切可在浅海地区工作的舰只——全部被征用。27日晚，一大波小船如潮水般从海上涌来，从我方港口驶向敦刻尔克海滩，去迎接我们挚爱的士兵们。

撤退行动刚一开始，英国海军部便竭尽全力，开始在南部和东南沿海一带征用舰只。凡是有船（不管是汽船还是帆船）的人，都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出海，驶往敦刻尔克。所幸我们一个星期前就开始筹划这项工作，现在又有大批舰只自发驶往敦刻尔克。29日，只有部分舰只抵达敦刻尔克，但从31日开始，四百多艘小船又相继驶往敦刻尔克，这些舰只成为撤退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期间将近有十万名士兵从海滩接驳到停在近海的大型舰只上去。这些天，我都没有看到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几个熟悉的面孔。他们驾驶着一艘荷兰小船，四天内运送了八百名士兵。冒着敌军的空袭，参与本次行动的共计八百五十艘舰只，其中，近七百艘来自英国，其余的来自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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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官方统计数字（不包括未载运士兵的舰只）：

此时，敦刻尔克海岸附近的防御工事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士兵们到达桥头阵地后严守纪律，保持阵型，立刻投身到防线部署中去，不出两天，敦刻尔克地区的防线实力便大大增强。军容较好的队伍负责在外围守卫防线。损失严重的队伍，如第二和第五师，则作为后备部队，在沙滩上等候，率先登船。起初，有三个英国师的队伍负责守卫外围防线，但到29日，法军接手了更多的防御任务，两个英国师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敌军步步紧逼，战斗一刻未停，尤其是尼乌波特和伯格附近地区的侧翼部队，与敌军打了好几场恶仗。随着撤退行动的推进，敦刻尔克地区的英法盟军数量稳步下降，英法联军所控制的防线也日益缩短，沙滩上的数万名士兵不得不承受敌军的连日（三四天，甚至五天）空袭。希特勒认为，光靠德国空军的力量便足以阻止盟军撤退，这样就可以保存装甲部队实力，留待下次发起总攻。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但也不无道理。

希特勒的美好愿望之所以付诸东流，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德军虽不断向岸边的军队发动空袭，但造成的伤亡很小。炸弹落到沙滩上，柔软的沙子吸收了爆炸产生的绝大部分能量。刚开始的时候，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德军的空袭虽然猛烈，但几乎没有伤亡。炸弹只有落到岩石较多的海岸地带，才可能造成较惨重的损失。久而久之，现如今士兵们对于敌军的空袭已经不屑一顾了，他们淡定地蹲在沙丘旁，内心的希望之火越燃越烈。前方的大海虽然灰蒙蒙的，但在他们眼里却是一片如日方升的气象，因为那里有赶来救援的舰只，海的那头是他们的故乡。

第二个希特勒没有预料到的因素是德国空军的惨重伤亡。此时是对英国空军和德国空军最直接的考验。英国战斗机倾巢而出，不间断地在撤退现场巡逻飞行，对抗德国空军。他们不断地向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群发起冲击，冲散敌机阵型，驱离敌机，从而重创敌军。皇家空军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战斗着，直到取得辉煌的胜利。德军一般都是四五十架飞机一起出击，但皇家空军（哪怕只有一个中队，甚至更少）只要遭遇德国空军，便立即发起攻击，每次都能击落数十架敌机。截至目前，德军在飞机上的损失已达几百架。我们最后的王牌——首都空军也已全部出动。最多的时候，飞机一天内要出击四次，但这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强大的敌军飞行员，虽技艺娴熟，但仍被我军击败、击杀或吓退。总之，整个撤退过程中，英国空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遗憾的是，沙滩上的士兵未能亲眼看见这一壮举，因为绝大部分空中战斗都发生在离岸边数英里的海域，或是云层上空，他们未能亲眼看见敌军的惨状。他们只能感受到敌机呼啸而过，在沙滩上投下炸弹，很多敌机就此一去不返。因此，陆军士兵们甚至对我们的空军心怀不满，有一些在多佛尔港或泰晤士河港口登陆的士兵，由于不清楚状况，竟对穿着空军制服的人破口大骂。他们应该对空军致以掌声，但话说回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只有苦口婆心地向议会阐述事实的真相。

但是，倘若没有海上这一退路，前两者都是徒劳。十天或是十二天前下达的撤退指示，得益于人们高涨的情绪，即便在危急的形势下仍然收获颇丰。不管是在海滩上等待上船的士兵，还是已经上船的士兵，都保持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有条不紊。海上风平浪静，无数小船在大船和海岸间来回穿梭，将在海中跋涉的士兵们摆渡到大船上，并不时地将落水的士兵救起。船员们完全不顾敌军的枪林弹雨，即便粉身碎骨也毫不畏惧。尽管敌人的空袭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但与众多小船装载的人员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总的来说，我们的“蚊式”舰队是永远不会被击沉的。正当我们节节败退时，团结、不可战胜的英国人民仍有理由为我们的壮举感到自豪，敦刻尔克撤退这一佳话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小船在这场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往返于敦刻尔克港和英国之间的大船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将三分之二的士兵撤回了国内。从上文提到的舰只损毁表可以看出，驱逐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私人舰只和商船水手们的功绩也同样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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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焦急地关注着此次行动的进展，事态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27日晚，海军当局看到戈特将军所守的阵地危在旦夕。于是，来自海军部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此刻负责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高级海军军官）发来请求，要求动用每一艘能用的舰只，立即向敦刻尔克进发，因为“明晚能否撤离尚待研究”。眼下形势危急，甚至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为响应坦南特的请求，我们竭尽所能，抽调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支援敦刻尔克。28日，陆上战事吃紧，但随即在皇家空军的大力协助下，慢慢得到控制。29日，虽然在德军的攻击下，英军伤亡惨重（这一天，德机击沉了三艘驱逐舰外加二十一艘其他舰只，另有多艘舰只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但撤退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我们从未打算抛弃法军。在法国尚未提出任何请求及怨言前，我就已经下令：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

（原件送帝国总参谋长）

法军也应同英军一起，尽量从敦刻尔克撤出，这点十分重要。法军可以依靠的不单单只有本国舰只，我们应当立即与法国驻英国代表团或法国政府（如有必要）取得联系，做好安排，避免引起争端（或将争端降到最少）。或许，为避免指挥混乱，我们可以暂时让我们的军队顶替法军驻守敦刻尔克，先将法军的两个师撤离。请容我从长计议，想出最佳方案，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

1940年5月29日

首相致斯皮尔斯将军（巴黎）：

请将下文送交雷诺，以便告知魏刚和乔治：

我们已经从敦刻尔克港及周围海滩撤离近五万人，希望今晚还能撤离三万人。目前，我们的防线随时可能被击破，码头、海滩以及舰只也可能在敌军的空袭和来自西南方的炮火下全部瘫痪。没人知道眼下这种顺利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也没人知道将来还能撤离多少人。我们希望和法军一起撤离，最大限度地撤离。我们已经下令，倘若法国海军请求支援，海军部应立即施以援手。我们不清楚将来会有多少士兵被俘，但不管多少，我们都希望尽我们所能，和法军一起承担损失。我们也清楚，在这过程中难免会有混乱、压力和辛劳，但我们都毫无怨言。

或许德军近期便会大肆入侵英国，但一旦我们将撤回的军队重新整编好，一旦我们做好抵御德军入侵、保卫自己家园的准备，我们就将在圣纳泽尔地区组建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我从印度和巴勒斯坦调来的正规军正在途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很快也会赶到。眼下我们正在搬运亚眠南部地区的武器装备，这些装备足够为五个师所用，甚至还绰绰有余。但这些装备只供妥善部署和应对突然袭击之用，关于重整英军驻法部队的方案，我很快就会发给你。这封信寄托了我们之间的同盟之情，如有任何意见请直接与我沟通。

194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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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我召集三军大臣和参谋长在海军部作战室举行会议。我们商讨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局势。目前撤出的士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包括六千名法国士兵，参加此次行动的各色舰只共计八百五十艘。海军上将威克·沃克从敦刻尔克发来信息：尽管敌军发动猛烈空袭，弹如雨下，前一小时仍有四千人安全撤离。此外，他认为敦刻尔克可能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了撤离更多法军士兵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如若不然，这将会破坏我们和盟友之间的友谊，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我还说，当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只剩一个军时，戈特勋爵应当登船撤回国内，由该军军长负责指挥收尾行动。英国军队应当死守阵地，这样就能让法军继续撤离。

由于我早已摸清戈特勋爵的脾性，我便亲自给他下达了如下命令，并于30日下午两点由陆军部正式下达：

撤退行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为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撤出将士们，请坚守阵地。此外，请每隔三小时通过德潘讷向我们汇报一次。倘若通讯顺畅，届时，当英军所剩无几，由一个军长便可负责时，我们会下令让你携挑选的部分官员撤回国内，并将指挥权移交给这位军长。因此，请立即确认这位军长的人选。这是我们经商议后做出的合理决定，军令如山，不得违抗。倘若所剩兵力无几，你作为总指挥又被敌军擒获，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说，敌军又取得了另一层面的胜利，这就得不偿失了。你指定的接班人，应当负责继续同法军一起坚守防线并继续从敦刻尔克和周围海滩撤离，若无法继续撤离，或无法继续组织有效抵抗、打击敌人时，他有权同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我发的这最后一封电报很可能也对后续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另外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在美国白宫，我从美国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其所率科里几多尔岛驻军的艰难处境。当时，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我们当年是如何应对相类情况的（当一个司令官所指挥的队伍所剩无几的时候）。于是，我把现在的这封电报拿给他们看，总统先生和史汀生先生仔细研读了一番。这封电报好像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让我大吃一惊。那天晚些时候，史汀先生过来找我要了一份电报的副本，我当即给了他。可能就是这封电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让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麦克阿瑟将军奉命将指挥权移交给手下的一位将军（温莱特将军），从而避免了战死或被日军俘获的命运，才能在日后叱咤风云，立下丰功伟绩。希望事实真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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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和多佛尔港司令海军上将拉姆齐商议后告知我，东部外围阵地最多只能坚守到6月1日白天。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最后的机会抓紧撤离，并尽可能保证最后留在岸上的英国后卫部队不会超过四千人。但随后，我们发现这样不足以防卫最后的阵地，因此决定让英军留守阵地直至6月1日与2日之间的午夜。与此同时，应确保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同时撤离法军和英军。

最终，5月31日晚，戈特勋爵按照指示将指挥权移交亚历山大少将后撤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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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误会，我必须在31日亲自飞往巴黎，参加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同行的有艾德礼先生、迪尔将军、伊斯梅和斯皮尔斯将军。斯皮尔斯在议会任职，聪明睿智，自一战时便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法军左翼和英军右翼部队间的联络官，他于30日刚刚从巴黎飞回英国，带回法国的最新消息。他有一半的法国血统，曾在1916年带我前往维米岭，并将我引荐给法国第三十三军司令法约尔将军。斯皮尔斯将军法语讲得很好，袖子上五条军功章，耀眼夺目。此时此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缓和英法两国间紧张的关系。在应对及处理困难时，争论在所难免，通常，法国人喜欢喋喋不休，言辞激烈，而英国人则通常沉默不语，略显无礼。但斯皮尔斯在和法国高层领导交流时，语气温和却不失魄力，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出其右。

此次，我们并未去外交部，而是来到位于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雷诺先生的办公室。我和艾德礼发现，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国内阁成员只有两位——雷诺和贝当元帅。贝当元帅现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英法两国间的会议，他今天的穿着比较随意。出席此次会议的英方代表除了我和艾德礼之外，还有英国驻法大使、迪尔、伊斯梅和斯皮尔斯。法方代表中除了雷诺和贝当之外，还有魏刚、达尔朗、雷诺私人办公室主任德马尔热里上尉和法国战时内阁秘书博杜安先生。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挪威的局势。我说出了英国政府的想法：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们认为应当立即从纳尔维克地区撤离。我们应当将驻扎在那里的军队、驱逐舰和一百门高射炮转移到更需要它们的地方，此外，我们提议于6月2日开始撤退。英国海军可以将法军、挪威国王和任何愿意去法国的挪威士兵运回法国。雷诺说，法国政府对此并无异议，倘若意大利参战，地中海地区将急需这些驱逐舰，与此同时，若能将该地的一万六千名士兵安插到埃纳河和索姆河战线上，可能起到的作用更大。于是，这个问题就算了结了。

随即，我谈到了敦刻尔克地区的形势。关于北方各集团军的情况，法军知道的似乎并不比我们多。当我告诉他们已经有十六万五千名将士（其中有一万五千名法国士兵）成功撤离后，他们显得十分惊讶。当然，他们肯定也察觉到了在撤离的人员中，英军占绝大多数。对此，我解释道，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法军多数在前线奋战，不得抽身，而许多英军师身处后方，距海较近，得以率先登船撤离。此外，法军直到现在都未收到撤退的命令。我来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确认法军是否收到了我们发给英军的类似的指示。目前严守中央阵地的三个英国师足以掩护所有盟军撤退，这是我们能为损失惨重的盟军所做的弥补，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不遗余力地出动舰只帮助盟军顺利撤退。此时此刻，形势危急，英王陛下政府觉得有必要让戈特勋爵将尚能战斗的士兵先行撤离，伤员紧随其后。倘若一切顺利，我们有希望撤出二十万身强力壮的将士。这次行动堪称一个奇迹。四天前，我们还想着此举最多只能撤离五万人。对于在此次行动中丢弃的大量装备，我迟迟不能释怀。雷诺对英国海军和空军的成就大加赞赏，对此，我深表谢意。随后，我们详细探讨了如何重建英国远征军这一问题。

期间，海军上将达尔朗草拟了一份电报，准备发给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其文如下：

1．你应当率领麾下的几个师同英军司令指挥的几个师死守位于敦刻尔克周围的一个桥头阵地。

2．一旦你确定阵地外部队再无撤退可能时，请你指挥驻守桥头的部队立即登船撤退。记住，让英军率先登船。

我随即打断道：“英军不会先撤，英法盟军应当共同进退——携手并肩。”我说由英军殿后，大家对此表示赞同。

随即我们又谈到意大利问题。我代表英国政府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倘若意大利参战，我们将立即予以痛击。意大利国内有很多反战人士，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战争的残酷性。我提议，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应当立即空袭意大利西北部的工业三角地带，即米兰、都灵、热那亚三城。雷诺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海军上将达尔朗说他已制订好计划，意大利一旦参战，便将组织海军和空军对意大利的石油供给基地实施轰炸，意大利的石油大半储藏于意法边境至那不勒斯沿线的海岸地带；对实施过程中所需技术问题的讨论也已提上日程。

随后我还提议，希望刚刚组建的英国战时内阁中能有更多成员可以尽快与法国内阁的同僚们相互认识。比如，我希望英国劳工大臣兼工会主席贝文先生到访巴黎。贝文先生活力四射，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的工人阶级做出比上次战争时更大的牺牲，放弃了假日和其他一些特权。雷诺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现出极高的诚意。

谈完丹吉尔和西班牙宣布其为非交战国的重要意义后，我又谈起了对未来总局势的看法。我说：“盟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一切敌人奋战到底……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激怒了美国人，因此，就算美国现在不参战，他们很快也将会大力支援我们。倘若德国入侵英国，也将对美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英国人无所畏惧，对于敌国的入侵也将予以激烈反抗，我们将不惜一切进行战斗，大大小小的村庄都将奋起反抗。我们需要一部分士兵进行本土防御，其余的部队任凭法国差遣……我坚信，只要我们奋战到底，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便盟国中的任意一国败北，剩下一国也应当继续战斗。倘若英国不幸被夷为平地，我们也将在新世界来临时继续战斗。倘若德国击败了我们当中的任意一国，或是两者都败在德国手下（相信德国绝不会手下留情），我们便将永远沦为傀儡和奴隶。我们宁愿让西欧的文明惨遭毁灭，也绝不愿意看到我们两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失去生存的意义，如行尸走肉般苟延残喘。”

艾德礼先生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英国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目前的困境，也知道一旦德国得逞，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德国人不仅滥杀无辜，还会奴役别人的思想。英国民众从未如此坚决。”雷诺先生对我们所说的话表示感谢。他确信，德军之所以如此得意只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相比之下，德国人民的士气并未高涨到这种地步。他说如果法军能得到英国的帮助，成功守住索姆河，倘若美国能保障我方军火供应，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由于我重申了我的承诺（即一国战败，另一国仍继续战斗），雷诺先生对此表示感谢。

至此，正式会议结束。

当众人起身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几位政要移步飘窗旁继续交谈，气氛相较于之前的正式会议则稍有不同。斯皮尔斯则和我在一起，一边帮我做着翻译，一边不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位年轻的法国人——德马尔热里上尉，提出要在非洲战场战斗到底。但贝当元帅对此无动于衷，一副神情恍惚、黯然失色的样子时，我感觉他是想单独同敌军媾和。贝当元帅极具个人魅力和影响力，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处理逆境的能力，不怒自威，麾下将士唯他马首是瞻。这时，一位法国人（具体是谁我记不清楚了）用他们一贯优雅的腔调说道，倘若形势继续恶化，那么法国就不得不改变外交政策了。听到此处，斯皮尔斯站出来用流利的法语说道：“元帅，我相信你知道，这意味着要实施封锁。”又有人说道：“这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接着，斯皮尔斯又当着贝当的面说道：“不仅仅要封锁法国，还应当对被德军控制的所有法国港口实施轰炸。”斯皮尔斯能这么说，我很欣慰。我哼起了经常唱的一首歌：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倒下，我们都将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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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外面零星的炮火声仍旧不断，我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回国。回国后，我便立即给魏刚将军去信：

首相致魏刚将军：

现如今，撤退行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英国空军已经倾尽全力，五个战斗机中队不间断作业，但今早仍有六艘舰只（其中一些满载官兵）被敌军炸沉。敌军的火力只对能通行的航道构成威胁。陆军方面，桥头阵地越来越小，敌军逐渐缩小包围圈。倘若我们坚守阵地至明天，那我们将全军覆灭；倘若今晚撤退，虽然仍会损失部分兵力，但很多人必然也会获救。目前，桥头阵地内尚能战斗的法军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我们怀疑阵地内的总人数都没有那么多。对于目前的形势，你我都不得而知，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身在碉堡内也不能做出准确判断。因此，我们派遣桥头阵地英国防区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与你方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商议后再做出决定，是否应坚守到明天再撤。相信你会应允。

1940年6月1日

5月31日和6月1日两天，我们迎来了撤退高峰（撤退行动尚未结束）。光这两天就有十三万两千人成功在英国登陆，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沙滩登上小船的。6月1日一早，德国轰炸机便全力出动，经常在我方战机返回加油的间隙发起攻击。由于海上舰只密集，在德军的攻击下，我方损失惨重，几乎为前一周之和。单单这一天，在德军飞机、水雷、快速鱼雷艇的袭击下，加上其他不幸遭遇，我方共有三十一艘船被击沉，另有十一艘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撤退行动已经进入尾声，我们的行动也越来越熟练，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地按计划行事，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频出的状况搞得措手不及。6月2日拂晓，敦刻尔克的桥头阵地在敌人的压力下继续缩小，此时坚守阵地的有四千名英军，配有七门高射炮和十二门反坦克炮，以及大量法军。此刻，撤退行动只能在夜里进行，夜幕一降临，海军上将拉姆齐便下令调集一切可用舰只前往敦刻尔克港。当晚，四十四艘舰只（不包括拖船和小艇）从英国出发，其中包括十一艘驱逐舰和十四艘扫雷船，此外，还有四十艘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舰只也加入行动。午夜前，英国后卫队便已全部登船。

然而，撤退行动并未结束。那晚，我们本打算撤走更多的法军（比法军自己提出的还要多），当拂晓时分，我们的舰只准备返航时（船上还有很多空位），还有大量法军（其中很多仍在与敌军周旋）留在岸上。因此我们不得不继续努力，继续行动。这时，尽管船员们已经连日奋战，但他们仍然不惧辛劳，响应号召。6月4日，有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名法国士兵在英国登陆，其中，英国舰只运送了超过两万一千人。不幸的是，有几千人留在那里，继续在日渐缩小的桥头阵地内战斗，直到4号早晨。此时，敌军已经进入该城外围地区，他们也已精疲力竭。为了掩护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同伴撤退，他们英勇奋战了很多天。他们的余生将沦为俘虏。让我们铭记：如果不是敦刻尔克后卫部队的坚持，我们在英国重建部队来进行本土防御和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也会异常艰辛。

最后，当天下午两点二十三分，海军部经法国同意后宣布“发电机行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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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召开议会，我向议会报告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我觉得我有责任这么做，而且还要在以后的秘密会议中详细阐明这次行动的始末。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份发言稿，在此，我截取几段。眼下，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我们的群众和全世界，我们之所以有战斗到底的决心绝不是纸上空谈，我们所做的一切也绝非垂死挣扎，我们之所以这么自信是有根据的。

我们必须极其慎重，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行动孕育着胜利！这场胜利属于我们的空军。很多归来士兵在登陆时并未看到空军的行动，英国空军在掩护他们撤退时向德军发起袭击，但他们只看到仓皇而逃的德军飞机，他们忽视了英国空军付出的努力。我听到很多人指责我们的空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澄清这一事实的原因。让我来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

这次行动是对英德两国空军的重大考验。德国空军的目标不就是阻止盟军从海滩上撤退，并击沉参与运输的数以千计的舰只吗？纵观整个战局，还有什么比这一目标更重要，更有战略意义呢？他们千方百计想要达成目标，但我们并未让他们得逞，他们也因此尝到了挫败的滋味。我们的陆军成功撤离，德军也付出了四倍于我们的代价……事实证明，我们的空军在质量上要优于我们的对手，我们的飞机、驾驶员的素质全线占优。

相比海外作战，在本土上空抵御外敌入侵时，我们的空军将发挥更大的优势，我想说，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要向这些年轻的飞行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仅几千辆敌军装甲车便让强大的法国陆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那是不是意味着保卫文明事业的任务本身就只能依靠几千名飞行员呢？

有人告知我们，希特勒先生有入侵英伦三岛的打算，以往也有人有这样的念头。当年，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一年以后，有人告诉他说“英国那边有顽强的野草”。自从英国远征军平安撤离后，这种野草也就更多了。

此刻，相比于一战和二战开始至今，英国本土的兵力空前强大，这些队伍将在本土防御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自满。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本土防御。我们还要履行对我们的盟友的责任。我们要将以戈特勋爵为首的英国远征军重新组建起来。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但我们必须优化本土防御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只需在国内留下小部分军队便可保障本国安全，我们也就能派遣尽可能多的军队向敌军发起攻击。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我在结尾时说的一段话，正如将来可以看到的，对美国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文明古国已经陷入或即将陷入盖世太保的魔掌和纳粹的爪牙之下，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相信我们的空军也会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将继续信心满满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守卫我们的祖国，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地区被征服且已穷途末路——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也将在英国舰队的武装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在上帝认为合适的时候，新世界拿出它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