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危机四伏

未来战争的种种恐怖——关于未来战争技术的一些预言——协约国痛恨战争和军国主义——十万志愿兵的限额——塞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又一个沙恩霍斯特”——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撤销——德国航空业的发展——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在战时快速转型的工厂——英国设想“十年内无大战”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对于自欧洲停战到1922年底这四年英国政府的更迭变化，我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感想。这本书写于1928年，当时我已深深预感到了未来悲剧性的大灾难。

直到20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经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帝国，各民族在迅速崛起，集体意识日趋强大。在此基础上，屠杀事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迈着坚定的步伐，有计划、大规模地展开了。人类最卓越的才华都集中到发展大规模的屠杀能力上。雄厚的财力，世界范围内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积累，使得全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把精力转移到破坏事业上。民主政体给予了亿万人表现意志力的机会；教育不仅将战争冲突的概念植入人心，并教导每个人要尽全力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新闻媒体也成了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宗教在根本问题上会小心翼翼地避谈战争，但却以各种方式给所有战斗人员（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视同仁的鼓励和宽慰；最后，科学将她的宝藏和秘密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利欲熏心的人们，把决定胜负的强大器械和装备置于人类之手。结果，许多奇异的现象出现了。不仅设防的城镇出现了饥荒，整个国家也一步步地陷入饥荒所导致的国力衰退过程；所有人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投入了战争，但都是战争攻击的对象；天空划开了一条条的路，把死亡和恐惧带到了远离军队的后方，带给了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带给了那些在以往的战争中不允许受到侵害的人们；铁路、轮船和机动车辆奇迹般地组织起来，把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送向战场；治疗和外科手术技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直至精湛完美，使伤员一次又一次成功返回屠宰场。所有事物，凡是能够在战争这个浪费过程中派上用场的，就坚决不能浪费，甚至连士兵们垂死的哀鸣也能够产生军事效果。

然而大战前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前奏，不过是为即将到来的第五年做铺垫。1919年的战役如果打起来，一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如果德军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在1919年夏季的战役中，他们将会遭到各种闻所未闻、威力强大的袭击。成千上万的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家园，数万门大炮将对准他们的前线阵地，将其夷为平地。当时对付德国的方案正在制订：将二十五万整装待发的军队，用机械化车辆穿越国界送往德国，以每天十至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同时，对德国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毒气，这种毒气只有一种秘密防毒面具可以预防（德国当时无法及时获取）。这种毒气能使敌方全线崩溃，失去抵抗力，所有生命会陷入瘫痪状态。不可否认，德国也会有他们的战争计划。但怒目相向的时刻已经过去，停战的讯号已经响起，对1919年的惊恐将永远埋藏在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

像开战的情形一样，战争就这么全面地戛然而止了。世界抬起了头，映入眼帘的满是废墟，战胜国和战败国都舒了一口气。在上百个实验室里，在上千所军械库里，在工厂里，在办事处里，人们突然站了起来，转身放下他们一直全神贯注的工作，扔下他们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实行的项目。但他们的知识保留了下来，他们的资料、数据和研究发现，被各国的军事部门匆忙地捆绑在一起，贴上“存档备查”的标签。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起来，但他们的战斗策略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在每支军队中，在和平外衣的掩盖下，这些策略都在继续深入探究，仔细推敲，提炼总结。如果战争再次发生，使用的就不是为1919年战役所准备的武器装备了，而是这些武器装备的升级版和拓展版，其致命性和毁灭性将是无与伦比的。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进入了被称为“和平时期”的疲惫阶段。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对整体形势进行思考的机会。在思考中，一些令人忧郁的事实，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慢慢显露出来一样，在你眼前出现了，模模糊糊先是一个轮廓，逐渐成形，直到越来越清晰。在以后的战争中，举国上下的人民，即那些遭受敌人暴虐伤害的人民，都会竭尽全力参与到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去，这是一个颠扑不灭的事实，凡是那些感到自己身处险境的国家，绝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绝地反击以求生存。这是有可能的——不，这是绝对的——下一场战争所使用的手段是极具毁灭性的，其破坏程度不可估量，或许一旦使用，就会无法控制。

人类从未陷入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明显的品德进步，理智上也没有智者的引导，手中却第一次拥有了足以将其族群毁灭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正是人类所有的荣誉感和勤劳努力将人类引向了这个节点。人类最好能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他们所担负的新的责任。死神已经在立正等候服从命令，迫不及待地准备着向全人类挥舞手中的砍刀。准备着，只要一声令下，就将摧毁所有的人类文明的产物，不留一丝复兴的希望。死神等待的仅仅是一个命令的口号，从孱弱的、迷茫的人类口中发出的口号，人类一直以来是死神的受害者，但现在——就只有这么一刻——变成了死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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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写的这些话，都已于1929年1月1日出版了。然而现在，已是十八年后的又一个新年，如果重写，我也依旧一字不改。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我本人负责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为了确保如果最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能够胜利，或者至少能够幸存下来。我认为，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容易预防了，我本人一直都做好了随时使用武力反抗暴政和避免灾难的准备。然而，如果我们英国、美国还有一战的协约国能够像处理日常事务一样，本着一致性原则，按照常理办事，或许就根本不必使用没有法律约束的武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力量，不见得非要冒流血的危险。然而，英国、法国，尤其是颇具实力秉公办事的美国，他们遗忘了自己的目标，抛弃了自己由衷支持的主张，任凭局势发展，导致事态渐渐发展到人们最为担心的程度。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恰恰是如此的相似，如果这些国家仍旧还是要用同样善意的目光和短浅的行为处事，肯定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恐怕没有人能活下来再给后人讲故事了。

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有关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今天仍不应忽略：

是否会有一些使用爆炸能量的新方法，其威力之大，迄今为止的任何发现都无法与之相比？是否会有一种炸弹，比橘子还小，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能炸毁整个街区的建筑？不，是否能集中千吨火药的威力，一瞬间炸毁整个城镇呢？是否能将现有的炸弹通过无线电或其他射线装在自动操作的无人飞行器上，不停地轰炸敌方城市、军械库、大本营或者造船厂？

至于各式各样的毒气和化学武器，那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经写完的第一章。毫无疑问，莱茵河两岸的人们无一不借用科学之力、抱着极大耐心研究着每一条新的毁灭之路，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毁灭性资源仅限于无机化学呢？疾病研究——正在有步骤、有准备地将各种病毒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这肯定不仅仅只是在大国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还有毁坏庄稼的枯萎病，害死马牛等牲口的炭疽病，不仅可以毒害军队而且足以横扫整个地区的瘟疫病毒—军事科学正无情地沿着这些道路前进。

以上这些话都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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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傲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征服，必然会奋不顾身力争尽快重新武装起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要有办法，他们就绝不会尊重和服从强迫他们执行的条约。

安逸会反悔痛苦时承诺的誓约，

视其为暴力所迫的无效之约。

因此，强制战败国长期解除武装是我们这些战胜国的职责所在。为达到目的，战胜国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战胜国自己必须保持充足的军备，必须孜孜不倦地保持警觉和维护自己的权威，同时要贯彻执行和约中有关禁止敌对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条款。第二，战胜国也应尽全力使战败国消除怨恨，以宽容的行动设法使战败国恢复其繁荣，并想方设法创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真正友情的基础，逐渐消除战败国试图再次诉诸武力的动机。这些年来我摸索出一条原则：“若要战败国裁军，须先安抚战败国怨气。”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英、法、美三国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将一个强国所有的男子集中起来组建成军队，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战胜的协约国在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下，将德国军队裁减至十万人，并禁止其征兵。于是这支部队成了军中的核心和熔炉，只要有可能，就可以从中打造出上百万人的军队。这十万士兵就是十万个未来的领袖，一旦决定扩充军队，士兵就会升为士官，士官升为军官。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劳合·乔治先生防止德国军队重生的计划考虑不周。在和平时期，任何外国的监督都根本无法掌控德国招募的十万军人的素质。然而问题并不取决于此。仅守卫德国边境这一项，就需要三百万至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军人。因此，德国要缔造一支能与法国抗衡，甚至能超越法国的军队，不仅涉及军官的培养，恢复过去的军团编制，还要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当兵。志愿军、青年运动团、警队拓编、老兵协会，各种民间组织，甚至非法组织，在过渡时期都可能发挥作用。总之，没有全民皆兵为后盾，这一切都只空有一副骨架，没有皮肉经络的空骨架。

因此，如果没有施行征兵制度，德国根本无法组建一支足以和法国抗衡的军队。这是一条界线，如果不公然违背《凡尔赛和约》，这条界线就无法跨越。德国可以提前做各种隐蔽的、巧妙的、煞费苦心的准备，但总有一天，德国会撕破脸皮违反合约，公然对抗胜利者。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当时能对德国施加压力，谨慎提防，德国就不可能再一次沦为战争机器。一般来讲，每年召集的新兵，无论之前受到过多么好的教育，至少要在军团或其他单位训练两年，只有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后备军才能逐渐形成并壮大，而后备军又是现代陆军必不可少的力量。尽管在之前的战争中，法国人员损耗巨大，但无论如何仍保持着每年定期招入新兵和训练新兵的习惯，并将受训的新兵编入后备军，成为整个国家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整十五年，德国都不允许组建类似的后备军。这些年里，德国军队或许有机会培养和发扬其军事精神和传统，但做梦都别指望能与法国对抗，在榜上占得一席之地，因为法国长年累月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发展军备，组织有生力量，每年法国的军事体制都会源源不断地定期输送大批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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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将军是二战时期德国陆军的核心和缔造者。早在1921年，塞克特就忙着秘密筹建一支规模不小的德国陆军，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卑躬屈膝向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解释。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的那段日子里写道：“如果1920—1934年的领导核心仍旧只是能满足小规模的军队需求，那就很难进行1935—1939年的工作了。”比如说，《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军官团的人数必须由三万四千人削减到四千人，但德国想尽办法要突破这条使他们无法复兴的致命界线，尽管协约国管制委员会做了各种努力，德国陆军还是步步为营，一心要实现其重建陆军的计划。据塞克特的传记作者描述：敌人曾费尽心机要摧毁总参谋部，并得到了德国国内各党派的支持。敌人竭尽全力打探德国总参谋部是如何培训参谋军官的，但我们成功地保守了秘密，军事系统和训练课程都未遭泄漏。多年以来，协约国管制委员会又只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试图让德国总参谋部高层的训练简单落后，使其徒有其名，根本不配是什么参谋部。但塞克特对此从未妥协，一心要保住德国总参谋部，因为如果总参谋部被毁，重建将会难上加难。最终，尽管总参谋部的形式已被破坏，但实质还是保留了下来。实际上，有数千名参谋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身份，身着便衣，聚集在柏林，深沉地思考着德国的过去和未来。

拉本瑙还对此做过一段启发性的评论：如果没有塞克特，就没有今天（1940年）德国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的建立需要代代传承。不论官员们多么有天赋，多么的勤恳努力，总参谋部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成。在严峻的考验下，就确保领导权而言，连续性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仅仅靠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战争中，有组织地发展多数人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而这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在一支小型的十万人编制的军队中，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统帅，就必须要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就是：要提倡进行大规模实战训练和军事演习，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训练整个参谋部，不如说是为了培养一批高级指挥官，他们将具备全面处理军事问题的思维能力。

塞克特坚持认为，必须避免第一次大战中只凭个人经验总结出错误理论的做法。那次大战的教训都已得到了深刻彻底的研究和反思，并已制订了新的训练原则和新的教学课程。所有现存的章程都被重写，这并不是为了那十万军队而重写，而是为了铸造德意志的武装力量而重写。为了迷惑好奇的协约国，这些章程手册的所有内容都是由特殊字体打印，并且面向公众发行，而内部使用的版本则是机密。其中极力推崇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将所有重要兵种紧密联合。主要兵种包括步兵、骑兵以及炮兵，将在战术上进行整合，而且要求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以及反坦克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等其他更多兵种密切配合。德国的军事领导人认为，正是主题鲜明的改革，使德国在1939—1940年的战役中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到了1924年，塞克特意识到德国军队的力量正在逐渐增长，慢慢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改革的成果”，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只用十年时间就有收获了”。1925年，塞克特建成了魏玛防卫军，老陆军元帅马肯森向他表示祝贺，并把塞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比喻并非不恰当，沙恩霍斯特曾在耶拿战役后法国占领德国的那几年，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反击拿破仑。“曾经的战火硝烟仍在蔓延，而协约国管制委员会在摧毁德国潜在军事力量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1926年夏天，塞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他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军官都参加了这次演习，从中学到了战争的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所要面临的众多技术问题。只要时机成熟，这些人就可以帮助德国恢复到原来的军事地位。

在德国，对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非法招募的兵。自1925年起，所有这些“黑兵”集中由国防部统一领导，并由国家提供经费。总参谋部1925年的计划是要打破条约限制，扩充和发展军队，将现有的七个合法步兵师的数量增加两倍到三倍。但塞克特的终极目标远不止如此，而是要成立至少六十三个师。自1926年以来，这个计划实行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下台后，障碍被扫除，但直到1933年4月，超过十万人编制的军队才正式建成，尽管德国军队的实力在这之前一直在持续稳步增长，早已超过这个数字了。

洛迦诺会议之后，为了表达善良和美好的愿望，英法政府做出了一个充满问题、颇难补救的决定，即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得到国际联盟一致赞同的调查计划，只要任意一国要求调查，随时都可以实施这个调查计划。这个决定原本考虑可作为《洛迦诺公约》的补充条款，但最终没有实施。法国福煦元帅指出，尽管德国的有效武装力量已被解除，但仍必须意识到，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久性解除武装的，因此特定的防范措施是必需的。不管如何，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出了。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德国正在以各种秘密隐蔽的方式破坏《凡尔赛和约》，毋庸置疑，他们正在制订书面计划，旨在使德国再度成为军事国家。他们有童子军、少年团，还有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团体，由青年和退伍老兵组成。而陆军和海军方面，大规模的行动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至于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建立空军武装力量，或建造超过《凡尔赛和约》规定数量的战舰，这一切都表明德国公然违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德国已是国际联盟中的一员，因此，国际联盟可以随时指责其违规的行为。

就空军而言，很难做出明确的限定。《凡尔赛和约》明令禁止德国发展空军，于是德国空军于1920年5月正式解散。塞克特在告别令中说道，他希望德国空军能再次崛起，空军之魂将永垂不朽。他积极鼓励这样做，第一步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前空军军官组成的特殊部门，当然，这个部门是瞒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秘密成立的，甚至连德国政府对此也一无所知。由此，“空军细胞”逐渐扩散，渗透到了国防部的各个办事处和检查团，许多空军官员逐渐被引进到陆军部队，成为陆军军官。塞克特还提名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负责民用航空部，以确保民用航空的控制和发展能与军事需要互相配合。这个民用航空部，还有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不少伪装在陆军、海军里的空军机构，大部分都是由前空军军官担任职务，而这些军官没有任何商务航空方面的知识。

甚至在1924年前，整个德国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就已经有了飞行员，并教授大家如何被动防空。当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滑翔机俱乐部，教授和鼓励大量的德国男男女女培养航空意识。关于严格控制民用航空人员数量的规定，德国在书面上是遵守了。但这些规定，包括许多其他规定，都被塞克特巧妙地规避过去了。在德国交通部的默许和纵容下，塞克特成功地为建立高效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部队打下了坚实基础。1926年，在缓和矛盾的背景下，协约国认为，过多针对德国有关违反规定的问题，会破坏德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们自鸣得意地把赌注压在禁止德国成立空军的规定上，其实这个限制规定的内容是非常含混模糊的。

就海军而言，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许保留少量海军，兵力不能超过一万五千人。而德国人利用各种托词诡计设法增加海军人数。海军的许多组织秘密混杂在各种民事部门中。赫尔戈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军事要塞，并未按照条约规定被摧毁，而是很快由德国海军接管。德国还违法建造潜艇，并在其他国家训练潜艇官兵。为了保住德国海军，为了有朝一日恢复海上的霸权地位，凡是能够做的事德国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德国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19年，拉特瑙任建设部部长期间，就大规模地重建了德国的军工业。他告诉他的将军们：“他们摧毁了你们的武器，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武器在下次开战前早就成了废物。下次战争，我们将用最新的武器参战，那么，我们这些最不受过时武器限制的军队，将会拥有最大的优势。”

尽管如此，在受协约国管制的这些年，德国的官员们一直在为保存武器不被销毁而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采用各式各样的障眼法迷惑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这些欺瞒和阻挠的小手段逐渐发展到谨慎周全、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德国警局最初还会干涉制止这种行为，后来就逐渐与国防部沆瀣一气囤积武器了。在民间组织的掩护下，保护储藏武器设备的组织建立了。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的成员扩散到了整个德国，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保存各种武器的仓库网。同时，他们用更巧妙的方式来制造生产武器的军用机床，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因战争目的而建的或者可以改建为制造军火的机床，都被作为民用品而保留了下来，其规模远远大于普通商业的需求。根据《凡尔赛和约》本应该关闭的国家军械库，也没有被封闭。

于是，一个面面俱到、条理清晰的计划开始实行了。许多靠英美贷款建造的新工厂，从建成开始就有计划地、迅速地转为军工厂，许多原来的旧工厂也是一样。这个计划周密详尽的程度足可以写成几本书。1922年，拉特瑙先生被反犹太分子及早期纳粹秘密社团残忍谋杀，他们把心中的仇恨都发泄到了这个犹太人身上，其实这个犹太人是德国忠实的奴仆。1929年布吕宁上台，他满怀激情并小心谨慎地执行这个德国复兴计划。因此，当胜利者还在为德国只有大量过时的武器而感觉高枕无忧时，年复一年，一个拥有巨大新型军备生产潜能的德国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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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战时内阁决定，为响应廉政运动，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时应按照以下的假设进行：大英帝国在接下来的十年将不再卷入任何世界大战，因此不需要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要求帝国国防委员会重新考虑这条原则，但没有人采纳我的建议提出修改方案。到了1927年，作战指挥部又提出，就陆军而言，1919年的决议应该延长为“从现在起”的十年内，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和国防委员会的支持。直至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我以接受的态度建议说：“军事部门的预算可建立在近十年不参加世界大战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可以随着时间一天天往前推，但这个假设每年都应接受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核查，以确定是否应当继续执行。”我的这个提议给每个军事部门和自治政府留下了自主裁决的空间，他们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提出来，看这个“十年之约”是否应当继续执行。

曾经有争论说，接受这个“十年之约”会导致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而忽视对战争的研究，目光短浅的观点也会流行起来，涉及财政支出部门时更是如此。然而，截止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的时候，我还是满怀希望，认为世界可以保持和平，我也没有发现战争迹象，需要采取新措施应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看法有错，毕竟直到1939年战争才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战争一触即发的年代，十年真可谓是漫长的，再加上“十年之约”还规定要一天天地往前推算。因此，直到1932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做出正确的决定：十年不再卷入世界大战的假设可以取消了。

在这段时间，协约国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力，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台面上的重整军备的活动。在英、法、意三国强硬的联合命令下，德国不得不遵守和平协议的规定。回顾1930—1938年这九年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曾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阻止德国，甚至到了1934年，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还不需损失一兵一卒。因此，我们所缺少的绝不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