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系统叙事

1　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

姚　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理解当代中国，必须从理解中国共产党开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延伸制度形成并运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党的官方文件已经对这个体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如何从当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体制，并用世界普遍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它说清楚，则是下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显然，中国共产党体制是和西方民主制度不同的体制，但它也不是普通的威权体制。从设计层面来看，它是一个混合体制，主要特点将对官员的选拔和民众的利益表达分开来，前者通过一个中央集权的选拔机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后者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式或非正式机制来完成。另一方面，党还肩负着加总全社会利益的责任，社会利益的表达通过党员以及各级党委转化为党内的讨论，最终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法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也是中国宪法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宪法构架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在理论层面，“三个代表”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仅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变为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是全体人民的政党；在组织层面，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敞开大门；在社会经济层面，当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党保持一种中性的态度。最后这个特征的表现是，党所领导的政府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不偏袒任何一个阶层或群体；因此，党所领导的政府可以被称为“中性政府”。它的对立面是以获取政治支持为目标的有偏政府。与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愿意将精力花费在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和福利上（姚洋，2013）。

从治理的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核心组件是官员选拔制，后者的核心是一个集权、但具有包容性的“选拔团”（selec-torate），而中国共产党承担了“选拔团”的职责。意识形态的去泛政治化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选拔团”。在1978年前，党对自身政治基础的定义是狭隘的。随着社会的经济分层与社会思潮的多样化，要保持党的代表性，党就必须改变这种狭隘的定义。作为一个有包容性的“选拔团”，党允许任何拥护党的领导并希望为国家做事的个人入党，而不过多地考虑他们的个人偏好和社会出身。[1]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制度的可信性，党必须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做到选贤任能。实证研究表明，在县、市两级，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政府官员得以晋升的重要依据（Landry, Lü，and Duan，2017；Yao and Zhang，2015）。政府的大门向任何愿意通过党内的选拔机制获得升迁的个人敞开。官员必须凭借能力参与竞争，谋求升迁。中国的选拔制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点，从而，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一个合法政体应当拥有的一大要素。

在实践中，中国以选拔制为核心的混合体制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真正成为民意表达的制度化场所；人民政协的职能需要进一步明确，成为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机构。

本章的讨论勾画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新叙事”。首先，政治选拔是通过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其次，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官员的决策；第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监督党的政治选拔和其他领导职能。党的合法性来自党作为官员选拔机制和决策机构的宪法职责，党的领导体现在对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以及对国家决策的把握之中。选拔制继承了中国贤能体制的传统；在实践中，它利用了党的组织资源。从过程来看，中国的政治选拔具有开放性、竞争性以及选贤任能的特征；从结果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足以实现良治。辅之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完善，中国共产党体制就足以保障个人自由和社会多样性，并实现权力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