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制学

巴特莱特（Robert C.Bartlett）

李世祥 译

关于什么是最佳生活方式及其政治体现，理性与信仰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制学则揭示了这场几乎为人遗忘但又无法调和的纠葛。亚里士多德否认神法声称的优越性，赞同由独立的理性引导人类生活。但亚里士多德知道，只有与神法相对抗，科学才能避免衰落为教条主义。而现代政治学可能并不晓得这一点。对亚里士多德和神法来说，对正义的关注都事关根本。本文旨在通过思考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分析勾勒出这一冲突，以便鼓励复兴理性主义所必需的反思。或者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冲突最接近人身上的神性。

本文主张，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真思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最佳政体或“最佳政制”的科学解释。^[1]因为，除了具体的结论或指示外，《政治学》还发现了一场几乎为人遗忘但又无法调和的争吵，即理性与信仰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及其政治体现发生的冲突。简言之，人类能否凭借自己的能力发现好的生活，或者说人类是否有必要依赖神来就此作出启示？

政治学需要把这一问题还原为一个问题并透彻全面地加以思考。尽管这种需要现在并不那么迫切，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简单地说，现代自由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实际答复就是政教分离。这一回答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在尼采及其后继者持续的批评冲击下已经坍塌。我们唯一合理的预判就是这一实际规定有一天也会崩溃。实际上，已经有迹象表明，让宗教信仰服务于个人或次政治（subpolitical）的领域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例如，基督教“正统派”正以合法的右翼政治势力的面目出现。^[2]而且，虽然自由主义在全球崛起，但仍有与自由民主相对立且充满敌意的政制。它们远不是蒙昧时代的遗留物，也不会很快消失。这些政制正在支撑着自己的领地，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正在发展壮大。^[3]在重大事件中，这些反自由的政制将它们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归结为对宗教真理的诉求，尤其是伊斯兰律法；政治生活秩序的起源可归因于，或据说归因于一个真正的神。神的律法同任何纯粹的人定法一样完全是政治性的，但肯定不会存在什么不完美。因此，这些政制不仅否认自由或平等是正确的政治生活组织原则，而且不承认理性是发现那一原则的合适手段。^[4]事实证明，尽管有些许必要的变化，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亚里士多德最佳政制学全力对付的难题。为了实现自由主义在最佳状态下理性开放的特点，我们必须努力，弄清楚信仰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这场政治争吵，绝不能用怒火或嗤笑来解决这个问题。理性与启示的斗争已在政治和政治哲学的舞台上谢幕退场，而内部怀疑加上外部挑战使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把握这场角逐。

为此，我建议重返前现代政治学经典，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面对声称通晓什么是最好生活方式的超理性主张所构成的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尤其是亚氏对“最佳政制”的指导性探究，非常关注理性、政治如何相互关联。^[5]因此，重新了解这一政治神学世界观对我们颇有裨益。早期自由主义哲人奋力反驳这一观点，而宗教与政治恰恰又基于这一世界观而结合到一起。这种观点不仅在今天非西方世界很常见，在西方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死灰复燃的迹象。当然，在古典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古代虔敬与现今宗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只有不断地反思才能确定亚里士多德的具体答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切身处境。我们希望这种对更古老政治学的回归对今天的自由政治学家能有所帮助，可以让他们为一场真正的辩论铺平道路。在自由主义者与其在当代族群内外的对手之间进行的这场争论事关根本，因为这场争论最终关系到由谁来引导政治生活，是宗教还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