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理学的兴起

“政治地理学”这个名称最先出现在何处，似乎至今尚未确证。据瓦格纳（H.Wagner）《地理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Geographie）第13章的说法，这个概念最先见于桑松（G.Sonson）的《地理学导论》（Introd.àla Géogr.，巴黎，1684）。该书把地理学分为三种，“天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Géographie astronomique，naturelle，historique）。历史地理学逐渐被“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或文明地理学（geographia civilis）的说法取代。但这个概念最先被用在何处，至今不明。1757年，在其《自然地理学讲义》（Vorlesungenüber physische Geographie[44]）第五章中，康德区分了数理地理学、道德（民族）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和神学（宗教）地理学五种概念，并强调了自然地理学作为政治地理学基础的必要性。

加特尔在其《地理学概要》（Abriβder Geographie，哥廷根，1775）和《地理学的简要概念》（KurzerBegriff der Geographie，哥廷根，1789）中强烈关注自然地理学，也做出了贡献，但正如瓦格纳第13章中所说，加特尔的尝试失之肤浅。他在目录中写入了“国家学”的计划，但却没有执行。[45]其作品当中没有出现政治地理学的名称，甚至在这门学科早先的主要著作，毕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的《地理新描述》[46]（Neuen Erdbeschreibung）当中，也没有出现这个名词。自从1754年这部巨作的前几部分在汉堡出版以来，很快出现了大量版次和翻译，包括翻印（特罗保，1784ff.）。这些书确实迎合了某种需求，因为到那时为止，从未有著作系统地处理过如此丰富的统计材料。

他（毕兴）第一个敢于介绍某些国家的详细状况，而此前，人们一直把这些信息当作国家机密，谨慎地隐藏起来。

毕兴的描述按照国家边界划分结构，这种方法为地理学手册处理各国地志（Länderkunde）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后半叶。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毕兴无疑阻断了关注地表自然状况的各国地理学的道路。当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比如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的局势。作为反映政治状况的史料，即使时至今日，这部在毕兴死后由他人继续编纂但从未完成的著作仍旧非常珍贵，不应受到轻视。而今人却往往站在方法先进的各国地理学的立场上，对其表示鄙夷。[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