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会。代表们陆续抵达该市。在大会开幕前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
秋末的一天。曾山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
作为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早就养成了凡事追根寻底的习惯。他知道这一习惯并非为学术研究所必需，而仅仅是智力活动遇到阻碍的明显征兆。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他记得，从铃声响起到他拿起话筒这段时间的间隔并不太长，也就是说，对方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通过电话聊聊天，临时又变了卦，因为时间毕竟已经太晚了。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在他自己身上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能排除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的可能，但曾山显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假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电话的突然中断预示着对方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屋外的狂风大雨使这样的联想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歹徒跳窗而入，女主人电话呼救……这样的情形原先较多出现于好莱坞式的凶杀片中，但在目前的中国，类似的案例倒也并不罕见。
在知道他电话号码的几个人中，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贾兰坡教授。身为这次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为了应付烦冗的会务琐事，贾教授嘱咐他的几位弟子随时听候差遣。一周之前，曾山与导师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曾山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大会筹备组，打算在会议上宣读。贾兰坡教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建议他“暂时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师生二人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曾山一怒之下便出言不逊，并声称他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他的导师一时语塞，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至此，师徒二人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微妙关系终于难以收拾。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如期举行。曾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得早早在床上躺下。虽然此前并无迹象表明那个顽固的斯宾诺莎的信徒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曾山依然在暗暗盼望着导师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闃寂之感。
接下来，他想起了他的师兄宋子衿博士。近些年来，他几乎已中断了他的哲学研究，将兴趣转向小说写作，并渐渐地拥有了一批读者。与曾山相比，宋子衿与导师贾兰坡之间的关系则要亲近得多。这种亲近之感并非源于学术上的一致见解，而是他们各自躯体中流淌的血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他的论文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之一，已被列入议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出席了昨晚的预备会。
如果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预备会议上一定出现了妙不可言的趣闻。一般来说，子衿不会放过任何冷嘲热讽的机会。那些迂腐不堪的学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除了成批地制造笑话与丑闻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子衿的电话或来访通常都与他身边的几个女人有关。对他来说，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他常常这样为他疯狂的追香逐艳的行径辩解，“再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本次大会会务组的临时召集人，老秦在深夜两点打来电话的可能性很小，何况，他们两人平时交往很少。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某位代表由于在发言时过于激动，突发心肌梗塞，急需送医院抢救（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这一玄想）；或者，一位学者深夜驾到，被雨水困在了机场。再说，预备会结束后留下的数不清的烟蒂、果皮、茶杯总得有人清理……
几天前，老秦在校园里碰到曾山，曾悄悄地将他拉到一边，对他的论文被贾教授否决一事表示了慷慨的同情。接着，他向曾山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几个人已经酝酿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在大会期间付诸实施，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外传……”曾山不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谁，他对那个计划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只是稍稍敷衍了两句，便抽身走开了。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曾山知道自己已无法入睡了。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尽力使自己从这种无聊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明白，曾山对电话的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需要说明的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最应该首先想到的那个人恰好被他遗忘了。这种情形至多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们的大脑注定要将某一事件遗忘的话，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尚不知晓的奥妙。
2
站在寓所的阳台前，曾山不知所措地将视线投向窗外。他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槭树叶泛出红色，预示着初冬的降临。网球场上杳无人迹，表明泥地尚未晾干，煤气厂高高的圆塔耸立在远处，在它四周堆积的厚厚烟尘为一阵西风所吹散，天空再次呈露出它浅蓝色的质地，衬托出由树木、楼房、肮脏的街道编织而成的尘世图案。
多少次，曾山就这样看着张末从阳光下走来。她绕过网球场的一角，绕过那排漆成白色的护栏，出现在他的窗下。
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清晨，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轻轻地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替他打开窗帘。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双眼，亮晃晃的阳光就迅疾无比地照临到他的床头。
他一遍遍想象着这些残破的画面，吮吸着它的芬芳，徒劳地搜寻着它的踪迹，它所留下的嘈杂的回响。
张末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曾山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开始，他只是远远地注视着她，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但在暗中却突然加快了与妻子离婚的进程。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深深地打动了。那是一种消毒药棉的气息，它仿佛暗示了她的卓尔不群，却也证明了爱欲的存在。
可是，到了后来，他却不再喜欢这股气息，甚至感到了憎恶。实际上他是不太习惯张末对于洁净的苛刻要求。在张末被迫放弃了用药棉擦手的习惯之后，他觉得酒精的味道依然在她身上萦绕不去。
“这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张末曾这样提醒他，“你的判断力受到了记忆的愚弄。”
在他的记忆之中，张末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那是辛格写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可总也读不完。或者说，她舍不得将它一下子就读完。
她告诉他，这本书是她最喜欢的两部小说之一。
“那么，另一本呢？”
“《堂吉诃德》，非常可惜，我已经将它读完了。”
对于书籍，张末自有她的一套见解。似乎一本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够激起睡眠的欲望。她总也睡不够。
通常，她一旦坐于桌前，打开一本书，书页便不再翻动。她的呼吸越来越匀称，眼皮慢慢垂落，目光游移，让人难以捉摸。过不了多久，便会一头栽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
有一次，在她睡醒之后，曾山问她为什么如此喜欢辛格的那本不起眼的小书。她想了想，告诉他，她十分喜爱魔术师给他的两匹马所起的名字。
“它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
“那么，《堂吉诃德》呢？”
“驽骍难得。”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他知道她喜欢马，喜欢冰块和柠檬，喜欢幽蓝色的小花以及那些透亮的虚幻之物。
当然，还有用灯芯绒布缝制的背带裤。
她曾不止一次地央求曾山陪她上街去买一条背带裤。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能得到这样一条裤子，可他们每次上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起先，他还以为她的犹豫不决是因为她尚未找到合适的款式。时间一长，他才渐渐明白，她也许永远也不会真正买下一条背带裤，她只是看看它。用她的话来说：“我知道它在那里。挂在玻璃橱窗的木架上……”
对她而言，愿望的意义仅在于反复被提及，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延搁的快乐。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论哲学。在她看来，它过于严肃了，谈起来不免显得做作，“就好像我们真的能拿这个世界怎么样似的”。曾山反问她：“那么，在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上，你对于纯净和安宁的渴望难道就不做作吗？”
“一点也不，”张末答道，“歌德就曾经说过，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奋斗、一切的呐喊，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永恒的安宁而已。”
在他们相识六个月之后，她第一次同意与他做爱，但随后就变了卦。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将她推向床边的火炉前，她依然感到畏惧。她的目光躲躲闪闪，再次向他发出央求，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鹿。而他则装着没有看见，未予理会。
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他能够感觉到她一夜没有睡好。
天快亮的时候，曾山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大雪在窗台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而炉火的灰烬早已熄灭。
借着拂晓的一缕熹微的寒光，他看见张末的枕下压着一册墨绿色的记事簿。他轻轻地将它抽出来，打开它。在第一页上，他读到了两行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下的诗句：
I'm yours
and my dreams are yours
他似乎隐约记得，这句话是从《卢布林的魔术师》上抄录下来的，但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他并未想到，这种喜悦的泪水同样是虚幻而不真实的，甚至是廉价的，仅仅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错觉。
当曾山终于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和张末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他像是从一场冗长的梦中醒来。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过的那样：一切都是静默的、暂时的、可替换的，树与石只是树与石。
但他还是牢牢地记下了这句话，并将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
3
早上八点钟，宋子衿博士准时来到了曾山的房中。他们相约一起去学校的专家楼看望一位来自沈阳的代表。
宋子衿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就像是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一进门就向曾山抱怨，由于这些天忙于接站，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睡过安稳觉了。一百二十一位代表目前虽然只到了八十四位，但接待工作已经出现了空前的混乱。
子衿接着解释说，现在看来，纯粹依照代表的职称来安排接待规格，并非明智之举。这样会得罪那些学术界的耆宿。这些年来，学术界的变化很大，有些人不到三十岁便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而七十岁上下的退职副教授则大有人在。倘若兼顾年龄与职称，那么中年人则势必要作出相当大的牺牲。一般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显赫的学术地位，又无相应的官职。事实上，这伙人并不那么容易打发。他们大都经历了“文革”残酷岁月的洗礼，看似憨厚朴讷，实则城府极深。
比如说，一位来自湖北襄樊的代表被安排在没有空调和浴室的招待所里，而他当年的学生、某社科院的副院长则偕同他的内眷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专家楼的套间。昨晚的预备会结束后，这个湖北佬忍气吞声地到他学生的住处洗澡，刚走进浴室，就因心脏病复发而晕倒了。别人将他弄醒后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却一迭声地说他想不通。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事。这次大会共有七十八位代表预先递交了论文，将这些论文统统拿到会议上去讨论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年，由于经费所限，学术会议的举办要看赞助厂家的脸色行事，难怪大伙心里都憋足了劲。在决定大会发言者名单时，贾兰坡教授也为此伤透了脑筋。
“你知道，在如今这个年月，轮到学究们说话的机会毕竟已经不多了。”
“我托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曾山问道。
“我查遍了报到处的名录，没有找到她的名字，也许，她这会儿正在路上呢。”
听师兄这么说，曾山的脸上掠过一丝使人难以察觉的抑郁之色。随后，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昨天晚上两点，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
“两点？我那会儿正在专家楼帮那个湖北佬穿衣服呢。你不知道，他的袜子有多臭。”宋子衿停了片刻，又问道，“那么晚了，有谁还会给你打电话呢？”
“我也不知道，我听到铃声就拿过话筒，可对方挂断了。”
“也许是电话串了线。”
“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昨晚的会开得如何？”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宋子衿不安地看了曾山一眼，手指夹着一枚镍币在桌面上不停地转动着。
“这个会开得有些蹊跷，似乎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
昨晚的会议本来定在六点开始。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十天的议题和议程安排，代表们都准时来到了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可到了七点半，大会执行主席贾兰坡教授还迟迟没有露面。有些代表等得不耐烦了，就早早退场，去舞厅跳舞去了。
大会的秘书长不时地看着手表。最后，他也失去了耐心，便将我悄悄叫到一边，让我去贾教授家中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变故。我骑着自行车刚刚来到家属大院的门外，迎面碰上了贾师母。她正装扮一新，兴冲冲地赶往大礼堂。她是工会主席，又是校妇女合唱团的领唱，这阵子正在忙于元旦歌咏大会的彩排呢。
我拦下她，问她贾教授去了哪里。她听罢吃了一惊，诧异道：“这个死鬼不是去图书馆开什么会了吗？”我告诉她，代表们都已经在会议厅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可一直未见贾教授的人影。师母笑了笑：“我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咱们别管他，你来帮我看看，我穿这身衣服上台是否合适。”我告诉她，裙子的颜色亮艳了一些，不过也许可以出奇制胜。
我按原路返回图书馆，远远就听见导师已经坐在讲台上发言了。
你知道，导师平常是一个既练达又朴素，既谨慎又疏狂的人，也就是说，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这一次，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心智已经完全失控。好像他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他说话语无伦次，以至于在引用斯宾诺莎的言论时，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中断发言，呆呆地坐在讲台上发愣，仿佛他对自己的心慌意乱全不在意，也不加掩饰。
过了一会儿，大会秘书长终于面红耳赤地来到讲台前，与导师耳语了一番。我想他大概是在问他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因为秘书长本人也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贾兰坡教授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本校哲学系在全国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但贾兰坡先生用力推开了他，表明他能够应付眼下这种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局面。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贾兰坡先生突然中止了发言，并从讲台上站起身来，他说他要离开一会儿。
我们还以为他想要上厕所。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报告厅里来。
我记得，就是在那阵子，天空滚过了一道雷声，接着就下起了大雨。
曾山点点头，表示他也听到了昨晚的雷声。在与人交谈中，曾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矜持的习惯。只有当他同意对方的观点时，才会微微颔首。他知道师兄在讲述某一事件时总有一种夸大其词的习惯，但他的话还是让自己感到不安。
宋子衿告诉他，预备会议结束后，他本打算赶往导师家中探视一番，却不料被会上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拉到学校后门喝酒去了。后来，在他回宿舍的路上，他碰到了老秦。他不得不随他一起去了专家楼，料理那位突发心脏病的湖北佬。
“我看，咱们不如现在就去看看导师。”宋子衿向他建议道，“我知道前些日子，你与导师之间为论文的事出现了一些不愉快，但我想，他也许是担心你的论文会捅出乱子。你的观点毕竟是过于激进了一些。”
曾山犹豫了一下，勉强答应了。
4
他们下了楼，朝教师居住区的方向走去。学生们正在上课，校园里显得非常静谧。这些天在林荫道上修剪梧桐枝条的园工此刻也已不见了，几只梯子闲搁在光秃秃的树干上。他们沿途几乎没有碰上什么人，偶尔遇见一两个，也都是神色异常，行走匆匆。
曾山和宋子衿来到大礼堂附近，门口停放的几辆警车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像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宋子衿拉住了曾山。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路边的两排布告栏。
布告栏下贴满了学生军训生活的宣传画、通知、剪报以及几张舞会或电影广告。从中看不出任何反常的迹象。只是，在教学楼三楼的露台上，一群女生正在举目远望，一边议论着什么，一边用手指指点点。食堂的几名青工在另一条林荫道上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朝教师居住区疾驰而去。
曾山和师兄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他们来到家属大院的门口，远远就看见了贾兰坡教授的尸体。
按照现场目击者、物理系的一位讲师精到的推测，贾兰坡教授显然是死于自杀。
大约在昨晚的后半夜（确切的时间有待于法医的医学鉴定），贾兰坡教授从十六层高的住宅窗户里跳了下来。在他的身体下坠的过程中，一定是受到了楼下那棵百年银杏树冠的有力反弹，最后落入了三楼一户住家的阳台上。这位讲师进而分析道，考虑到贾兰坡教授与三楼住户的阳台呈平行状，倘若没有外力的作用，他想落入三楼的阳台是不太可能的。即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定点跳伞运动员也难以做到。
三楼的住户是一名生物教师的遗孀。她的户籍刚刚从偏远的乡村迁入。无论校方的官员怎样苦苦哀求，她仍然固执地认为，倘若贾教授的尸体经过她的卧室运至楼下，那就会留下永远无法除去的晦气。“你们不如将它从阳台上掀下去得了，反正他已经死了，再摔它一次倒也无妨。”
匆匆赶来处理这桩突发事件的常务副校长还真的被她逗乐了。他随后表示，即便在知识分子居住区，乡村的风俗和禁忌也理应受到尊重，何况尸体因摔击迸发出了满地血迹和污秽。
据这位遗孀回忆，差不多在早晨八点钟前后，她闻到屋子里有一股恶臭，她还以为自己豢养的一只白猫又在阳台上拉屎了。她推开阳台门，斜靠在门后的贾兰坡教授一下子就扑到了她的脚前，“就像活的一样”。
副校长只得命令两位年轻教师爬上三楼的阳台，打算用绳索将尸体吊下来。
当曾山和宋子衿赶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的导师被绳子系缚着在空中打转。贾兰坡的尸体因为那场大雨的浸泡而增加了分量，当尸体离地面还有一米多高的时候，楼上那两名教师眼看就吃不消了。最后，他们干脆撒了手，尸体“嘭”的一声摔到了泥地上，贾教授略带笑意的脸歪向一边。
“如果他径直从十六层落下来，现在的姿势应当是比较标准的。”物理教师在作了这一补充之后，结束了他的现场讲解。
从各方面的情形来看，尽管贾兰坡教授的自杀尚有一些可资玩味的背景等待着人们去揭示，作为本次大会的发起人与执行主席，他的突然死亡一定会给大会带来重大影响。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曾经在学术界显赫一时的贾兰坡教授此刻已经不存在了。
想到这里，曾山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快意，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从他与张末分手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心情了。这种愉快之感并非源于他与贾教授之间曾出现的种种过节与恩怨，而仅仅是肉体的潜在期待。他期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且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他知道，肉体获得快乐的途径是神秘而隐晦的，它有着自己的直觉。
剩下的问题是，像贾兰坡这样的人也会自杀吗？
仅仅就在五六天之前，他还在为《哲学年鉴》一书主编的排名顺序与社科院的院长争吵不休；一个月前，他执意将一名三十岁的纺织女工调入本系的资料室，并立即闹出了桃色绯闻；这样的人也会轻易弃世而去吗？
曾山暗暗瞥了一眼他的师兄，后者的脸上虽然神情肃穆，但同样镌刻着重重疑虑。
就在这时，他感到一只柔软的手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让他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七十岁上下的老人正朝他微微颔首。
5
“曾山兄，你还认得我吗？”
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你碰到了一个熟人，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仿佛这个人的身上黏附了一层虚假的性质。曾山飞快地在记忆深处搜索着，终于记起，他是南京一所新建的佛学院的院长，法号慧能。一年前曾在紫金山下有过一面之缘。
“刚才专门去府上拜望未遇，后来我听说贾教授不幸离世，心想你一定是跑到这儿看热闹来了……”慧能慢条斯理地说。
“大师何时抵达？来前怎么也不发个电报，我可以去车站接您。”
慧能向他解释说，他于两天前就已到会务组报到。他之所以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完全是因为曾山的热忱邀约，另外，他在上海的佛学界还有些要紧的事办。“至于宗教和哲学问题嘛，还是应当留给大学教授们去研究。”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朝那具尸体扫了一眼。这时，殡仪馆的运尸车已经到了，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将贾兰坡教授往车上搬。
“这样一来，大会可能要推迟了吧？”
曾山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向慧能提出，是不是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坐，他还有些事要向慧能打听。
慧能神秘地冲他笑了笑：“我已经猜到你要向我打听什么事。的确，我这次来，也带来了一些你急于想知道的消息。不过，恕我直言，它大概不会令你感到高兴。”
曾山回过头去打算招呼宋子衿的时候，发现他已不在原地。他的目光掠过那些看热闹的人群，在一个自行车棚的边上发现了他的师兄。此刻，他正在给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少女看手相。宋子衿捏住她的一只手，仔细辨认着她的掌纹，飞快地冲她说着什么。这个女孩个子不高，脑后梳着马尾辫，穿着一条印花格呢布裤。她虔诚地望着宋子衿，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脸色因激动而泛出红晕。
“我要向你介绍个人。”曾山向慧能院长说道。
6
他们来到了地理馆附近的一间咖啡屋，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见体操房明亮的玻璃建筑、阳光下慵懒流淌的河水、凉亭，以及石桥在水面卧伏的倒影。
慧能院长对曾山提起，这间咖啡屋的格局使他想起了一年前他们在南京的见面。那是四月的一个午后，天空下着小雨，他们在紫金山南麓的一个竹亭里喝茶，聊了一个小时。
慧能依然像从前那样健谈。曾山留意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刻不停地打量着宋子衿，仿佛他脸上的表情引动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过了一会儿，慧能对宋子衿说，尽管他们目前还只是第一次见面，但由于他的小说被大量地搬上了银幕，他对宋子衿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品并不感到陌生。
“大师也喜欢这些世俗的享乐吗？”
“享乐恐怕说不上，电影倒是看了很多。”慧能坦率地答道，“不过，初见之下，阁下的法相却让我吃了一惊。”
他的话立刻使宋子衿感到很不自在。曾山向慧能院长解释说，师兄昨夜一晚未睡，脸上的气色看上去的确不太好。
慧能兀自摇了摇头，表示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目光依然盯着宋子衿，然后问道：
“你近来是否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宋子衿苦笑了一下，脸上复杂的神情似乎在向慧能院长暗示：他已经听懂了他的话外之音，但并不希望慧能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谈论下去。他那略带讥讽的目光还夹杂着一丝恼怒，它仿佛在说：“我什么时候请教过你？”
慧能院长会意一笑，便随之聊起了别的事。接下来，他们之间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贾兰坡教授自杀这件事上来。
慧能院长承认，他对贾兰坡教授的不幸去世颇感意外。在过去，他与贾先生并无任何交往，只是在学术刊物上读到过他的一些论述宗教问题的文章。慧能谈到，在贾兰坡先生最近那篇题为《轴心时代的终结》的长文中，他的论述涉及到了当代宗教的出路，并第一次暗示了佛学、孔教与基督教的伦理互为贯通的可能性。
“我一直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向贾兰坡教授当面求教，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没想到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样子。”
慧能院长这样说，曾山与宋子衿都微微感到有些吃惊。
“贾教授的突然弃世让人感到十分不解，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发现他这样做的具体原因。”
“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曾山说。
“不管你的导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自杀毕竟不是一条正途。”慧能院长补充说，“你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是排斥自杀的。”
“但教会方面的理由却并不充分。”曾山说，“假如一个人所遭遇到的恐惧超出了他的想象力……”
慧能温和地笑了笑：“这就回到了康德那个最初的命题上。并不是因为教会禁止自杀，它才显得可笑，而是因为自杀首先是可笑的，所以教会才加以禁止。”
“不过，据我所知，公元前二世纪的斯多噶派似乎是标榜自杀的。”宋子衿插话说。
“斯多噶派所标榜的自杀并不是推荐给那些被人生征服了的人，而是推荐给那些征服了人生，既能生，又能死，并在生死之间作出自由抉择的人。我知道，你们的导师并不属于这样一种人。因为我来到上海不久就听说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他在某些方面涉世很深。”
“那么您相信贾兰坡教授是死于自杀吗？”曾山问道。
“我不清楚。”慧能院长说，“至少，在昨晚的预备会上，我并未发现他有任何打算自杀的迹象。”
“您也参加了昨晚的预备会？”
慧能院长点了点头：“我原想在会上就能碰到你，没想到你始终没有露面。”
这时，宋子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提醒说，现在已过了午饭时间，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曾山要了两块夹肉面包，一杯咖啡。慧能院长只点了一杯清茶。
慧能院长回忆说，贾兰坡教授昨晚因为什么事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五分钟，不过后来的发言却十分精彩。“你的导师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机敏过人，逻辑严密，也不乏幽默感。可以说，他的发言与贵校作为学术重镇的地位显得极为相称。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与会代表都被贾教授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他中途去了一趟厕所，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慧能院长说，他本打算等到会议一结束，就去贾教授家中拜访，没想到那会儿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一位侍者替他们端来了茶点。曾山这时才发觉，宋子衿已经抽身离开了。
应当说，曾山对于他的师兄平常惯于说谎的秉性并非没有察觉，可是他对于昨晚的预备会所蓄意编造出来的一套谎言还是让曾山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当他回忆起慧能院长在谈话开始时所说过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曾山不禁暗暗替他感到几分担忧。
在告别了慧能院长之后，曾山一直在心里想着这件事。慧能院长究竟从他师兄的脸上看到了什么？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师兄平常最爱引用的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一句名言：假如我对你说谎，那是因为我想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7
曾山与张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贾兰坡教授学术活动四十年庆典仪式上。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办公楼那条半明半暗的楼道里，他遇见了她。当时，她正和另外一个女生将一只巨大的花篮抬向小礼堂的会议室。曾山听见她说，我的鞋掉了。随后他就看到了那只鞋，在一只废纸篓的边上。她们将花篮搁下，她踮着脚来到了他的跟前。他看见窗外的樟树上覆盖着耀眼的阳光，他的心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片突然割了一下。
曾山留意到她的袜子是白色的。脚踝处绣着绿色的图案，一朵梅花，或者一颗草莓。她对他毫未在意，而曾山却从花篮里美人樱馥郁的香气中，辨别出了药棉的气息，并由此记住了她的脸。
后来，他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再见到她。她的形象仿佛是一只南归途中的候鸟所投下的翅影，转眼之间便已消失不见。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曾山副教授的身影频频出现在舞厅幽暗的灯光下，出现在礼仪小姐的训练课以及话剧团的彩排仪式上。他不时更换着吃饭的食堂，只是希望有机会再次遇见她。他发觉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乖张，这种乖张之感仅仅来自于某一个午后的短短一瞥，来自于晦暗楼道中呆滞的空气和声息。他这样对自己说，即使能够再次遇见她，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但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想看到她，看到她的脸，意识到她的存在。
寒假来临了。每一天都像通往天堂的道路一样漫长。他的记忆开始渐渐将她淡忘。只是在深夜被胃痛惊醒后，才会偶尔想起她来。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山给三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讲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刚一走进教室，却看见这个女孩就在他的教室里，坐在右边靠窗的第二排座位上。
“她就像一帖止疼剂。”
当天晚上，在学校后门的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曾山向宋子衿描述说：“因为我一走进教室，我的胃立刻就不疼了。”“只不过是疼痛改变了一下位置而已，”子衿说，“它转移到了心上。”曾山对师兄的话没有表示异议。他的目光痴騃地盯着酒店墙角的一只鱼缸，不时用手指轻轻弹敲着它。他告诉子衿，这些年来，他一直试着从滑稽可笑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不那么滑稽的因素，或者像卡尔维诺说过的那样，从地狱中嗅到一丝天堂的芳香……
“你扯得太远了，”子衿说，“也许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你只要与她在一起待上一个礼拜，就会发现她俗不可耐。”
“大概它的确是一种错觉。”曾山说。
“还记得你当年怎么向我谈起你的妻子吗？现在又如何呢？爱情有一种一夜之间就会消失无影的恶习。”
曾山沉默不语，他们喝着酒，反复谈论着这件事。临走时，子衿突然问他：“你打算拿你的妻子怎么办？”
曾山与妻子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孩，而他们的相识则要追溯到七八年前。当时，在江西九江的偏远小镇上，曾山在一所县办钢铁厂当锻工，她却在一所民办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曾山在休息日去她那所中学的图书室看杂志，慢慢认识了她。后来，曾山约她出来散步，谈了三个小时的巴尔扎克，然后便在学校后面的一个黑黝黝的树林中做爱。没过多久，音乐教师便随着第一批返城知青回到了上海。曾山却命运未卜，留在原地苦苦等待。但她回城后并未就此抛下他，为了让曾山尽早返城，她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那点可怜的家庭背景，同时也耗尽了他们本来就十分稀薄的爱情资源。
曾山回到城里，等待着他的只是新婚之夜无休止的争吵。他们第一次看清了对方。他的妻子整整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唠叨：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将他弄回上海，现在看来的确有些不值得。她这样说，只是想让曾山牢牢记住她为他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曾山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偿还。
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在一夜之间就开了窍，它的臣民也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的欲望毕竟不能为空洞的理想所喂饱。当他的妻子满脸酒气地从歌舞厅回来的时候，当她吼叫着将曾山赶往菜市场，在她一遍遍重复“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都在明白无误地向他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有权这么做。
曾山知道，她的确有权这么做，这是未来向过去索要的起码报酬。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曾山在办公楼遇见了张末。那天，他从学校的单人宿舍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一边在厨房里洗菜，一边向他抱怨说，她已经受够了，如果曾山尚有一点自尊，他们最好明天一早就去法院离婚。曾山回答说，他明天上午还有课，离婚一事最好安排在下午。他这样说，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似乎感觉到，那个在办公楼遇见的抬着花篮的女孩已经暗中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的喉头不禁一阵哽噎。他的妻子立刻就不吱声了。她手里捏着一个湿淋淋的洋葱，走进了卧室，出神地望着她的丈夫，那情景就像她不认识他似的。
接下来，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婚后的生活第一次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宁静。两个人都显得不太习惯。
晚上，他的妻子早早就在床上躺下了。可到了后半夜，她还是忍不住将曾山推醒了。还真的要离婚呀？她开始冲着他做鬼脸，用指甲挠他的后背，跟他讲起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曾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意识到他的妻子还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不过，对于他们曾经共同梦想过的家庭生活而言，这一切毕竟已经太迟了。
在一般人的眼中，曾山的妻子长得丰硕、漂亮，有着令人羡慕的身段，可是他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些地方使自己很不舒服。起先，他并不知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来自于何处。几个月之后，在法院的门口，当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的时候，曾山终于认清，她的下巴令人沮丧。它的线条轮廓分明，像是被刀削过的一样，充满了男性化的坚毅与决绝。在她流泪的时候，她紧抿的双唇使得这一特征更加触目。他不由得想起了张末。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她的嘴唇，额头，鼻子，眉毛和眼睛，但怎么也想不起她的下巴是怎样的。
曾山这样想，正因为她的下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那张脸才显得如此动人。
他与妻子分了手，回到了学校的宿舍里，并立即模仿康德给美所下的定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可以被忽略的东西就是美的。”
8
正像慧能院长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贾兰坡教授突然去世，会议被迫推迟了几天，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稍晚到达的外地学者，刚好来得及赶上贾教授的追悼会。
为了弄清贾兰坡教授自杀的真正动机，警方在案发后的两天里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然而，他们的侦讯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疑点。
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研究生院院长汪秉昆曾私下对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们表示，虽然他本人对贾兰坡教授的自杀感到极为沉痛，但也说不上意外。
“如今这个年月，自杀难道还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他反问道，“何况，贾兰坡教授死前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征兆。”
汪院长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与死者于两周前曾一起驱车前往市郊的湖边钓鱼。贾兰坡教授似乎对未来的学术会议感到忧心忡忡。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看上去他现在整日都在为会议而奔忙，实际上他已经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中午用餐的时候，在湖边的一块茂密的杉树林里，贾兰坡教授出人意料地提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考虑到事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尚在人世，谈话的具体内容暂时还不便向新闻界透露。
汪院长回忆说，贾兰坡教授在决定讲述这件事之前曾显得十分犹豫。甚至，他一旦开始讲述，脸上就呈现出后悔的表情，但依然滔滔不绝。仿佛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一种奇异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寻找着迸泄之口。汪秉昆院长最后说，虽然他本人不能断定这次谈话与贾兰坡教授后来的自杀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它至少也提供了某种颇可玩味的背景。如果有必要，他会在适当的场合，公布谈话的内容。
贾兰坡教授的遗孀对于汪秉昆院长的上述谈话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她只是冷静地对前来调查的警员们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贾兰坡毕竟已经死了。那些一心盼着他早日归天的人总可以称心如意了。”
按照她事后的追忆，案发当晚，她恰好要去学校的大礼堂参加教工合唱团的排练。她刚刚走出家属大院，迎面就遇见了子衿。他是贾兰坡教授最为得意的大弟子。她知道那会儿预备会正在图书馆二楼的会议厅里举行，便问他为何没去开会。宋子衿的神色有些飘忽不定，一脸刚刚睡醒的样子。宋子衿愣了一下，对她说，他脑子里想着要去图书馆开会，却不知不觉地走到教师家属区来了。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我大脑的神经树上一定是爬满了蚂蚁。”随后，他对师母的那条演出穿的裙子言不由衷地夸赞了一番，就返身匆匆离去了。“这段时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是显得有些神不守舍。”
排练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那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又将她们困了一个小时。她回到家里的时间，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她记得，贾兰坡教授当时正在书房里看书。她去浴室洗了个澡，然后给丈夫端去了一杯热咖啡，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在平常的日子里，贾兰坡教授在做学问的时候，很愿意妻子陪伴在身边。她静静地在一旁打着毛衣，看些闲书，或者替他捶捶背。有时，贾兰坡教授也会从堆满典籍的书案上抬起头来，活动活动筋骨，跟她聊些有趣的事，偶尔也会哼上一两段《坐宫》。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出事的这天晚上，贾兰坡教授的行为的确有些反常。她向他打听会议上的情况，丈夫却显得很不耐烦。他冷冷地请妻子先去睡觉，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因为他“有些事情需要仔细地想一想”。
在晚秋的那场大雨中，她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才被楼下的叫喊声惊醒。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她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概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被大风刮到楼下去了。
警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下她的全部陈述，然后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似乎有些人一直在盼望着贾兰坡教授死去，你指的是哪些人？”
贾夫人回答说，这牵涉到了学校当局尚未公开的一个内幕。她介绍说，贾兰坡教授是一个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他的很多想法都已不合当下的潮流。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校方进行着一场他注定不能获胜的战争。哲学系在这所大学俨然一个庞然大物。每年都占用着学校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何况，哲学系已经连续三年招不满本科学生了。学校的负责人曾多次向贾兰坡教授试探，为了节省开支，能否将哲学系的规模予以压缩，或者干脆取消。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是，把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入法政系。贾兰坡教授自然一口拒绝。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哲学系最终被取消看来只是早晚的事，校方只是慑于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声望，不得不有所顾忌。应当说，学校方面源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再说，这个提案也受到了全系绝大部分教师的赞同与支持，因为法政系雄厚的经济实力令人羡慕，它属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五家律师事务所在这些年中积攒了大量的金钱。
她本人也曾经提醒过她的丈夫，倘若他固执己见，势必树敌甚多，只能自取其辱：“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贾兰坡教授听后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
贾兰坡教授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哲学系是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绝非易事，其中寄托着他的全部梦想。
“如今他突然撒手西归，许多人一定感到喜出望外。”
警察皱了皱眉头，旋即向她表示，他们只是例行调查，无意过问学校内部的具体事务。既然目前并未发现贾先生死于他杀或意外事故的明显证据，如果她本人没有异议的话，他们只能以“自杀”作为暂时的结论。
“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期间，我们也不希望节外生枝。”
9
现在正是午后时辰。屋外人声喋喋，阳光静静地洒满了窗台。曾山记不得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刻，他从午睡中醒来，听到自己的心脏有节奏地撞击着他的肋骨，被褥里汗津津的。有个声音在他耳畔悄悄地说话。这种类似于耳语般的声音来自于他体内藏匿的一个精灵，一个忠实的提词者。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个精灵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职责，也从未失去过耐心。它谦卑地提醒曾山，将他引向一连串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是时候了，我们已无须等待，让我们放弃挣扎，追上狂欢者的队伍，赶赴一场盛宴……
贾兰坡教授的追悼会被安排在工会俱乐部的大厅里举行。宽敞、明亮的大厅此刻被装饰得庄重、肃穆。由于在此之前贾兰坡教授的遗体已经火化，墙上象征性地挂着一幅照片，四周被黑色的布幔环绕着，遗像的下方摆满了鲜花。贾兰坡脸上僵滞的笑容仿佛表明，他对于大厅的布置大致满意。
曾山睡眼惺忪地赶到追悼会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不安。因为他担心自己在午睡中错过了追悼仪式。从现场的气氛来看，追悼会要么尚未开始，要么已经结束。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向一位不相识的妇女低声打听了一番。他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这个妇女对他说：既然大厅内的人尚未离去，你就没有理由认为追悼会已经结束。
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就像窗外花圃中冬青树投下的一簇簇阴影。他们说着话，神色凝重，声音被压得很低，与丧葬的气氛极为协调。嘤嘤嗡嗡的谈话声在大厅里回荡，但没人能够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偶尔听明白一两句话，也是断断续续，言不及义。从说话者的脸色判断，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慧能院长身穿一身黑色的西服，这使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僧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面色红润，抱臂而立，正与另外几位学者谈论着一个严肃的话题。曾山知道，慧能院长保养得如此之好完全受益于那些寺院自产的蜂蜜。慧能曾向他提及，到了春天蜜蜂产卵的旺季，寺院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们之间的谈话使曾山想起了那些娇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在阳光里振翅而飞，攀附在寺院外的一棵紫荆树上，仿佛一心要将它的枝条压弯。帕斯卡尔。普鲁塔克。圣餐。瓦格纳。圣·乔治大教堂。慧能院长一边说着话，一边向从身旁经过的人点头致意。那么，佛罗伦萨博物馆的裹尸布又作何解释呢？慧能院长看上去在低头沉思，实际上他是在寻找脱身的理由。他的心里似乎还牵挂着另外一件事。
子衿和他的几个师妹待在一起。她们大多在本市或邻近的城市工作，导师的死给她们提供了相聚的机会。有一位姑娘似乎来自昆明，因为在她与师兄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西双版纳。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她说。她们的打扮一律是黑色的。黑色的发髻。黑色的短大衣。黑色的短裙、长袜、皮鞋、绶带。甚至，其中一位的牙齿也是黑色的，不过，她显然不是有意为之。
子衿比任何人都显得心不在焉。他与师妹们说着话，不时转过身去朝四周张望，像是在寻找着一个人。
老秦的样子很有几分寂寞。他从一个谈话者的圈子走向另一个，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他游手好闲地在大厅里来回逡巡，丧失了起码的真实感。他来到一个正吃着棒棒糖的小女孩身边。他本来打算与她开个玩笑，却没想到将她吓了一跳。他冲着她笑，而女孩则迅速地逃开了。就在这时，老秦发现宋子衿正朝他这边张望，不过目光很快就移开了，这说明师兄所要寻找的那个人并不是老秦。但他还是决定回到师妹们的行列中去。她们正热烈地讨论着金三角的贩毒网和加入食物的罂粟壳。老秦瞅准机会插了一杠子。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他说。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只有一个女人作出了反应：他的口臭使她不得不稍稍改变了一下站立的姿势。老秦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欢迎他的加入，因为他很快就代替了慧能院长的位置，与几位外地学者接上了话。他飞快地说着，仿佛一心要弥补刚才的损失。渐渐地，他的举止恢复了往常的从容和自信，脸上也有了些许光泽。而慧能院长终于机敏地脱身离开了。
一个身材颀长的女人此刻正独自站在窗前。她背对着曾山。他看不见她的脸，可是他能看见她裙子棕色和杏黄色的拼花图案，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的一只手搭在窗架上，谛听着窗外的什么动静，从她落落寡合的样子来看，她极有可能就是贾兰坡教授去世前刚刚调入系资料室的那个纺织女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但她肯定不是张末。曾山的心里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同时，他体内的情欲仿佛顷刻之间就苏醒了。
在这个女人柔和的腰线之侧，曾山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远处被阳光照亮的一片树林和草坪。他看见了那幢简朴而小巧的幼儿园的房舍，绿色的栅栏、树篱和尖尖的卫矛。几个小姑娘正在园内做游戏。她们唱着歌。丢呀丢呀丢手绢。钢琴的声音似有若无，不过还能被听到。在寂静中，他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下午三点钟。学校的副校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宣布追悼会到此结束。直到这时，曾山才看到了他的师母。她被安排在大厅出口处的一张藤椅上。每一个试图从这所大厅走到户外去的人都必须经过她的身边，与她握手，劝她节哀。
人群在往外散去的时候没有闹哄哄地乱成一团，而是自觉排起了长队，这多少显示了知识分子在修养上的与众不同。人们脸上的表情，移动中的步伐，问候时的语调都极为相似，一个模仿或重复着另外一个。犹如经过复杂的训练和彩排。
只是当慧能院长经过大厅门口的时刻，才出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他向师母伸出手去，贾夫人却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就像她压根儿没有看到这个人。慧能院长略略迟疑了一下，很快将手缩了回来，并加快步伐走到了门外灿烂的阳光下，将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留在了身后。
10
曾山从工会俱乐部出来，没有回宿舍，而是骑车径直出了学校的后门，沿着苏州河西岸前往市区。他要去看望女儿。珊珊只有五岁，但脸色已相当忧郁。她懂得了不少成人之间的事，会唱不少儿歌。丢呀丢呀丟手绢。蒲公英打开了她的小花伞。她已经能学着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曾山写信：我们不要你的臭钱。少来这一套。
曾山不太喜欢她，对她的记忆也十分稀薄。她的出生很难说不是一个错误。她愿意待在黑暗之中，待在一只箱子里。那是一只破旧的藤皮箱，是曾山留在前妻家中的唯一遗迹。后来，它也成了错误的见证，曾山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珊珊却常常躺在里面睡觉，手里捏着一条洗得发蓝的手绢。这只箱子，是她梦想中的居所，将她与外界的生活隔开。珊珊的这一习惯使曾山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些他试图逃离的事物。逃离。一切都指向它，一切都是它的影子。三十年后，这个词语更换了一个面目在他心中扎根，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那就是“奔向”。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但它们从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回事。
由此，他还想起了另外一组概念：自我折磨与自我劝说。它勾勒出了生活的全部经纬。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曾山躺在床上，酝酿着一次新的睡眠。他四肢松展，双眉微闭。他对自己说，现在，除了窗外柔和的树声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喧响，一切都是宁静的。我要睡了。我感到自在。很快，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身体在清凉的水中慢慢下沉。他感到所有的静谧、纯净与永恒，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种声音在耳边悄悄地提醒他：你真的要睡着了吗？你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这个声音固执，有力，容不得他去做主，由此他睡意顿消。这类令人沮丧的事件，作为一种象征，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所要建造的，是冰块垒成的城市，它经不起阳光的曝晒。
曾山为此曾去请教过一位心理系的博士。她在学校书店的边上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她是一位基督徒兼女权主义者。她在听完了曾山的自述之后，立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毫无疑问，你是在与上帝作战。每个人都指望他所找到的幸福耐久，坚固，结实，经得起摔打，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世上也就不会存在‘幸运’这个词儿了。你替自己想得太多了。还是将这些问题交给上帝去思考吧。上帝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我们不必思考，而不是相反……”曾山不太欣赏她的观点，但在那一刻，他的内心还是被她虔诚、坚定的目光照亮了。曾山对她解释说，作为一名哲学教师，他所关心的并非是那些信仰上帝的理由，而是不信的理由。因此，他本人更喜欢那些具有明显异端思想的人，尼采，叔本华，拉罗什福科。他们令人更感到亲近。“像我这样的人，预先就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力。”曾山笑着对她说。“是自我剥夺吗？”她问道。
“也许是这样，”曾山答道，“笛卡尔说得对，除了征服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其他的使命。”
现在，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正骑车赶往他前妻的住所。他从那儿逃了出来，此刻又一次奔向它。夕阳染红了污秽的河面，使那些泡沫塑料、废报纸、机油与黑色的漂浮物闪现出金子般的光泽。一些鸽子栖息在河边的房顶上，栖息在河堤的水泥护栏上，在装满煤渣的驳船上散步。
11
上个月，他与妻子和女儿在公园见面。她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张末的名字。这使曾山感到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她从不屑于提起她，仿佛张末就是传说中某种恶毒的神祇。她的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们现在终于打了个平手。”她说，她指的显然是曾山与张末离婚这件事。他不知道她从何处打探到这一消息。她打算进行报复了：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有什么区别？棍子插在猪油里，拔出来就拉倒……只是因为珊珊就站在近旁，她对自己粗俗不堪的语言天赋才有所克制。
“你呢，你的情况怎么样？”曾山温文尔雅地对她说。
“这不干你的事！”
“我从报上看到了你们公司的消息……”
“这不关你的事！”她再次强调说，尖厉的下巴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她的眼中溢出了泪水。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曾山没有再谈下去。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追到南京去呢？她提起了张末，企图再次占据主动，不过，原先激烈的言辞此刻已成强弩之末，这使曾山不安地意识到，他的前妻在公司倒闭之后，也许尚未找到新的工作。
曾山告诉她，由于刚刚被提升为副教授，他的工资状况有所改观，假如她改变初衷，愿意接受他的资助的话，他打算立刻戒烟。你还是少跟我提你那点丢人现眼的工资吧，我看你早晚得跟那个贾什么坡的鬼东西一样，从楼上一头栽下来摔死拉倒。她叫道。她的声音惊动了一位练气功的老头。不要叫，不要叫。走火入魔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活了一百零二岁了。曾山颇为惊异地察觉到，在离婚之后，他的前妻一直在暗中时刻留意着他的动向。用她自己惯用的语言方式来表述：我等着看你的讣告登在《新民晚报》上，然后用它来擦屁股。她对那些无聊的话的确上了瘾。可曾山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她愚蠢而固执的善良。
曾山来到前妻居住的那个街区，天色已渐渐昏暗。天空刮起了偏北风，看来又要降温了，他感到身上凉飕飕的。建筑队正在拓宽路面。到处都是沥青化开的气味，尘土与油渍的气味，还有一缕孜然和胡椒的香气。循着这股香气的踪迹，在一辆推土机的边上，曾山看见了他的前妻。
他差一点没有认出她来。她的头上裹着一条农村妇女们常用的蓝布方巾，将自己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她正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卖着羊肉串。生意看上去还挺好，客人们来来往往。曾山想不起来她从哪里学会了这门手艺。他再次留意到她头上的那顶蓝布方巾，她为何要将自己弄成了一个村妇的模样？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她毕竟是一个城里人，一个旧时代银行家的后裔。她不想亵渎它。
他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从一只崭新的木匣中给客人找出零钱。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第一次注意到它们那么黑，那么白。她在算账。眼珠凝滞不动，证明她算账遇到了困难。
曾山感到自己开始喜欢她了。
12
在下午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宋子衿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他穿过大厅来到窗前。她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俱乐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麦克风提醒他们离开。晚上还有京剧演出，他们要将追悼会场恢复原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这个时候，慧能院长彬彬有礼地朝师母走去，向她伸出了手。她显然看见了他，却深陷在藤椅里一动没动。这个微小的细节不禁使人联想到，慧能院长与师母彼此之间不仅早就熟识，说不定还有过相当深入的交往。顺理成章的解释是，慧能院长曾经有负于她，而师母对他深感憎恶，无法原谅。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曾山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决定顺道去导师家中看看。自从上次他与导师因论文而发生争吵以来，他一直没有去过那里。
师母替他开了门，告诉曾山，她正要去浴室洗澡。她让他先去书房坐一会儿。
房间的陈设似乎还保留着原先的样子。通往阳台的门敞开着，从窗帘的缝隙中，他能看到阳台的木架上搁满了花盆。雏菊，巴西木，铁树和鸡爪槭。也许是因为刚刚浇过水，花朵和叶蔓显得生机勃勃。曾山知道，他的导师当初正是通过这扇门走到了阳台上，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腾跃。
屋子里光线很暗。书桌上散乱地堆放着书籍、字典、纸页和烟缸。他的导师当时一心要结果自己，没有顾得上作最后的整理。曾山浏览着那些书籍：《历史哲学》《基督教的体系》《动物志》《开叫与首攻》……一册英文版的《爱默生文集》被打开在第一百零四页，书页上有些地方用水笔划上了红线。
一个人就是一个处于破败之中的神。
这也许可以算作贾兰坡生前所留下的最后遗迹了。他不知爱默生的这句话曾经激发了导师怎样的联想。依照师母的说法，她从大礼堂回到家中，给导师送去了热咖啡，但他却将师母赶出了书房。“有些事情我需要一个人仔细想想。”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想了一些什么。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贾兰坡教授的思想以及他梦想中建立的哲学体系在晚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生中贯穿始终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面临着被瓦解与分裂的危险。一个多星期之前，曾山将那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贾兰坡。三天后，他约曾山去他的书房面谈。导师看来极为生气，他极为勉强地夸奖了他的才华，为他后来言辞激烈的批评作了一点小小的铺垫。按照贾兰坡教授的解释，当今人文哲学的当务之急在于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而不是像曾山文章所做的那样，徒劳无益地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的消息。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布道，“假如像你所说，这个世界注定要完蛋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价值。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导师举例说，早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大批僧侣和经院哲学家就预言了宇宙大限的来临，一些人甚至还在修道院阴暗的地下室里悄悄赶制应付世纪洪水的方舟。“这的确非常可笑，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他们的恐惧与妄念和当时流行的臆病有关。生理疾病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错觉。还有你在文章中反复提到、推崇备至的那个法国人，阿尔贝·加缪，假如他愿意不断地往山上推石头，本来是没人反对的。法国人的确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但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仍然像以前那样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的话，我劝你多读一些德国人的著作……”
不管曾山与他的导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曾山感觉到，他的去世也许预示着一段岁月的彻底结束。一座纪念碑倒塌了。一道幕帘被突然打开，阳光涌入，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哲学系将会不复存在。他的心里掠过一阵空空荡荡的悲悯之感。
坐在导师生前的书房里，曾山再次不安地想起了两三天前的那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它会不会是导师打来的？贾先生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或者说，遇到了一个毁灭性的难题，他想找个人聊聊。可是按照他的身份，屈尊俯就地向一个学生倾诉烦恼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拿起了电话，又将它放下。他终于决定向死亡求助。
师母身穿一件蓝色的浴衣走进了书房。她问曾山要不要喝点什么，没等他回答，她就打开了咖啡罐。师母说，曾山能来看她，她感到很高兴。这一两个晚上，她都睡得很不踏实。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毕竟让人不太习惯。“我不喜欢哲学，可我喜欢听人谈论哲学。”师母说，“就像一个行为检点的女人偏偏喜欢四处打听别人的风流韵事。”过了一会儿，师母补充说，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
“哲学系眼看着就要完蛋了，也许等不到这次会议结束就会有结果。”她叹息了一声，继续说，“如果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入法政系，编制想必会十分紧张，你要尽快活动，晚了就来不及了。”
一阵潮湿的夜风吹乱了桌上的书页，带来了一缕微微的花香。师母打了个寒噤，将被风撩开的浴衣的下摆重新拉严。曾山的脸一下就红了。
“你的导师尸骨未寒，现在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你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吧。”
曾山表示他未有所闻。“是不是因为今天下午这件事？慧能院长走过来与您握手，您却没有理会他……”
“不是这件事。”师母说，“你所说的那个慧能院长我并不认识。我当时一定是走神了。你日后如有机会碰到他，请替我代为致歉。”
曾山点头答应。临走时，师母问他：“万一日后的研究所容不下你，你打算干什么去呢？你们导师在世时得罪过不少人，这一点，你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曾山回答说，他暂时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一个人，除了碍手碍脚，还能干什么呢？”
“去卖羊肉串怎么样？”
师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使曾山出了一身冷汗。
13
很晚的时候，子衿博士来宿舍找曾山聊天。他是来告别的。子衿一进门就对曾山说，他准备从这个城市暂时消失几天。
曾山从师母家回来以后，一直在昏暗的灯光下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它的发条坏了，桌子上堆满了拆散的金属零件。“我从来就看不得这些东西。”子衿对他说。他指的是那些生了锈的闹钟零件。曾山用一把镊子正打算将一只弹簧把芯片与发条连接在一起，他抬头看了师兄一眼，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它会让人想起乱七八糟的大脑结构。”子衿博士解释说，“当然，我也受不了闹钟的声音，嘀嗒嘀嗒嘀嗒，永远没个完。”随后，他向曾山说起了一段往事。在他小时候，他的床边就搁着这样一只闹钟，它的声音让他睡不着觉，他就将它埋在了床边的一只麦缸里。
“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过几天我的妹妹要来，我已经差不多有五年没有回过家了，我甚至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儿了。”子衿很不得要领地这么说了一句。曾山没有吱声。他不明白师兄为何突然提起他的妹妹，再说，在这之前，他从未听师兄提起过她。
曾山找出一张废报纸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然后重新将报纸展平，盖在那些闹钟零件上，“这样可以了吧？”他们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抽烟。
“你要去哪里？”曾山问他。
“杭州。”
“怎么会忽然想到要去杭州？”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的一家妇幼保健院当护士……”子衿说。他大概觉得类似这样的一问一答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便索性抢先告诉了曾山他去杭州的目的，以及事情的整个原委。
“其实，这样的事在上海一样能够顺利解决，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曾山说，“我听说医院方面近来对有关规定作了一些改进，比如说，这种事不再通知原单位。人口问题毕竟要比道德问题紧要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听说过这回事，不过事实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我又不能专门跑到医院去打听。更何况，医院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夫通常是一些青春已逝的女人，她们已经失去了放纵一下的权利，因而心理相当阴暗，她们一见到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首先想到的就是鄙视、咒骂、冷嘲热讽，实际上，她们恨不得自己取而代之。”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子衿告诉他，是明天晚上十点的车票。那段时间最安全，趁着夜幕的掩护，在前往车站的路上遇到熟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一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子衿说，他甚至准备在酒会结束后再离开。曾山知道，酝酿已久的学术会议定于后天上午八点正式开幕。明天晚上，会议的赞助商将在学校对门的松鹤大酒店举行盛大晚宴，所有与会代表均在邀请之列，市政府主管文化的官员届时也将出席。他和子衿都已收到了印刷精美的请柬。据说，这次晚宴的费用几乎占了会议开支的一半，看来，本次会议的赞助单位，南方某制药厂果然实力雄厚，出手不凡。
“你的大会发言怎么办？”曾山问他。
子衿博士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灰暗的笑容，仿佛他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他扳起手指头，眼睛盯着窗外，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算术题。手术只需要十五分钟。路上要花掉一天。手术后她需要静养四天。子衿的大会发言被安排在会议开幕后的第四天，时间上倒是绰绰有余。
“我只担心一件事，”子衿博士对曾山说，“那就是她已怀孕两个半月了，若是遇上血崩，堵都堵不住。这个女人不太好缠，也很有主见，她一直瞒着我，竟然异想天开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我足足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
师兄疑虑重重地对曾山说，他甚至想到去找个医生做一次心理测试，看看自己是否正常。因为他刚刚听说，心理系的一位女博士在河边书店旁开了一家咨询诊所。“对我来说，这短短的几天碰到的麻烦，比过去时间里累积起来的还要多，就像是石灰、沙子、芝麻和锯末统统掺和到了一块。”
“在某些方面，你还是应当适可而止，”曾山对师兄说，“我一直觉得你可以过一种稍有节制的生活。”
子衿朝师弟摆摆手。仿佛在暗示曾山，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末怎样？你见到她了吗？”
曾山表示他尚未见到她。他担心她因为什么事，临时决定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了。
“也许你明天一觉醒来，就能听到她的敲门声。快乐的事情通常要么不来，要么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随后，他们聊起了别的事情。聊起了老秦。这些天，他显得极为神秘，似乎要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搞点名堂，这段时间整天找人商量他的计划。一方面，他对自己在会上的图谋守口如瓶，一方面又一心要弄得人人皆知。
“鬼知道他在搞什么玩意儿，”子衿说，“他似乎对这次大会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底牌亮出来终究是一场笑话。”
“这次大会注定了不会太平，”曾山忧心忡忡地说，“会议尚未开始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我真的很难想象在往后的一个多礼拜里到底会怎样。但愿它不会成为一场噩梦。”
深夜两点，子衿才起身告辞，曾山一直将他送到了楼下。
子衿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在楼下的车篷里寻找他的那辆自行车。他在那儿来回逡巡了四五分钟，仍然没有找到。
曾山只得走下台阶，帮着他一块查找。子衿告诉他，那辆自行车的坐垫是棕红色的，很容易辨认。他们将车篷里停放的车辆逐一找了个遍。最后，子衿明显是着急了，他对着一辆橙黄坐垫的自行车，拿钥匙徒劳无益地乱捅了一气。“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
他这样说，倒立即提醒了曾山。他想起子衿那辆自行车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失窃了。曾山及时地向师兄提醒了这点，使得后者突然发出一阵过于夸张的哈哈大笑，仿佛笑声在迸发出来的一刹那就使出了全部的肺活量。随后，他的身影像个幽灵一般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
14
会议的接待中心设在专家楼的底层。这是一座百年前的古旧建筑。风格与式样是欧洲的巴洛克、哥特式与中国古典园林的简单拼合。八十多年前，一位俄罗斯妇人买下了它，在那儿只居住了短短的五年，却留下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遗迹。其中包括一棵冠盖蔽日的银杏，一条用她的姓氏命名的河流。
时序已属深秋，银杏树在风中抖落下叶片，像蝴蝶一样在阳光下飞动。专家楼前的草坪整肃而洁净，只是车轮的印辙依稀可辨。在一辆橘红色的轿车旁，一位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正摆出姿势让人照相。她脸上显露的心满意足的笑容，让人感到她对于楼房和轿车的归属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张照片通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对她而言，这似乎已经足够了。院廊的葡萄藤架下摆着几把漆成白色的椅子，一位早已谢顶的老者占据着其中的一把。他假装在读书，实际上，他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那位小姐的臀部。当然，他可以为自己的行径找到理由：他探身朝院外张望，而那位小姐恰好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一会儿戴上眼镜，一会儿又摘下它。仿佛拿不定主意哪一种姿态更适合于观察。旗袍的花饰呈暗红色，它在腿部的分叉开得很高。由于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分叉线像是被剪刀临时剪开的，肌肤的呈现仅仅是一道缝隙。考虑到阳光的亮度和小姐不断调整的身体姿势，它也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假如一阵风吹过，使它敞开更大的幅度，露出蓝色短裤的下沿，观察者则不得不暂时挪开视线，将目光痛苦地投射到书本上。
透过大院的铁门和两旁的枇杷树篱，就能看到河边的银杏，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水，河边扔石子的小男孩，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垂钓者。院外的一片小树林里，两个身穿西服的人正兴冲冲地朝这边走过来。
在专家楼高高的台阶上，曾山显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他一度想离开这里，又有些不太甘心。
迎面走来的两个人此刻已经双双跨进了大门。曾山立刻认出，一位是他等待之中的老秦，另一位就是本校的校长。
15
校长看上去精神很好，似乎正想着一件开心的事，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低着头刚刚走到大理石的台阶下，为了表示对校长的尊敬，曾山冷不防从一边斜插上前，朝他伸出了手。由于犹豫不决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坚决而突然。校长被他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跳了一步，一时没有弄清曾山的意图。当他明白过来，对方只不过是想与他握手致意，校长便颇为得体地笑了一下，将那只白皙的手递给曾山，这时，时间上出现了小小的差错，因为曾山已经将手缩了回去。校长的手兀自悬在半空中，仿佛突发的中风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校长这回扑了个空。这个情景使曾山想起追悼会上的慧能院长。尽管他的内心已经多少感到了几分滑稽，曾山还是坚决地再次朝校长伸过手去。老谋深算的校长这一次得好好估量一下出手的时机，估量的结果，他将那只保养得很好的小手藏入了裤袋。
校长满面狐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曾山。愤怒的校长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对面的这个年轻人仅仅是为了羞辱他才故意这么做的，假如他再一次伸出手，对方又缩了回去，这样循环往复，岂不中了对方的圈套？他这样想着，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幸好，院内的三个可能的目击者眼下兴趣还不在这边。
这时，老秦不失时机地将曾山介绍给了校长。校长脸色铁青。他狠狠地瞪了曾山一眼。转身就朝停在草坪上的一辆轿车走去。
老秦对曾山解释说，最后三名与会代表将在今天中午前后抵达。他正准备陪同校长去车站迎接。曾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三位代表居然惊动了校长的大驾，想必身份不同一般。老秦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他，假如眼下恰好有空，他是否愿意与自己一同前往车站？“趁便，我还有些要紧的事打算与你聊聊。”随后，老秦拉着他跳上了一辆面包车，紧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丰田，一路出了校门。
他们来到车站的广场上，距离代表们乘坐的火车进站还有十五分钟。
校长似乎余怒未消，为了避免再度与曾山碰面而出现不必要的尴尬，他龟缩在车中，通过挡风玻璃观察着出口处的动静。老秦则喜滋滋地从面包车上扛下了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木牌，上面写着代表们的姓名。他们来到出口处的围栏外，老秦将木牌试着往空中举了举，向曾山问道：“你看这样可以了吗？”他没有听见曾山回答，因为此刻曾山已经抽身离开了。
曾山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奔向广场西侧的一家商业中心。由于慌乱和勿忙，他在进门的时候，衣服被转门的把手挂了一下，引动了门后一位小姐低低的笑声。他从一处柜台前买了一把小圆镜，一只吉利刀架，一枚飞鹰牌刀片。接着，他找到了药品柜台，在摆放着各种避孕工具的橱柜前踯躅良久。
一位售货小姐迎上前来，问他是不是打算买一盒避孕套。
“那就买一盒吧。”他这样说，仿佛他原先并不想买，而纯粹是为了迎合她，才作出了这一决定。
“多大号的？”
“三十五毫米。”
小姐这时抬头瞥了曾山一眼，目光中含着一丝明显的怀疑，好似对方是在故意逞能。
曾山从商业中心出来，径直朝行李房边上的一个厕所走去。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前，他熟练地旋上刀片，对着小圆镜，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
他想象着不久后与张末的见面，心跳突然加快了。他知道，张末对他留胡子这一习惯极为憎恶。
曾山与张末离异后，双方一直保持通信联络。他对张末的来信既渴望又恐惧。她的来信给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真实感，同时，他又担心她总有一天会在来信中提到她与别人结婚的消息，假如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应当懂得在某些方面有所保留。她的信通常都写得很长，除了偶尔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外，大多是一些日常琐事。从语调上看，就好像他们并未分离。两个多礼拜之前，曾山给张末寄去了会议的邀请信，他在信中提到，由于这次大会不承担代表的住宿费用，为了不至于报销出现困难，他应当替她安排哪个等级的房间。张末很快就写来了回信，她说她很高兴参加这次有关宗教问题的学术会议，因为她目前正为是否应当皈依基督而感到犹疑不决。“至于住宿，如果你那儿没有什么不便，我还是愿意替单位省下这笔开支……”
想到这里，曾山突然咧开嘴“嘿嘿”地笑了两声。张末的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曾山的某种预感，仿佛张末随时都会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也许，在某一天的清晨或者深夜，他只要打开门，就能看到她拖着沉重的皮箱站在他的门前。期待中的这次学术会议，对他来说，宛若一场渴望已久的盛宴，仿佛多年来一直在困扰着他的所有问题，到了那时，都会获得圆满而彻底的解决。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大的秘密集散地。然而它却不会轻易地将这种秘密泄露出来。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片阴暗的街角，一方人群稠密的广场。明亮的茶色玻璃反衬出街道的树木，高耸的旗杆、钟塔，以及钟塔下围坐的妇女和儿童。在货栈的遮棚下，售货员向行人随时吐露微笑，就像一缕变质发霉的花香。那些匆匆奔向某一地点的小贩、兜售报刊的老人、掮客、便衣以及在旅馆登记处排成长队的人群占领了车站广场的每一处缝隙。你只是偶尔从那儿经过，看着自动扶梯将一批又一批人送上候车大厅，你想象着这个车站曾经是过或者将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一块海边的桑园，一个露天高尔夫球场，一家光线昏暗的妓院，一座垃圾处理厂……于是，车站就在无形中为时间塑造出了形态，你也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
曾山不无伤感地想到这一切，心情陡然又变得沉重起来。他穿过阳光缤纷的广场，朝出口处的方向快步走去。
代表们都已经到了，老秦像是在四处找他。此刻，校长也已经从那辆轿车中走了出来，他正忙着向客人们递名片。曾山逐一端详着刚刚下车的三位代表，没有看到张末。他将目光投向出口处长长的通道，从那可以一直望到空空荡荡的站台。
老秦用英语将曾山介绍给了一位外国人。他低声地对曾山说，这个人就是本次大会唯一的外国学者。倘若这次大会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会议，他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一个神学家，还是一个中国通，名叫唐彼得。唐彼得身边还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经老秦介绍，曾山知道她是彼得先生的中国秘书。女秘书朝曾山浅浅一笑，随后她向老秦提醒说，唐彼得先生虽然精通英语，但他更愿意说德语，当然，他的汉语也说得非常流利。老秦介绍完毕，立即将曾山撇在了一边，径自与唐彼得先生热烈地交谈起来。
曾山显然有些茫然无措。他的视线一直盯着出口处的那条通道。一位佩戴红袖章的看门人此刻正打算将铁栏杆门关上，他一丝不苟地搭好铁门的铁扣，然后拢起袖子，蜷缩到一边晒太阳去了。低迷、回旋的风从站台上吹过，翻动着铁道边的旧报纸，两名身穿制服的女乘务员正有说有笑地从卧铺车厢上下来，怀里抱着一堆肮脏的被单和桌布。
唐彼得先生似乎对“神学家”这一称号感到不以为然。他对老秦说，他早年在印度洋上当过水手，后来又在荷兰的鹿特丹创办过一家造纸厂，不过，他真正的专业却是国际信托。在五十年代，他作为日本人的贸易顾问参加过中国的广交会，并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过两年，他去过俄罗斯、东欧和台湾……对神学问题产生兴趣，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唐彼得先生每说一句，中国秘书就坚决地点一次头，仿佛她曾经陪伴唐彼得一起度过了那些颇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或者说，唐彼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她的芳心。由此看来，这个女人与唐彼得相识的时间不会太长。
除了唐彼得与他的中国秘书之外，剩下的一名代表就是本次大会的赞助商，南方某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身材健壮，一腔广东口音，正与校长彼此寒暄，谈话虽有些不着边际，但还不至于找不到话题。
校长首先对董事长的资助表示谢意。他说，在学术界面临严峻经费困难的今天，他的慷慨相助无异于雪中送炭。“我也许可以提前通知您。学校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聘请您担任鄙校的兼职教授，当然啦，我们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始，鄙校在生化制品、微生物、计算机领域均拥有很强的科技潜力……”
“教授我看就不必啦。”董事长说，他们公司之所以斥资赞助这次学术会议，除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尊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本人对哲学上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十分关注。
“想必董事长先生在哲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校长问道。
“浅尝辄止而已。”董事长谦逊地笑了笑，随后神秘地朝校长跟前凑了凑，“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您看来，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校长没有想到董事长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脸上有点不太好看。“先有鸡，当然，不过蛋……”
董事长解释说，他实际的问题是先有物质呢？还是先有意识。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坐过牢，还发过疯，不过后来一旦做起生意来，病就全好了。“我看这样吧，”董事长说，“在这次会议上，就请教授们给这个问题下一个固定的结论，不要翻来覆去，弄得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校长为难地看了看手表：“我看时候已经不早啦，咱们有话车上说吧，不然，食堂的师傅可就要等急啦。”
校长、董事长、唐彼得及其秘书先后走进了黑色丰田。曾山和老秦将他们留下的行李搬上了小面包。
在返校的路上，老秦一刻不停地与曾山说着话，而曾山却显得抑郁不欢。老秦从口袋里掏出一册代表名录翻了翻，对曾山说：“与会代表如今只差一位没到……”曾山的腹部一阵痉挛。
他们的车来到一处铁道口，被经过的火车挡住了去路。
这时，曾山感到老秦正满脸诧异地盯着自己。
“怎么回事？”老秦问道，“刚才来的时候，你还是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一转眼就全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