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票問題

戰後軍票不再流通，父親便開始每晚數軍票；直至我們準備離開香港前，父親仍舊每晚在床上數軍票。我愈看愈知不妙，便跟兄長說“不好了”，接着父親便因為看不開而病死了，他臨終囑咐我們要向日本人追回這些錢。

父親留下的軍票有18萬多，我們把這個數目登記了。後來我們把部分軍票送給日本及位於蘆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³⁾也有部分送給其他地方，所以現在已沒有那麼多了。

我知道戰時父親曾和幾個工人到雪廠街旁邊的橫濱正金銀行兌換軍票，那時一元軍票要以兩元港幣兌換，第一次好像兌了萬多元港幣。到了1942年一元軍票便要用四元港幣才可兌換。為甚麼升了兩倍？公佈說是巿面還有很多港幣流通，軍票數量不足，流轉亦不夠；後期因為軍票短缺，便在香港印製，但流通的數量也不夠，所以便要四兌一了。我和日本打官司時，取得日本大藏省和軍部的機密文件，⁽⁴⁾知道他們原預算十元港幣兌一元軍票，於是便將機密文件呈上法庭。戰時的日本政府原本準備這樣對香港，不過怕來得太急，所以就二兌一、四兌一，直至宣佈戰敗。後來那份文件呈了上法庭，我亦把文件的副本保存下來。香港的傳媒曾向我借閱文件，並全份翻譯刊登，把日本的罪狀公開了。

據我所知，日本政府在法庭承認他們戰時發行了19億軍票，⁽⁵⁾我覺得應該不只這個數字，為甚麼這樣說？當時的台灣兵和日本兵連同家眷，都有帶軍票來港，所以加起來應該不只19億這個數目。大藏省只承認發行了19億，我便以此數目狀告日本政府。我在1993年8月13日入稟狀告他們，至1999年6月17日審結，期間法庭共開庭審議28次，但日本政府總是設置很多關卡、很多難題，所以很多事情都因為日本政府不想賠償而得不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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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肥料製作過程中，花生榨了油餘下的渣滓便是花生麩。

(2)贊育醫院成立於1922年，由倫敦會傳教士創立，是香港第一所華人婦產科醫院。贊育醫院原位於西邊街，1955年遷往醫院道現址。

(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坐落在北京市，落成於1987年。基本陳列由三個綜合館、三個專題館和一個半景畫館組成。

(4)日本大藏省是主管日本財政、金融、稅收的最高行政機關。

(5)有關軍票的發行量，可參閱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社會評論社，1996年），頁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