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扎西整编

土城战斗陷入僵持，而川军的后续部队正在源源赶到。其模范师第3旅已经增援到位，教导师第2旅正由古蔺向土城方向迂回堵截，赤水方向的两个旅另一个团正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在土城地区，川军已经集中了六个多旅。红军前有重兵，后有赤水河，如果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

土城渡口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红军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会墨守成规，从来没有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作战计划，一切都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

土城战场的激战尚在进行，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再战对红军极为不利，因而果断地做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甩掉追敌，挺进川南。

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鉴于川军重兵云集，原定从赤水北上，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红军应该果断地调整进军方向，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彻底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向古蔺南部推进，寻机北渡长江。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1月29日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

各项工作迅即紧张而有序地展开。朱德、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队顺序撤离阵地；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在赤水河上架起了浮桥；陈云带领卫生、供应部门人员将伤员全部安置完毕，并将笨重的物资和一部分火炮推入了赤水河；叶剑英带领参谋人员，精确确定了部队的过河计划；李富春亲自到各单位进行动员教育。

猿猴场渡口

到29日拂晓，一切准备就绪。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调度指挥下，红军部队除以少数兵力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作三个纵队渡过了赤水河。红1、红9军团和军委纵队第2、第3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1梯队、干部团主力及红3军团第5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渡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5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

郭勋祺率部追至赤水河畔，红军后卫部队在赔偿了征用的百姓船只后，已经将浮桥烧毁，郭勋棋只能望河兴叹。土城之战，郭勋祺因与红军作战有功，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晋升为川军模范师师长。十几年后，郭勋祺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作战中起义，建立了特殊功勋。当他见到老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时，曾不安地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爽朗一笑，回答：“明打不算，不要介意。”这是后话。

红军西进进入了四川古蔺县境后，很快就发现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蒋介石得知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防务，在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起宜宾下到江津，沿江北岸赶筑工事，并于要点构筑碉堡。同时，派军舰和武装商船在宜宾至江津段江面日夜游弋，严防红军偷渡。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中央红军入川，除令潘义华部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为泸州、叙永、毕节沿线，第二道为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和宜宾至泸州间长江一线）防御长江外，并以主力五个多旅向古宋、叙永地区集结，阻止红军进入长宁、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庆符等县；郭勋祺指挥3个旅向古蔺疾进，尾追红军。因而，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行动困难。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后，2月2日进攻叙永县城未克。其他军团在行进中，也曾遭受川军部队的袭扰和截击。

2月2日，蒋介石重新调整“追剿”中央红军的部署，除以湘军一部控制乌江东岸，防止红军东进外，以薛岳部和滇军、黔军组成专事“追剿”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以云南军阀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滇军）、王家烈四个纵队共十三个师三个旅另一个团，企图协同川军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薛岳的指挥下，国民党“追剿”军各纵队开始向川南地区推进。

川军沿长江沿岸重兵布防，而国民党军“追剿”部队则在步步逼近，红军如果坚持北渡长江的计划，则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很可能陷入重围，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及时分析敌情，毅然确定放弃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跳出包围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

2月3日，中革军委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迅速摆脱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红军各军团以急行军超过侧击之敌，迅速向长宁以南、扎西以北地区集中，先头红1军团率先入滇。

鸡鸣三省

2月5日，军委纵队进至云南威信的水田寨地域。此地地处川黔滇三省交界，当地人称作“鸡鸣三省”之地。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进行协商，重新进行了工作分工，解除博古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职务，重新确立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决定，“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重新考虑渡江可能性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边行军，一边开会，经过认真研究，最终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扎西地区集中。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2月8日在威信大河滩举行会议，正式审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向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普遍传达了《决议》，使各级干部都深刻认识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实质，增强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信心，同时也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红军官兵中更加深入人心，保证了尔后战斗的胜利。

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全部到达扎西地区，暂时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扎西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并阐明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敌变我变，高度机动，作战服从于作战方向。“这个方向受到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扎西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做出了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并与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作战相呼应的决定。

扎西会议会址之一

为适应机动作战的要求，并充实连队的战斗力，中革军委于10日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都进行了精简与整编。全军除干部团以外，共编十六个团，各级主官逐级下任，原来的师长、师政委成了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变成了营长、教导员，营级干部下到连，连级干部变成了排级。各级干部都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坚决服从命令。

扎西会议会址之一

整编后，中央红军作战部队每团人数达两千余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虽然建制减少了，但战斗部队更加充实，同时指挥层次减少，机关缩编，部队更加精干，机动力和战斗力大为提高，为尔后的战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正如许多红军老战士所回忆的那样，扎西整编，“是红军长征中为夺取新胜利而进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在部队整编期间，红军还在扎西地区招收新兵三千余人。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以红5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红军中抽调数百人在石坎子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策应主力红军作战。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