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基于对2000—2017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维度分解和综合评价分析，深度剖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状，并且将中国高质量发展行为内部由多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得以揭示，通过判断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表现和运动轨迹，探寻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因素和制约影响。要达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建设和普遍实现，不仅要充分激发现下经济发展的优势，也必须要对过去发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中国高质量发展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跳跃，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迈进，更是由数量积累向质量提升转型，在从衰微向鼎盛的动态变迁过程中是包含了高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分力博弈与合成，是一种涉及多变量的长期动态演进分析。因此，在长期历史视角下，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趋势和系统进程中存在的阻力进行归纳和整合，还原经济时期的不同表现模式，充分解释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行为机制和动力机制，通过打破部分维度的或低迷或衰退桎梏，以重新开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复兴之路。

2.3.1　经济结构性失衡加剧，协调发展能力被禁锢

在上述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分项维度的评价分析中，协调发展近年来呈现出持续走低的基本态势，区别于较大的波动性和外部冲击影响，协调发展维度指数值这种从增长缓慢到增长停滞再到增长逆向化的行为，是由经济结构矛盾诱致引发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内生于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而经济增长却是一个在长期时间推送中连续性的动态演化过程，且要素禀赋独特的稀缺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每一时点下禀赋结构的变化，无论是空间视域下，抑或是历史时间继承时，每一横纵截面交织点的经济表现都反映出资源约束境况下经济个体以及经济组合在制度框架下携带个体偏好的最优集锦。制度变迁、资源紧俏、偏好改变都内生于经济结构层面，均会影响且关联着经济结构的路径优化。然而，资源禀赋具有典型的历史遗留阻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带来的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硕果突出，却使得资源优势急速衰微，比较优势的转变也出现较大转折。当然，长期来看，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价值取向质变性发生，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比较优势集聚选择，在多变量内生行为的交织交错之间，却奇迹般地拥有共同指向。这意味着中国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协调和不平等、在时间下的不充分和不均衡，皆是由系统内部的结构失衡所致，在历史演进趋势中，这一结构性桎梏不仅无法得以消解，反倒在持续积累，使得经济发展优势变量被抑制，经济劣势变量持续放大，经济协调能力被长期禁锢。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的绝对表现，也开拓了发展结构理论新境界。由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导致的协调发展能力受限，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低下、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均衡、产品供给与需求分层次失衡、劳动力供给错配等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粘连了循环式低配衍生因素，成为高质量发展快速高效提升的负向黏合剂。因此，为构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生成，需要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嵌入和新制度变迁牵引，对不同主体在合理空间以及合适时点时的结构组成予以完善和优化，成为打破高质量发展中经济结构性桎梏的首要理性共识。

2.3.2　高质量发展动能弱化，绿色生产力尚未激发

对中长期中国高质量发展形成状态和构成机制的探索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状态是在现阶段这一特定时期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越加弱化，无论是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值的观测，还是对各分项维度指数的趋势性分析，都显著地表现出各分力的萎靡和合力的衰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然而，由动力作用退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疲软已严重阻碍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建设。从理论上讲，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效应是一个兼具包容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宏观层面，动能效应的转换与增强可以激发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兴趣，催生新的产业链构建，创新发展方式变革，以增强经济发展朝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时代适应性。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动能，通过旧动能向新动能的转换以及动能衍生机制的重塑，跳出传统行为以资本、劳动、资源的规模性投入的思维惯性，以引入科学技术、优化配置比例、高层次人才智慧为生产组合，以及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扩展至绿色生产力行为，一方面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实现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绿色生产力的嵌入，能够决定经济发展的集约效果，维持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韵动。然而，在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比较优势的改变，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已无力带动新时代经济发展朝向高质高效的方向持续运动，经济阶段性特征就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不能良好地转向技术生产力，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以及规模和质量优势没有完全形成，以至于传统动力的基础性依然稳固，整体产业竞争力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同时绿色生产方式的嵌入深度不足，绿色发展方式停留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而尚未从源头实现，使得传统生产模式惯性存留，生产负向衍生效应依然较强，高质量发展路径受阻。此时，充足的发展新动能注入和接续就至关重要。新动能的输入，一方面要平滑产、学、研机制形成，科研、教育以及生产虽然在社会功能上具有不同分工，但是通过资源优势上的协同和集成，可以有效地实现技术创新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之间的充分对接和有效耦合。另一方面需要深度培育绿色生产力发展，在不同的行为主体和利益集合中自内而外有序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动能和增强效果。

2.3.3　内外联动效应持续低迷，开放效果初显薄弱

在对现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中，本章发现中国开放发展的能力和效果分项维度指数在近年来呈现出显著下滑的基本态势，排除2008—2010年度里由外部环境冲击带来的不规则波动以外，2006年至今，整体表现为下滑的趋势，虽然2012年以后下滑行为放缓，近年来也有突破负增加值的期望，但是开放发展分项维度依然表现为持续低迷，这意味着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建设中，开放发展问题成为阻碍中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的一组分项阻力，这一矛盾也亟待破解。自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战略，也致力于创造性地应答建设高质量开放政策，然而，现阶段在充分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和共赢开放的科学内涵下，也因固化的矛盾和惯性僵局使得开放发展路径受阻。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开放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形势较为严峻。由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环境里，多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普遍较大，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也大相径庭，虽然世界大国之间保持着一部分相契合的利益共同点，也对全球基本秩序、安全的经济环境以及世界贸易参与制度有着最基本的认同，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博弈共生的关系是复杂且脆弱的。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旧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不会轻易颠覆，世界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加剧，国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尖锐。②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性。开放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在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对外开放成果在地区之间分配不均，不仅如此，对内开放在东、中、西地区也存在不均衡现象。而且由于中国现有的农业和服务业层次较低，工业供给低质且过剩，在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传统优势产业走向衰退的困境下，屹立于全球化经济大市场中竞争力初显薄弱，使得中国开放发展过程中内外联动效应持续低迷，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征途举步维艰。要打破阶段性的矛盾，突破现有开放发展困境，一方面需要积极完善开放发展新战略，努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深入参与全球化经济治理，共同完善外部发展环境规则，承担国际义务和职责。另一方面则要重燃内外联动效应活力，通过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对内打破地区和行业间的各种形式垄断割据，促进公平有序的竞争市场环境建设，以供资源的充分流动和自主配置，以激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潜力。

2.3.4　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摩擦较大，高质量发展优势被锁定

基于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创新发展维度指数近年来持续独占鳌头，意味着中国自2010年以来着力发展创新动力优势，创新科技成果突出，创新发展的水平已呈现出高层次、高水平状态。与此同时，在对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的观测和评价中发现，虽然中国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一直呈现出增长的基本态势，但是高质量发展的增速水平和动力效果与创新发展分项维度还具有一定的落差。尤其是近年来，创新成果的显著增强，似乎并没有对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给予同等水平的贡献度。毋庸置疑的是，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动力支撑与来源，这种动量增长背离的现象并不是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内生性相悖，而是经过经济运动与经济行为转化之间的调整路径发生的偏移，具有这种筛选共识的境遇下，就需要从创新路径的衍生层面进行剖析与解读。在既有强化科技创新实力的制度架构下，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在区域空间范围内大规模地盛行开来，技术层面强大的制度支持与激发，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高技术行业之间的共生与博弈，使得科技成果持续吸收着能量更新，进而科技方式、创新效果在深度进化和改变。以人力资源能力、物质技术含量为载体的创造发明优势积蓄，然而，特定的技术方式是具有抵制效应和转化效应的，抵制效应在于初始应用于生产前沿面的成本较为高昂，社会普及化生产行为具有保守和排错性，新科技的引入在短期内势必会因成本投入带来收益率的降低，由于企业是以资本驱逐性为导向，而非科技向往性，这种基本属性会在短期里自动排他，是内源于行为主体在现有资源水平、预期利润下作出的综合判断和行为决策，当处于时间的延伸中，收益的逐渐回笼才会带动企业自发性的科技嵌入，反应时间滞后与错容就阻碍科技优良成果向生产力优化的高效对接，给定时点下生产力能力的表现效果便与创新实力成果无法匹配。而技术成果的转化效应，体现在技术的应用与扩散路径中，以制度优势强力消解认知锁定和固化锁定，通过经济奖惩、科技补贴以及间接诱致调整朝向抵制效应的惯性偏倚，扩大科技生产力建构力量，强化创新生产力的资源配比，以有效地润滑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摩擦阻力。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创新实力渐强，而高质量发展优势锁定需要被打破之时，一方面，需要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效率和转化能力，创新动力的构建其终极目标是致力于生产力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而现阶段，创新成果丰厚且突出的优势下，亟须关注创新动力纳入生产方式的运动轨迹，以提高创新向生产前沿的流动速度和整合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平滑产、学、研机制，完善从创新成果上游、企业中游以及生产下游的协整与链接，促进创新所需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加快平台化、战略联盟化的合作模式形成，逐渐完善具有技术性、方向性和链条性的三方体系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