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一、微观主体决策理论

（一）研究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制度环境规范和制约着每个微观主体，反过来每个微观主体决策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发展。生育、退休与养老作为人生经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件大事，事关每个人的生活。宏观整体层面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关于微观个体的研究相对较少。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但也需要考虑到与个体的激励相容。因为整体之下，是每个鲜活的个体。微观个体的选择是否与制度相符，是决定政策是否能够较好执行和实施的重要基础。是否赋予人们足够的选择权是评判一项制度体征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关乎生育、退休与养老的三项重大决策，从个体选择探寻整体出路是政策设计的合理路径。因此，从微观视角切入具有积极的意义。

探寻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正在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有生命力的领域。社会经济运行本质上都是微观主体行为决定的（叶初升，2005），对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政策的设计与制定意义重大。如前所述，政府试图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缓解过低生育率水平引发的老龄化加剧问题，但是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现象已经无法用人口生育政策因素来完全解释，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但即使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率水平，中国现在的生育率状况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乃至生育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越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微观个体的行为机制、心理动机、互动模式等的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王国成，2011）。微观个体决策的结果可能反过来作用于宏观环境，人的因素是宏观政策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在现有关于退休和生育问题的文献中，大多集中在宏观总体层面的分析，而对于微观主体特别是对家庭的决策研究较少涉及。微观主体具有复杂的异质性，难以用统一的模型进行刻画。在实际研究中，相对于宏观数据而言，微观数据难以获得。这些都制约了对于微观主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但是现实生活中，微观主体历经其生命周期会做出各异的选择，其生育与退休决策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家庭养老而言，微观主体自身的工作性质、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照看孙辈等都会影响其对子女家庭转移的依赖程度，子女数量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微观主体依赖家庭养老的可靠性，延迟退休有利于为微观个体的养老积累更多的财富，但也影响其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助。这些看似细微的问题却可能成为我们预测宏观政策执行效果的依据。

微观视角分析生育与退休问题的优势。以生育问题为例，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全面放开二胎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中国人口政策正处于转变的关口。生育率高低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宏观外部环境是决定生育率变化的根本性因素，而微观主体生育决策和行为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基础。从理性决策的视角来看，生育行为可以视为家庭经济的生产活动，孩子相当于家庭生产的产品。家庭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比如时间、经济条件等，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与质量。生育率就相当于家庭生产率。这一系列的微观主体生育决策和行为构成了人口生育率变化的微观基础。

（二）从理性到非理性假设：微观研究视角的变迁

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以精致的数学推导和证明解释了人们的选择，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公理化、体系化与逻辑化。但是正如思想家维柯所言“人并不能理性地胜任一切”，理性假设具有局限性和使用界限。人作为复杂的异质性主体，除了受利益的驱使，还有众多心理因素的影响，常常表现出非理性决策行为。将非理性决策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成为行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理性假设下，人们具有稳定的偏好，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显性或隐形的市场来协调（Becker，1988），生育行为和退休行为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在资源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都是经过权衡后的选择。在以往研究中，学者通过简单地假设在不同情境下的生育动机，以建模或简化分析，这也体现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下的研究特点。本书试图通过还原背后与家庭养老有关的心理基础、行为机制和思维过程，来对微观主体的生育与退休决策进行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属于微观主体行为决策研究的范畴，但就比较静态分析、成本与收益权衡等方法论角度来看，仍是属于理性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研究。基于对现实的考虑，微观主体通常要在一个动态的时间范围内制定和更新自己的决策。因而，在采用动态分析方法的微观主体决策理论研究领域中，跨期选择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在跨期决策的制定中，主体要根据一定的经济条件对采取现期决策能在未来带来的收益或价值进行评估，而这种决策的评估和制定主要依托于行为主体对于时间的感受性，即主体的时间偏好。而微观主体常常呈现出更偏好于当前效用而忽视未来效用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影响着主体的生育与退休决策。对于生育决策而言，如果把孩子视为投资品，理性视角下只要子女在未来给主体带来的养老收益贴现值大于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主体就会做出生育子女的决策。但是，主体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常常是短视的，由于生育成本是在当期支付，而养老收益却是在未来获得，所以主体倾向于推迟成本的付出，可能做出放弃生育的决策。对于退休决策而言，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会通过实现消费—闲暇效用最大化而做出最优的退休时点选择决策，但不具备完全理性的主体由于自我约束能力的缺乏，会过高估计闲暇的价值而低估退休后消费的重要性，导致在没有储蓄充足的情况下选择提早退休，从长期来看违背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则。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阶段，微观个体的行为经常表现出短期化倾向，即对未来收益普遍具有较高的折现率（汪丁丁，2010）。所以，在中国情境下，非常有必要从基于时间偏好不一致性的非理性决策视角出发，对关乎每个人一生福祉的生育、退休、养老问题做出更有现实意义的解释。